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峥

中国其时文革刚刚结束，经济还处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整个社会的物质与文化生活都极为贫乏。要当时的中国读者去理解书中写到的美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与精神危机，恐怕是十分困难的。说得不好听点，这就像让一个饥肠辘辘的乞丐，去理解一个因为山珍海味吃得太多而消化不良的富翁的痛苦一样。

但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经得起反复阅读的。在时隔三十年之后再阅读《洪堡的礼物》，四十五岁的我，觉得特别有感触。因为在今天，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情势改变了。我们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和这本书中的洪堡和西特林所面对的同样的问题。

这便是洪堡的礼物

《洪堡的礼物》中故事是这样的：查理·西特林在写了一部在百老汇走红的戏，并赚了一大笔钱之后，回到了他的出生地芝加哥，那座对贝娄来说象征着物质主义的大城市，它“庞大的外部生活，包含了美国诗歌及内心生活的全部问题”。

西特林回到芝加哥是因为他想完成一部巨著——结果他受到离婚妻子的缠讼、黑帮分子的暴力威胁与骚扰、美国国内收入署（IRS）的审计。所有这些琐事、干扰与烦恼让他心烦意乱，许多年过去了一事无成，直到多年前就已去世的、与他亦师亦友的诗人洪堡留给他的一份遗产唤醒了他。

小说中的西特林不停地回忆着他与洪堡的友谊。多年前他从美国中西部来到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去拜访早已成名的诗人冯·洪堡·弗莱谢尔。洪堡热情地接待了他，跟他谈论文学、思想，并引他走上了文学之路。

洪堡曾对他说，“诗人应当想出对付实用主义的美国的办法。”但他自己却最终没能战胜实用主义的美国。这也是由于他自己的两面性。他是个诗人，是个幻想家，但他同时又是个物质主义的美国人。他已经有了四份闲差，但还是渴望着出名、发财。

洪堡还抱有政治上的幻想，希望能够有一个爱好哲学与艺术的美国总统来主政，并引他进入华盛顿来建立一个歌德的魏玛，结果他给予厚望的候选人史蒂文森却输给了艾森豪威尔，他进入政界的希望落空了。洪堡收入不少，但他还想获得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这一期望，也随着他所从属的政治派别的失利而落了空。在这双重打击之下，洪堡发了疯。

西特林还在不断思考的，是洪堡与他的反目。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金钱。洪堡妒忌西特林的成功，当他的戏在百老汇热演的时候带了一批人在剧院外举着标语牌无理取闹。西特林感叹道，“其实我赚的大笔钞票，是钞票自己赚来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了它自己阴暗可笑的理由赚来的。”这个制度让他赚到了一大笔钱，可是又想尽方法夺走他那笔钱：“之前对我的灵魂毫无兴趣的政府，马上要从我灵魂的创造性努力所带来的利润中拿走百分之七十。”

洪堡最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在纽约的一家蹩脚小旅馆里。但他在死前却有片时的清醒，留了一个剧本給西特林和已经跟他离婚的妻子，这便是“洪堡的礼物”。

西特林惋惜洪堡的苗而不秀，秀而不实：他的那些学问，天才，内心的痛苦，辛勤的写作，都白费了。仅仅过了三四十年，他的诗歌就被人遗忘了。西特林感叹道，“也许美国并不需要艺术和内心的奇迹。它已经有了这么多外部的奇迹。美国是一桩大买卖，很大很大。”

西特林在书中历数美国的那些走上自我毁灭之路的文人：“埃德加·艾伦·坡被人从巴尔的摩的阴沟里拖起来。哈特·克莱恩从船边走进了海里。贾雷尔倒在了一辆小汽车下。可怜的约翰·贝里曼从桥上跳了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对这些自杀的文人津津乐道：“不知道为什么商业和技术的美国特别欣赏这种可怕的事……这些诗人证明，美国太粗糙，太庞大，太过分，太严酷，美国的现实太让人无法接受，而美国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从这一角度来看，《洪堡的礼物》也可以理解为是对物质主义的美国的一部控诉。

西特林对那些自杀的美国文人寄予了同情，但同时也认为，这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内心不够强大：“你不能靠发疯、怪癖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来吸引人们的兴趣，而是靠你抵销世界的纷乱、忙碌、嘈杂，并因此能倾听到事物之本质的力量。”诗人不能放纵自己的软弱，并试图把自己的软弱，变成比自己的诗歌更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他所应当做的，是更深地沉静下去。用他们内心的深沉来抵销这个世界的肤浅、浮躁与纷乱。

洪堡是被毁灭的，但同时他也毁灭了自己。他放弃了诗人的天职。

诗人，台风眼

西特林最终意识到，诗人应当是台风中心的台风眼，是纷乱世界中的一个宁静的角落。艺术家要靠自己强大的内心来对抗这个世界的嘈杂。

贝娄写的是美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困境：当代生活如何使知识分子魂不守舍，心神不定，无法投入艺术创作，无法沉浸于哲学的思考。他们外表的忙碌，遮掩了他们内心的懒惰。

贝娄通过西特林之口，敏锐地指出了在身体的忙碌与心灵的懒惰之间，实际存在着这么一种貌似悖论的关系：“懒惰其实是一种忙忙碌碌的、过分活跃的状态。这种活动赶走了美妙的休息或平衡，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诗歌、艺术或思想——这些都是人类最可贵的能力。”要抵制这种虚假的、表面的忙碌，要沉静下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其实需要强大的灵魂。

西特林对洪堡进行了温和的批判：“他始终未能挣扎到进入更高层次的清醒状态。”贝娄要求艺术家要有强大的内心，完全的清醒，那是灵魂的清醒。

今天生活在市场经济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也面对着洪堡和西特林所面对的同样的问题吗？过热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侵入到艺术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内心，引发共振。他们正在陷入无休止的活动中：似乎有一根无形的鞭子，在驱使他们去举行与参加越来越多的讲座、讲学、座谈、讨论和学术会议，尽管这些活动越来越少地吸引到圈外人的兴趣。

他们面对着无数让他们分心的事：要填无穷无尽的表格（而计算机软件又让管理层设计表格，变成了一桩极轻易的事），来申请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申请各种层次的岗位津贴，汇报年内的工作量、科研成果，申请校内、市级、省部级、国家级的各种项目基金，这些项目可以带来一笔笔既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的钱。但吊诡的是，谈论学术的时间多了，钻研学术的时间少了；申请项目的时间多了，做项目的时间少了。

他们神魂不安，无法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因为外在的生活，挤占了他们太多的内心空间。

这全是别人的错吗？不全是别人的错，部分也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正在用关于艺术与思想的活动，来代替藝术与思想。

更深层的含义

为什么物质能够获得对内心的如此巨大的胜利呢？贝娄的答案，是艺术在二十世纪技术的巨大进步面前显得尤其无力。他写道，“古代的俄耳甫斯能感动木石。但现在的诗人不会做子宫切除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他已经不再拥有奇迹与力量。”

生活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想象。而推动它发展的力量，并非文学艺术。那么，在物质生活如此进步之后，人还需要精神生活吗？精神生活还有意义吗？贝娄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是什么使我们还要从事于文学和艺术，是什么还令我们需要文学和艺术呢？

贝娄的答案很奇怪，但也很自然：这其实跟爱有关。

爱，这是一个多么经常被我们遗忘的词啊！

但只要还有人存在，就会有爱存在。只要爱存在，那么就会有艺术存在。因为只有艺术，才能使爱长存。贝娄说，“没人会在注定会被遗忘或浪费的东西上面，倾注这么多心思，或者说爱。爱是对存在的感谢。”那些美好的情感，不应从地球上永久消失——那么只有什么才能把它永久地记录下来呢？只有艺术。

《洪堡的礼物》其实是一本关于死者的书，是一本关于生者对死者的怀念的书，是一本关于死者对生者还在继续发生着影响的书。

西特林说，“如果我们选择让死者活着，那么他们就会在我们的心中活着。”艺术可以把我们关于我们所爱的人的回忆，永久地记录下来，并且让他们不但活在我们的心里，甚至活在从未见过他们的人的心里。

贝娄在写这几句话的时候，似乎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他写《洪堡的礼物》也是出于爱，出于他对已故的诗人、短篇小说家、评论家朋友德尔墨·斯瓦茨（Delmore Schwartz，1913-1966）的爱。通过他的笔，贝娄让他的朋友的形象，他的痛苦、斗争与煎熬，永久地在我们的心中存活下来。

这大概也是书名“洪堡的礼物”在更深层面上的含义吧：洪堡的礼物，不单单是一部电影剧本以及它带来的可观收入，也是他对曾受他错待的朋友西特林和曾被他错怪的前妻凯瑟琳的爱吧。

（作者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外文所所长）

责任编辑：孙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