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茴茴

小时候看《傅雷家书》，读到傅雷写的“先做人，后做艺术家，最后才是钢琴家”这句话，江洋的感受是似懂非懂的。而经过少年、青年的“一路拼搏”，在琵琶演奏、创作、教学上小有突破之后，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开始慢慢理解其中的深意。

立于演奏

学音乐的孩子大约有两种：一种是苦中作乐，一种是乐在其中，这和天赋无关，和性格有关。江洋应该是属于后者，从自幼学琴的经历谈到进入中央音乐学院的求学历程，他的眼睛里始终有一种兴奋的光芒，让人感觉到他非常享受一路走来的过程。这或许来自父亲传递给他的对于音乐的坚持与笃定。从芭蕾舞转行到琵琶演奏的父亲，在江洋小时候就为他定下学音乐的目标——走专业道路，为了这份笃定，父亲在他两岁时还去拜师学习钢琴，以便在他3岁半的时候可以亲自为他启蒙。从打基础的钢琴到专攻的琵琶，父亲始终用走在江洋前面的认真练习作为示范，以身作则告诉他学音乐应有的专业态度，这也使得他年幼的字典里少了“犹豫、偷懒、痛苦”这样的字眼。

第一次觉得自己在高规格的专业层面被认可，江洋回忆，是少年时期的他在北京参加第一届文华奖琵琶比赛。当时他在赛场上遭遇了“断弦”事故，对自己表现正懊恼的时候偶然听到评委对他的评价：“那个小男孩儿弹得不错，是前几名的水平。”好琢磨的他心里留了意，练琴愈发刻苦。当他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拜在琵琶教育家李光华门下时，陡然发现眼界真是开阔不少，想要努力痛快开拓一番天地的斗志也被激发起来。2007年，正值中央音乐学院为老院长吴祖强80岁生日举办作品音乐会，吴祖强希望有新人能够演奏琵琶与管弦乐队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李光华“斗胆”把当时还是学生的江洋举荐给吴祖强，老院长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相信你的眼光，你觉得他行，他就行。”即便如此，李光华也没有完全放心，第一次去和国交排练，他亲自开车送江洋过去，在一旁看着他和指挥、乐队顺利沟通才略微放心。正式演出结束从舞台下来，他摸着胸口激动地对江洋说：“你弹这首曲子20多分钟的时间里，我的心跳一直在加速。你最后一个音弹完，我终于确定，‘你能站住了！”

2011年，当时已成为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的江洋在老师的建议下参加了中国音乐最高奖——第八届金钟奖琵琶比赛，一开始他并不明白老师还坚持让已参加工作的自己去参赛的缘由。进入正赛后发现，从上一届金钟奖琵琶比赛距此已经7年，大量累积的青年演奏家亟需一个“破壳而出”的机会。进入决赛的12名选手几乎都没有明显的演奏缺陷，足可见此次竞争的激烈。在两轮打分中，江洋都获得了琵琶大师刘德海打出的满分，这是对他演奏最专业、直观的认可。从恩师李光华 “你站住了”的肯定到刘先生打出的两个满分，江洋感受到，音乐道路上前进的每一步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前行，也使得他理解了老师在教育、培养学生过程中的一番苦心。

新于创作

受父亲的影响，江洋对创作一直非常感兴趣。在李光华的支持下，2007年攻读研究生时，他同时跟随着作曲系教授李滨扬学习作曲。没想到，李滨扬一下子按住了江洋一上手就要创作民乐作品的念头。他给江洋做了一个比喻：“要先喝牛奶，不要急着吃大鱼大肉，这样才能避免把创作局限在你长期从事民乐演奏所形成的单一的音乐状态里。”为此，李滨扬要求他从作曲系本科一年级的基础课程开始学习，从中西方的艺术歌曲、钢琴独奏，到小型西方室内乐作品、合唱作品，再到西方管弦乐作品，同时聆听大量古今中外作曲大师创作的优秀作品，以脱离他“民乐作曲爱好者”的思维惯性。当经过这些打磨再回头时，江洋发现自己突破了过去相对局限的眼光，开始用全新、全面的视角看待中国民乐。第一次尝试着用学习到的创作技法让民乐素材焕发生机时，他终于体会到李滨扬一开始对他语重心长的叮嘱：“限制，是为了更大的自由。”2013年，江洋创作并自己指挥的民族室内乐作品《舞雩》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新作品比赛中获得金奖和最佳演奏奖。当他给两位老师报喜时，李光华都不敢相信，连说：“不会吧？”李滨扬教授非常兴奋地说：“太牛了，不仅要把琴弹好，作品也要和演奏一样好。不要觉得演奏是自己惟一的专业，要打开创作上的空间。”2015年，江洋在北京青年英才计划的支持下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作品音乐会，在2016年11月中央音乐学院国际室内乐音乐节上，艺术总监由熹邀请他再次举办了民族室内乐作品专场音乐会，这是他作为演奏专业教师，自己创作、指挥的两场音乐会。十几首有质有量的新作品，让江洋在演、创、教三个领域的全面发展受到业内专家的广泛关注。

谈到从演奏拓展到创作的尝试，江洋表示与西方音乐非常完备的曲目和文献体系相比，中国民乐虽然从历史时间上来说源远流长，但作品文献一直比较散落，真正成为专业学科更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江洋说：“学民乐的人其实都特别羡慕学钢琴、小提琴的学生，不是因为乐器，是因为他们有着怎么也弹不完的作品，而我们成型的经典作品却不多，好的新作品更少。”这是促使他学习创作最大的缘由。他感慨，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文化是中国音乐的根，是难得的“财富”，如果只是满足于对现有作品的演奏、学习，那仅仅是做到了“保存”而不是“继承”。只有具备了科学的音乐思维和宏观的认识，对中国音乐宝贵的财富进行创作、重组、再生，才能让国人喜爱、西方人了解，最终上升到让中国民乐立于世界仍然能被认可、被研究、被接受的层次。

谈到这里，江洋想到前不久参加的深圳一带一路大型音乐季的闭幕式演出，音乐会上再次与国交合作，参与演奏了叶小纲的第二交响乐《长城》，江洋说：“作曲家用恢宏的管弦乐队说出了深刻感人的中国故事，民族器乐与美声演唱和管弦乐队相得益彰，这是中国音乐尤其是民族器乐融入世界但却始终保持自我特质的重要方式。”

成于应变

生活中，美食和烹饪是江洋的一大爱好，他笑称自己如果不做音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开饭店，而且自己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厨师。在他看来，音乐最重要的在于感受，而感受来源于对生活中各种不同事情的理解和收集。音乐正如品味美食，离不开“色香味”的细节展示。美食的烹饪有技巧，音乐、生活也是如此，都要注意“分寸”的拿捏、“风格”的搭配和“火候”的掌握。他说音乐演奏、教学、创作以及烹饪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教有法而无定式，成于应变，败于教条。”照本宣科绝无未来，只有在掌握基本技能与规律的基础上，加入自己思维理念的创新，才能有无限的生命力。江洋总能想起刘德海所说的“要做民乐爬坡人”的话语，即便年轻也想做一个承担重任的民乐人。“西洋乐演奏者可能有一辈子都弹不完的作品，而民乐不同，民乐人时刻都不可以安于现状自娱自乐，要比西洋器乐专业的从业者更加努力。”说到这里，江洋的表情突然凝重了许多，“我始终坚守一个理念：中国音乐要回归母体。我们学民乐的青年人一定要明白几个道理，第一，民乐本质本土的音乐语言，你是否学到位了；第二，只说‘家乡话的民乐还远远没有被全面开发，要不断追寻多民族、多国度的音乐语言，让民族乐器伸展为世界性乐器，同时从西方音乐理念中提取他们的精华；第三，‘出去以后一定要‘回来，掌握西方音乐在某些层面上系统、严谨的艺术理念后要再回到母体，做到‘师夷长技。”在他看来，当下及未来的中国民乐的道路，一定要立足于演奏、教学、创作三位一体的良性状态，作为年轻的民乐人，更要多挑担子。

“傅雷先生不是说了吗，先做人，我现在的理解是，做人，首先要在茫茫众生中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位置和责任。”江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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