⊙李 莹［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论苏童小说中的人性阴暗面的书写现象

⊙李 莹［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苏童的小说创作以人性阴暗面的书写见长。在他的文学世界中，摒弃了传统文学创作中作者要赋予笔下人物理性的启蒙和积极的引导作用，隐去了对理性光芒的膜拜，代之层层剥离人性，通过书写人性的阴暗面，凸显了个体生命在其独特价值中的非理性的狂欢。

苏童小说 人性 阴暗面 精神困境

一、前言

“在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学的种种变动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大体上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文化批判锋芒得到了充分的展露，一是人性挖掘进入对人自身的审视。这两个创作层面透视了创作主体对现代理性立场的追求，它既是“五四”文学精神的续接，又是它必然的历史延伸。在对人性的展示方面，许多作家也超越了古典人道主义的伦理层次，清醒地揭示了人自身的弱点，进入人认识自我的深度。”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文学回归自身，对自身的体认更是多了些悲悯色彩，除了生存的艰难与难以忍受，还有周围人性不堪入目的丑陋与卑下。

作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先锋人物，苏童自然将创作视角对准人性，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对于人性的刻画不同于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呈现的琴瑟和鸣的完美人性世界，而是暴露出俗世人性中最为阴暗的一面，或扭曲的欲望，或血腥的暴力，或无望的孤独。正如苏童自己所说：“人带有自身的弱点和缺陷，与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种种问题发生关系，陷入困境，当然它比较主观，虽阴暗残酷，但这是人必须要面对的东西。”苏童的小说可以说摆脱了虚假的浪漫主义或伪现实的大团圆结局，将人类生存最为低下的一面展示给读者，它不再承担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等外在意义，而达到人类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高度。

本文意图从“欲望与孤独”“仇恨与暴力”“压抑与堕落”三个方面去探讨苏童小说中阴暗人性的书写现象以及所体现出的人性深度和复杂性，以期对人性研究方面有新的补充。

二、非理性的欲望

当苏童小说还停留在探索时期，当时文坛则竖起“欲望”的旗帜，一些作家用敏锐而细致的笔触剥开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秩序的包裹，深入人的精神世界，去挖掘、剖析人的深层欲望。苏童对欲望化叙事的痴迷明显受到了当时文坛的影响，而苏童在潮湿隐晦的南方长大，在创作自述中，他回忆自己的过去时，曾坦言道：“在漫长的童年时光里，我不记得童话、糖果、游戏和来自大人们过分的溺爱，我记得的是清苦，记得一盏十五瓦的黯淡的灯泡照耀着我们的家。”可以看出，他小说创作中重视人的内心情感、内在意识的挖掘和潜在欲望的表达。这样一种内敛的创作风格，明显来源于童年生活的影响。因此，从《桑园留念》开始，人的欲望之流便开始在他的小说中喷薄而出，一发不可收拾。

首先是生理的欲望，这包括求生和性爱的本能。《米》中，五龙从遭遇洪水的家乡逃离到城市，为了在新的城市里争取到自己生存的权利，对地痞阿保和米店冯老板的刁难和羞辱忍气吞声，像落魄的狗一样，不计人格和尊严。《十九间房》中，春麦瞒着全村人私藏了日军的武器，为了求生，带着妻子和孩子在雨夜里出逃，他的贪生使村里的乡亲惨遭日军的杀害，虽然说求生的欲望是生命最基本的欲求和权利，但过度的求生就是贪生。五龙因为贪生最后走向了复仇之路，成为欺辱别人的恶人；春麦因为贪生而致使全村人惨死。从表面上看，他们都是“恶”势力的象征，然而当恶势力侮辱他们时，他们既没有哈姆雷特般的决心打破这一困境，也无俄狄浦斯王的气魄和头脑，而是只有让自己成为恶势力一员，以更加恶劣的行径去对抗这个世界。而作为自然欲望的性欲，在苏童的作品中，也近乎是畸形的。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财主陈文治祖孙数代沉溺于女色，他们几乎垄断了近两百年枫杨树乡的美女；《妻妾成群》中陈佐千为了证明自己的性能力没有衰萎，已经年过不惑却依然执着于纳妾；《米》中五龙将性欲的发泄作为自己对抗这个世界的武器,最终肉体也被这无耻的性欲所贻害。苏童作品中到处充斥着的畸形的性欲望，是对萎顿生命力的无情拷问和揭露。

其次是物质占有欲。在苏童作品中，贪图财富的物质占有欲成了斩断血缘关系的锋利匕首，儒家传统文化中要求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准则被无情打破。《米》中柴生为了得到父亲五龙装满一生财富的木盒，竟然掐断了父亲最后一丝苟延残喘的生命之光；《城北地带》中，耍蛇人为了两百块钱将女儿滕凤卖给了生性暴戾的李修业，为其悲剧的一生埋下了种子；《罂粟之家》中地主刘老侠从弟弟刘老信手里夺过一亩土地，地主对土地的无限欲望使之将黑手伸向自己的手足。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手足相残”“弑父”“抛妻弃子”的情节远远超出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只剩下冷冰冰的欲望之流。

“苏童的欲望化叙事用生命潜在欲望的外化体验推翻了传统家庭伦理秩序，凸显的是欲望化的个人图景或者个体生命存在的黑洞。”在中华五千年的儒家文化中要求我们必须遵从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而苏童用欲望化叙事消弭了这一切，他隐匿了自己的道德化评价，更注重的是对人性真实本质的文学化呈现。

三、仇恨和暴力

仇恨是“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和强烈的报复欲望的，它可以存在于个人之间、群体之间或个人与群体之间。利益和情感上的矛盾、冲突，是仇恨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人性本恶，这样的判断就隐含了人性中最普遍存在的暴力因素。“艺术在此承担对暴力的宣泄，是对人性解放的乌托邦的、以幻想的形式解放人的受到压抑的反叛心理，化解人与现实世界的对立紧张情绪，规避现实的不合理性的有效表达形式。”这样，以残忍的笔触描写的人性恶，书写仇恨、暴力的内容，也就找到了合适的生存土壤。苏童笔下的人物常常怀揣着一种强烈报复的仇恨，他们在折磨自己的同时，更是将这样的仇恨发泄到他人身上。

枫杨树乡是一个延绵五十里，演绎着农民与地主的仇恨、穷人与富人的仇恨、富人与富人的仇恨以及穷人与穷人之间仇恨的生死场。在《罂粟之家》中，地主刘老侠从弟弟刘老信手中夺过一亩坟茔，地主对土地无尽的欲望使之将黑手伸向手足。陈茂和翠花花通奸生出了沉草，但刘老侠、翠花花、沉草都将陈茂称作“狗”，显示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仇恨和蔑视。沉草的枪杀陈茂与陈茂的强奸刘素子，前者将复仇指向了曾经给他生命的陈茂的生殖器，后者将仇恨则直接转化为了身体的暴力。阶级对立转化为阶级错位，仇恨矮化为性欲的发泄，苏童以崭新的视角彻底颠覆了以往复仇小说的文本模式。

苏童小说中的另一种仇恨则是来源于弱者对于强者的反抗。《米》中的五龙是暴力性书写的典型符号，五龙从农村流亡到城市，却得到了阿保、冯老板、六爷这些强权势力的欺凌，在长期的忍辱负重之中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当他终于成为米店老板和帮会头目时，他的各种畸变的本能与破坏欲望也就找到了喷发的契机。他本能的破坏性由自我转向外部世界，以变本加厉的施虐方式补偿曾经受虐的缺憾，甚至连妻子和情人也成了他复仇发泄的对象，这种破坏性的报复似乎成了他全部的人生内容。在《刺青时代》中，残疾的小拐总是受到香椿树街伙伴的歧视，这让他从小就处于复仇的亢奋中，他妄图将整个世界变得和他一样“残疾”：不断习武，热情地组织团伙，不失时机地制造流血事件。无法忽视的是，小拐和五龙虽是施暴者，但同时也是备受社会摧残的受难者。

暴力是仇恨必然的宣泄口,因此苏童毫不避讳地去铺陈暴力。这种暴力的书写并不是试图去消解仇恨，而是去赤裸裸地展现人性的扭曲和挣扎。

《城北地带》描写香椿树街“一群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定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街头的血腥气味，一些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桥上的扭曲的灵魂”。四个少年——红旗、达生、叙德、小拐都有着血腥和暴力的青春记忆。在他们眼中，暴力被推崇到了一个近乎神性的阶段，他们简单而盲目地将暴力当作证明自己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以此确认自己的存在感和掩饰终将沦落为普通人的焦虑感。如果说少年世界里的暴力仅仅是因为青春的躁动和无知带来的惋惜，那成人世界里的暴力则是以此来争夺生存话语权的悲哀。《米》记叙了乡村孤儿五龙阴狠歹毒的发迹史，可以说他是这部小说中的暴力符号。他从农村来到城市，遭受到各种非人的侮辱，而随后残酷的复仇和占有显示了他的罪恶本性。他气死了对他暗算失败的冯老板，赶走织云，霸占了绮云，炸毁了吕公馆，赶走了六爷，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头蛇。五龙以具有传奇色彩的卧薪尝胆的意志和阴狠歹毒的手段，成为独霸一方的人物，终于为他在丧失了乡下赖以生存的家园之后，在新的城市以暴力获取了生存的空间和权利。

四、压抑与堕落

人作为存在于社会这个大环境下的微小个体，总是会受到外在世界的禁锢和压制。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发达社会对人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人们的心理上：人们在心里不仅承受着生存所必需的基本压抑，而且还衍生出很多额外压抑，这就使爱欲变成了性欲，使劳动变成了苦役。”在苏童的文学世界中，到处行走着被压抑着的灵魂。面对压抑,他们也曾挣扎反抗,但更多的是迷茫中的堕落。

苏童笔下的人物在生理需求的压抑中苦闷彷徨，他们渴望以爱的方式去互相亲近，却连这么简单的诉求都被外部世界残忍剥夺。《门》中的毛头女人被寡妇的身份和伦理所羁绊，她无法为自己的生理欲求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只能用虚掩的门来表现自己渴望有人走进的心。在《河岸》和《米》中生理欲求的压抑更是演变为一种近乎疯狂而变态的行为。《河岸》中的库文轩极端地用剪去自己阴茎的方式来与生理欲求彻底决绝，并简单而粗暴地压抑着儿子东亮正常的生理欲望。五龙地位卑微，在城市中情欲与地位无法对等，然而“情欲像一根绳索勒紧他的整个身体，他的脸潮热而痛苦，黑暗遮盖了狂热的内容，他感到羞愧”。这样的欲望压抑太久渐渐成了一种变态，当他终于能够占有织云姐妹时，他的生理欲求里掺杂的却是仇恨和暴力。

人作为个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除去生理欲求，更多的是希望精神上的需求得到满足。《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的简氏姐妹常年将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不与人交往。姐姐少贞以冷漠孤独的态度抑制着自己的精神需求，更压抑着对这个世界充满美好向往的妹妹少芬。她将自己关在逼仄的阁楼中，像个古怪的老妇，她误以为对妹妹的善意“管制”是对生命的保护，却不知精神上的需求被压抑得衍化为心理上的扭曲。而在《离婚指南》和《已婚男人》中，婚姻成了精神上最大的压抑。《离婚指南》中的杨泊无法忍受味同嚼蜡的婚姻，想方设法想要离婚并与红颜知己俞琼开始新的生活，但他悲哀地发现他陷入了人生烦恼所织就的怪圈：结婚—争吵—离婚—平息。苏童在小说中表现出即使像婚姻关系这样的生物行为，也受到外在环境的制约。现实生存直接把爱情、婚姻这些神圣字眼的崇高意义消解为世俗的无奈。

面对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扎的主人公，苏童给出了解决的方法：或死亡，或反抗，更多的是妥协后的堕落。

五龙是城市中乡村人格沦丧的典型。在背井离乡踏入城市时，他起初是满怀希望的，认为凭借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可以在纷繁复杂的城市有自己的立足之地。然而城里充斥着强权与欺凌，当他以为自己越来越像人的时候，其实是将自己越来越推入堕落的深渊之中。“这就是城市。五龙想，这就是狗娘养的下流的罪恶的城市，它是一个巨大的圈套，诱惑你自投罗网。为了一把米，为了一文钱，为了一次欢情，人们从铁道和江边码头涌向这里，那些可怜的人努力寻找人间天堂，他们不知道天堂是不存在的。”最后五龙在辉煌毁灭之际明白了这几十年来的城市生活其实充满了罪恶，但他的肉体却在向难以抵挡的权力、地位以及金钱的诱惑靠拢。

《罂粟之家》中的沉草原本是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然而地主家庭“单传”的复杂环境让他陷入自身生命存在的尴尬境地。他认同的新式教育，却最终抵不过那芬芳而致命的罂粟花的芬香。“那真是世界上最强劲的植物气味，它像猛兽疯狂地向你扑来，那味道附在你的头上身上手上，你无从躲避。”沉草是个命运悲剧的符号，外在世界的压制让他在无法抵挡的诱惑面前靠近堕落。当沉草在荒凉的山顶孑然独行时，却悲哀地发现他原本所寻找和坚持的东西却在跋涉的途中被换成了他现在手中必须牢牢抓住的“人眼珠子”，正如他自己所说：“这真像一个圈套，在这荒凉无人的山顶上你会体会到跋涉后的空虚。”

五、结语

苏童无疑是位天性敏感、态度真诚的作家，他以手中的笔层层剥开了人性的阴暗面，记录了若干精神虐杀的真相和过程。他看世界的眼光，他的叙述语调，他切入生活的角度，他对人性深层的书写和揭示，都显示出他面对世界的诚意和勇气。苏童毫不避讳地去书写人性的阴暗面,没有启蒙，没有拯救，没有神圣的使命感，没有对终极价值的探讨，却是对人性价值的最真实的书写。正如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作家的文学信条：“与其用虚假的文明掩盖人性的黑暗，不如披头散发直面人生的黑暗。”

①陈美兰：《创作主体的精神转换——考察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种思路》，《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

②⑫孔范今,施战军：《苏童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第225页。

③王琪：《打开人性的褶皱》，重庆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简明伦理学辞典编辑组：《简明伦理学辞典》，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⑤摩罗：《逃遁与陷落——苏童论》，《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2期。

⑥王尧：《苏童王宏图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⑦郝春涛：《新时期小说人性发掘历程》，山东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页。

⑧⑨苏童：《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第186页。

⑩⑪苏童：《罂粟之家》，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第63页。

[1]孔范,施战军.苏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2]王源.新时期文学专题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5.

[3]程桂婷,陈凤阳.苏州作家研究（苏童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4]苏童.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5]苏童.罂粟之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6]王尧.苏童王宏图对话录 [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7]王琪.打开人性的褶皱[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1.

[8]孙丽秀.苏童小说主题论[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

[9]摩罗.逃遁与陷落——苏童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8(2).

[10]闫兰娜.孤独体验与情感缺席——论苏童小说中的生命意识[J].沧州师范学院报,2005,21(4).

作 者：李莹，西南大学文学院2016级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