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卫：全球化中的城市定位与智库生态体系建设

张大卫，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顾问

关于全球供应链背景下的城市定位问题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正在全面推进，城镇体系在重新进行布局。在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这就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就是城市发展当中的新机遇、新目标。

当前城市发展面临两个深刻变化：一是全球一体化正在全面推进。虽然美国总统大选两位候选人对经济全球化提出了不同看法，但从整体来看全球化的潮流是谁也逆转不了的。在全球化过程中，每个角落的生产和生活都会融入全球的供应链体系中，这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正在逐渐发挥其全球化枢纽的作用，成为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者。我们坚信，只有全球化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更好推进全球治理与命运共同体建设，最终给世界上的每一位成员带来福祉。二是新工业革命正在深入开展。新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发生剧烈变化。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革命性机遇。从信息科技角度来看，互联网正在由信息互联网向流通互联网、服务互联网，进一步向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价值互联网进行演进，这些都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城市。例如杭州不仅是一座创新的城市、文化的城市，更要建设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枢纽和节点城市。我觉得这就是杭州在全球化和新工业革命情况下对城市定位的重新审视和重新判断。

美国著名战略家帕拉格·康纳写了一本书叫《超级版图》，这本书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理解具有一定的战略深度。他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中国外交的新格局和全面开放的新战略，还是中国重构世界版图的一次壮举。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这三个词语和杭州当前的发展态势、定位具有很高的一致性。众所周知，杭州现在已经成为新商业文明城市的领军者。书中提出全球化正在进入全新发展的阶段，全球范围内互联互通的超级版图正在形成。在互联网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要想获得繁荣，就必须通过基础设施来打造供应链。这个基础设施除了交通、电力等硬件基础设施以外，也包括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一些软的数字基础设施，然后做到资源、生产、服务、消费的联结。杭州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阿里巴巴的平台联结了全国甚至全球的商务平台，然后实现地域的互联、经济的互联、数据的互联，深度参与到全球资源、资本、数据、人才和其它一切有价值的生产中。

一座城市一定要在全球供应链中尽可能多地参与到资源流、资本流、数据流、人才流以及其他有价值的流中。如果消极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历史洪流，不能有效参与到有价值的资本和信息流动中，那么这座城市就会走向衰弱。每座城市每个企业不一定为全球供应链服务，但是必定要接受全球供应链的服务，因此一定要在全球供应链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康纳先生还谈到未来全球会形成约50个超级城市群，它们构成了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网络和节点，这些城市群非常有可能覆盖全球的经济主体。同时，国家、区域经济会被城市经济代替，而城市经济的代表很可能是航空型都市。在“互联网+”时代，在新工业革命不断向前推进的阶段，我认为每座城市特别是有重要使命感和伟大愿景的城市，一定要重新谋划自己的城市定位，重新构建城市的新功能，找准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以及全球供应链网络节点中的城市定位。

关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内智库建设问题

当前智库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内涵的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智库建设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强调智库是国家的软实力，要加强智库建设，来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把智库变成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央为了推进智库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如2015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这些规划文件正在顺利实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在贯彻中央关于智库建设的精神，不断地调整、发展，力求做出精准的判断。目前有几个想法：

一是尽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智库生态体系。智库开展国际交流，在国际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多的作用需要厘清智库的功能定位与协作分工。目前我国智库建设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定位不准、投资竞争等等。因此，受中宣部委托，我们正在开展世界智库机制比较研究、中国智库机制体制研究两项重大课题。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提出一个建议，就是要尽快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智库生态体系。在中国新工业革命条件下，我们的产业体系正在不断变化，产业集聚、产业集群正在向产业生态方向演进。徐光春书记考察杭州特色小镇建设后很受启发，认为杭州打造的这些特色小镇，实际上是在塑造不同产业的生态园区、生态圈。这就给我们智库一个启示，就是智库建设也要体现这样的生态体系，打造良好的错位发展、相互涵养的智库生态体系。要做到错位发展与相互涵养，涉及到圈层调整定位的问题。

二是建立智库的生态体系来促进智库发展的多元化。无论是政府、高校，还是企业、社会、传媒体系，不同的主体应该立足于不同的角度，发出不同的声音，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智库的观点。同时，推进智库体系建设，中国要在国家安全、国家战略、公共外交中发挥重大作用。这就需要每个智库明确自己的定位，找准自己在不同智库圈层结构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三是培育智库内部的相互涵养机制，促进智库能量的积累和有效释放。这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例如如何更好地推动政策分析市场的优化完善。智库的本质是为政府决策服务，美国智库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影响政府决策，每个智库都会形成一些智库分析的思想产品。这些产品实际上可以互相涵养，互信借鉴，互相支撑。一个智库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在美国享有“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称号的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是“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这也是世界公认的智库标准。因此我完全赞同王国平书记提出的智库要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我们也会在正在研究的课题中将这个重要观点吸收采纳进去。作为中国的智库，对国家发展要有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重要前提，然后才是涉及到思想产品的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每个智库形成自己的思想产品，并且能够相互交流。

四是加强智库传播，促进智库思想产品包括智库影响力的转化。要形成智力资源的交互平台。在联动、包容、开放、共享的理念指引下，社会资源和智力资源可以广泛共享。坚持推动思想产品的分享。面对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表达，用不同的方式引领社会共识，影响政府决策。

此外，建设良好的智库生态体系还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参考借鉴其他一些产业形成的产业生态圈、产业场景的状态。这也是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