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

《2017中国留学白皮书》的数据显示，中国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2016年已激增至54万人，而在今年的调研中，目前正就读于中学及以下的计划留学群体，已达到全部调研人群的30%。数十万中国家长选择了逃离体制内教育。然而，在教育出口多元化的同时，如果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和评价的方式不能变得多元化，家长们的焦虑依然无法缓解。

“低龄留学”的济南故事

杨辉是济南某外企副总，女儿刚上幼儿园。最近几年，周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筹划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出去，希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不要被国内教育制度和考试所伤，不要被校园文化中的偏狭价值观所贻误？

对于身边这小小的少年留洋潮，杨辉原来一直很不以为然，哪有比让未成年的孩子离开父母身边更残酷的？他的计划是让孩子在国内读到大学二年级，初步构建起中国文化的基础和对中国的认知，然后再出去。他想用自己的方法，通过给孩子以补偿性教育与学校社会教育中不良的一面争夺自己的孩子。

但到了今年五月底，周围愈演愈烈的幼升小战争和焦头烂额的家长们让他放弃了原来的立场，犹疑彷徨于要不要也把未成年的女儿送出去，当个留洋少年。动用人脉找关系找资源对他来说并非不能为，他考虑的是从女儿的启蒙教育开始就参与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值得吗？ “目前国内教育基本都是将孩子送上高考的道路，我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全面发展。”

“低龄留学”是时代发展的一个侧面。在独生子女时代，能够且敢把心肝尖送出去的，在这个社会里，其视野格局和经济条件都算是不错的。

济南某外国语小学王京的家境殷实，他父亲年轻时曾在体制内工作十年，目前在北京做房地产。近两年，王父感到在房地产领域，不论是政策还是市场，都变数颇多，咨询几位朋友的意见后决定投资移民。目前王父在密苏里州已购置了几套房产。由于王家并没有什么亲戚在美国，未满18岁的留学生王京的监护人，是美国某华人房产中介，该中介和王父达成协议，负责照顾王京的日常生活。

多年前王父便希望儿子出国读书，希望孩子过一种很单纯的生活。除了对房产领域变数的担忧，让儿子出国还有个原因，他们全家都是济南户口，儿子不能在北京高考。

最近10年，中国人均GDP增长推动了留学人数不断增加，高净值人群个人财富快速增加影响了留学人数的增长率。

新东方教育集团与艾瑞咨询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留学白皮书》的数据显示，中国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2016年已激增至54万人，而出国留学人数的增长与目前留学生年龄两极化有关。报告指出，在今年的调研中，目前正就读于中学及以下的计划留学群体，已达到全部调研人群的30%。

济南某留学机构市场部负责人介绍，近期有一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申请留学，目前已经办理成功，申请的是新加坡的一所学校。“以前这种趋势在济南还不明显，只是在上海、广州等城市比较多。近几年来，济南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增长很快，小學生出国留学已不足为奇。”

“这一代的家长和上一代已经不一样了，他们本身是受过教育的，希望孩子有个轻松快乐的成长期，但在当下的教育模式下是很难有。”毕业于山大中文系的资深媒体人鲁引弓说。

三年前，他创作的小说《小别离》因其所直面的中国教育现状曾在改编为电视剧时引发现象级讨论。是否该送未成年孩子出国读书的话题，各方对利或弊各执一词，但家长坚信，出国读中学，是他们逃离目前教育制度的唯一方法。鲁引弓说，“忍受分离，这一定是非常态的。走还是不走，实际上是在质问当下这片土地。”

留学潮里的彼岸：获得什么，逃离什么

12岁的李涛从北京中关村三小毕业后，凭着声乐特长考进了海淀区一所中学，这所学校在北京市排名很不错，离家又近，仅5分钟路程，一切都让妈妈顾沁芳满意。上学没多久，李涛和妈妈就有了矛盾。顾沁芳又被气哭了。她问孩子，“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孩子告诉她，“我在学校里很压抑。”

李涛爱好文科，喜欢历史、政治、辩论。班里男生本来少，而能聊得来的几乎没有。历史课上，他总举手回答问题，但老师却不怎么叫他，因为会占用课时。“我真的特别痛苦”。听到儿子说这话，顾沁芳第一次想到让儿子出国读高中。

2015年9月，14岁的李涛进入新泽西一所教会学校，成为一名九年级新生。课上课下同学间积极的讨论，正是他在中国时一直渴求的。他连续两个学期获得了校“二级荣誉”，在校园篮球队里，也是核心角色。李涛在美国的进步让顾沁芳感到当初决定的正确。

调研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家长认为孩子出国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摆脱应试的压力，更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科目。但并不是所有孩子都在异国过得开心如意。

据美国国土安全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来美读中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从2005年仅65人，到2015年已经增长为34578人，约有14.5万国际学校学生。数十万中产家长选择了逃离体制内教育。

然而，在教育出口多元化的同时，中产家庭却产生了更大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在和教育体制发生了碰撞之后，产生的各种不满、无力感，他们开始质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体系不能适应我的孩子？”“为什么从那么小就要让孩子进行残酷的竞争？”他们试图在体制之外寻求一个解决的方式。

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第一波留学浪潮以公派的访问学者为主，自费留学生非常少见。差不多四五年之后，留学人群中涌现了大量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为目的的自费留学生，作为真正的“海归”，他们学成之后的待遇令人艳羡。

2000年前后，国内出现了第三波留学浪潮，与前辈不同，这批留学生有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中国高考。他们中，很多人成绩一般，家庭富裕，在国外可以轻易上大学。这波留学潮的参与者，有很多却成为“海带”“海藻”。

看上去，出国寻找出路的前景正在渐渐黯淡，但在最近几年却兴起了第四波留学潮，“大众化”与“低龄化”是它的标签，主角是许多未成年的孩子。家长的决策几乎是改变自己孩子命运的唯一机会。虽然这个过程充满繁琐和不确定性。

事实上，如果社会向上流通的管道和评价的方式不能变得多元化，中国家长们的焦虑依然无法缓解。

一百多年前，清政府选派了数十名贫困家庭的少年，出国学习洋务。那时的中国，尚在抗拒现代化的转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注定失败。在海外的少年们，剪掉了辫子，热衷起探究洋务背后的政治文化，见此苗头，清政府将这批少年召回，也中断了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尝试。

这种转型，至今仍在进行。而转型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也催促着一些父母带着幼子举家外移。社会之痛传导到家庭，才有了一个个孩子的出国，他们离开既为了获得什么，也为了逃离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