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当入学演变成一场综合博弈

最近，山东省各小学正处于入学审核和通知书发放的最后阶段。拿到重点学校录取通知书的家长开始在朋友圈各种疯狂晒娃，尚未拿到的则使出浑身解数让孩子渡过这一关口。

为了应对家访，有的家长每天晚上挤在破旧的学区房里待到深夜，教孩子撒谎，说自己每天都住在这里。为了提供入学的各种证件，有的父母甚至到处找人去办理各种假手续。

同期，有媒体报道称，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外来务工就业人员子女申请入读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时，被要求提供“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从而引发警方“怒怼”。

此前，上海市青浦世界外国语学校的家长电子问卷也被披露。问卷要求家长填录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的工作单位、职务及第一学历。更有家长在网络上表示，自己孩子去面谈的某民办小学，还要看家长的身材。如果过于肥胖，说明家长的自我管理能力不行。

“起跑线”上的种种乱象背后是一群焦虑的家长。“当别人在朋友圈炫耀说，他家孩子已经造出几十个核弹了，你的孩子却还在研究土法制地雷，你会不焦虑吗？”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家长的焦虑很容易扩散，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最后每个人都顾虑重重。

作为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门槛都那么拥挤。本来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幼升小、小升初早已演变成一场立体战争。白领、金领、富豪、煤老板、房产商、政府官员……全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它们是金钱、权势、信息、时间、效率、耐心、教育理念、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博弈，“超限战”的说法绝不夸张。

“孟母三迁”的时代演绎

昔孟母，择邻处。当代的“孟母三迁”，在教育方式与教育环境的改变之外，某种程度上正被演绎为财富增值的故事。比如，北京市西城区实验二小附近一套十多平米的住房曾以30万元每平米的价格转让，被媒体称为新的“宇宙中心”诞生。

实际上，在美欧等教育和经济发达的国家，以及和中国家长一样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韩国，很早就实施学区制，“学区房”也成为学区制的必然产物。理论上，“学区房”可以用“级差地租”来概括：一个地方拥有的可供使用的要素越多，市场需求自然也越大，价格自然也就越高。作为资源配置的信号，当这个价格达到一定上限时，那些有经济能力的阶层，可以选择其他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比如选择交纳更高的学费上私立学校，或者选择海外置业。

在私立学校，有一周一次的私人课程，也有全日制寄宿学校。它弥补了新兴中产阶层对优质教育的期望和中国的公立教育之间的差距。专注亚洲的证券经纪和投资银行里昂证券（CLSA）估计，截至2016年，中国私立学校教育市场的规模超过3.15亿美元，而私立国际学校的就学人数在2018年前将保持每年14%的增长。

在国外，“今移民，择校居”是当代华人移民社会存在的现实。在英国BBC的一期时事评论节目中，有位嘉宾略带调侃地指出，只要哪个区域有好的中小学，就会有大量的中国人迁入。

每年发布中国年度富豪榜的胡润集团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的富裕阶层愿意把他们年收入的20%-25%投资在孩子的教育上。这场现代“拼娃”战的背后，除了教育资源严重失衡、家长望子成龙、特权寻租赤裸裸地侵犯了教育公平外，已经形成了一条庞大的产业链，部分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二手房中介、海外留学置业中介等形成利益同盟，造势分利，不亦乐乎。

教育的本质与灵魂交响

学位紧张或许是一个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还在不断地涌入城市，一线城市甚至出现人口超过社会资源承受能力的状况。相应地，出现了城市里学位不足、农村里学校空置的情况，这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决定的。

正如媒体人、时事评论员刘汉振所言：“父母争取把孩子送进距离家庭较近、教育资质更好的学校，从整个社会来看是一种正常的资源配置过程。但是，如果学位的供需矛盾激化到倒逼出假离婚、假户口这样的造假现象，或者给家庭造成過重的成本负担，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难题。”

《中庸》中有言：“修道之谓教”；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提到“教，上所施，下所效者；育，养子使做善也”；台湾教育家贾馥茗认为“教育所教的人，是要超出生理人或自然人的领域，成为社会人、文化人、道德人、君子、仁人，以至圣人。”

教育是慢的艺术，需要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子女的教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父母的自我修行。然而，当所有的机会呈现在面前，每个人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追逐优质教育资源的路上，折腾还将继续，环球同此凉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