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蒂奇和古尔迪指出，在过去的五百年里，历史学家始终是人群中最敢于向当权者讲述真理的，他们善于观察长时段的社会变迁，勇于向公众揭露腐败行为，因此有能力把历史过程置于更大的背景下加以拷问。

刘钝

中国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此时距其前任奥巴马批准签署这个文件还不到一年半。回看历史,美国政客这样无视大国信誉已不是头一回了。2001年初，身为共和党人的小布什总统一上台就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当时距其前任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签署这份文件不过四年。

在20年的时间里美国两次缔约又两次毁约，说明气候变化问题在美国总统那里已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主要是意识形态与政党立场问题。特朗普不过是践行自己在竞选总统时的诺言而已，他声称退出《巴黎协定》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利益，使这个国家重新强大起来,背后的目标则是众多草根手中的选票。

共同的挑战

这种政治跷跷板的现实及其危害，在不久前出版的编史学著作《历史学宣言》中得到了深刻的剖析。对于当今世界呈现的加速上升的种种危机与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该书一开始就发出了尖锐的责问：

安全在哪里？自由又在哪里？我们的子孙能够称之为家园的地方何在？你找不到一个长期的公共机构来回答，根本没有人试图回应上述重大的时代变迁。……在这个不停竞选的时代，政客们筹划问题的时限只是下一次的参选。他们在公众演说中当然会谈到后代子孙的福祉，但二到七年的任期决定了哪些问题必须优先解决。其结果，便是少有资金投入到凋敝毁损的基础设施和学校教育，更多的资金被投入到增加目前就业的项目。

《历史学宣言》的作者是两位在美国工作的历史学家阿米蒂奇和古尔迪——前者是出生在英国的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后者现为布朗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两位作者“宣言”的目的不是政治宣传与革命鼓动，而是合力推出一本充满激情和挑战性的编史学专著。

通观全书，其核心是批评当前史学界的短视与碎片化倾向，呼唤长时段历史的回归，号召历史学家在政治决策与公共领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作者们在书中警告道，历史学科正在逐渐失去对普通公众的吸引力，它往昔在政治决策者那里的优越位置正被其他学科代替，特别是落在那些将人的本质看成是静态的经济学家那里——后者的立场往往不是基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满足当权者任期的需要为出发点。

两位作者特别指出：以美国为例，至少在有关气候变迁、国际治理和社会不平等这三个公众议题上，有关未来发展的话语权完全掌握在那些信奉普世经济模式的人们手中，而历史学家可以也应该在这些议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只介绍他们关于气候变迁这个议题的论述。

不明的前景

上世纪60年代，先后出现了卡逊《寂静的春天》、哈丁《公地的悲剧》等关切生态危机的著作。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有关未来环境的评估报告《增长的极限》，警告人类不能再不计后果地追求经济上的成功，并对以此为目标的科学社团、大型公司以及国家进行谴责。与此同时，美国经历了一场民间宗教式的“末世论”（eschatology）思潮冲击，人们先将环境恶化的罪责归咎于工业化，继而悲悯人类难逃毁灭的厄运。福音传道派作家林赛等人的《消失的伟大星球》，成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非虚构小说类中最畅销的一本。到了21世纪初，一种新的崩溃叙事悄然出现，受到昆虫学家威尔逊有关蜂群崩溃考察的启发，论者把人类文明比作使役过渡的生态系统，将工业化以来的历史与业已消亡的复活节岛文明相提并论，断言人类末日的不可避免。

相比于“末世论”，一些经济学家主张的“丰饶无忧说”（cornucopian stories）似乎更能获得紧盯着GDP和就业率的政治家们的青睐。在这一派人看来，生态学家和气候科学家们在思考未来发展趋势时，基本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的作用，如新能源的开发会使有害排放物大幅度减少，有效益的产权可以减少资源的消耗等。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就垂青此说。某些左翼经济学家甚至认为,仅凭某个理论就剥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机会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按照当下的趋势，经济增长至少可以不受干扰地持续半个世纪以上。

作者还指出，对于全球气候变迁的应对，1987年联合国环境特别委员会（即布伦特兰委员会）提交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一个关键事件。该报告认为发达国家不应为改善气候状况负责，原因是它们正致力于扶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又宣称全球南方已陷入“囚徒困境”，由于印度和中国等国对全球气候变迁问题的立场不明确，美国不应主动行事。这正是特朗普在竞选和退出巴黎协定时的主要辩词。阿米蒂奇和古尔迪写道：“在这一事例中，种类（species）的思想——坚持全人类必须合作应对——实际上是西方精英的一个托词，目的在于否认自己必须对气候变化作出反应；而历史思辨——尤其是印度和中国精英认同的后殖民史——轻松摘掉了西方经济理论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世人看出这是为无所事事寻找的借口。”

历史的王牌

两位作者观察到，在经济学家和气候科学家针对政策制定的论战中，历史成了双方都试图借用的王牌。事实上，当下气候科学中的大部分内容并不是拓展新的生态模式，而旨在澄清历史问题。气候学家中的许多人，正致力于确立一个各方都认可的造成气候变化之人为因素的时间表，进而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改变现有的环境政策。诺贝尔奖获得者、大气化学家克鲁岑于2000年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旋即引发史学界的激烈争论。这一概念把人类活动的累积效应与地质学年代联系起来，既涵括历史又指向未来。人们不禁要问：是250年前出现的蒸汽机，还是五千至八千年前的农业革命，抑或更早的狩猎技术的进步导致的某些动物的灭绝与相应的生态变化，要为气候变迁承担“原罪”？把这个问题放在国际政治论域，就转换成谁来埋单的问题。

回顾历史确实能够提供气候变化大辩论中大部分问题的答案，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思想，如“地球系统治理”或“碳（排放权）交易”，就建立在全球人类史的宏大背景之上。

同样的动力也影响了当下的经济学。包括马坎狄亚在内的经济学家正借助历史思维考察经济增长与生态恶化这一对矛盾，他利用历史档案得出结论，英国早在1821年就开始规范二氧化硫及其他有毒污染物的排放，由此施行的相关措施并未对人均GDP的增长造成显著影响，用历史数据驳斥了技术创新与生态保护不可兼得的论调。

书中还举出许多实例，说明长时段的历史学研究对于气候变迁这一议题是富有价值的。例如沃德（Paul Warde）研究近几百年来的犯罪案例与气候变化的联系，发现一旦环境恶化，整个社会通常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直到某种新的治理形式应运而生方能恢复秩序。特维特（Terje Tvedt）研究人类解决水荒与水灾的历史，从中国古代的灌溉管理直到当代非洲的水资源争夺，力图揭示水资源的利用是如何影响了政权形式、军事战略、农耕格局和工程建设等。他提出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因此未来的金融或工业中心并不一定要在沿海的深圳、伦敦或纽约，而很可能转移到水资源丰富的格陵兰或西藏。

我们应该向历史学什么？

此外，瑟斯克（Joan Thirsk）关于历史上寻求可持续农业经营模式的研究，汤普森对环境保护、有机农业和可持续建筑等历史资源的考察，马尔默和霍恩伯格关于蒸汽机的需求与使用范围的研究等，都被作者推崇为在人类过去与未来间搭设桥梁的典范。他们满怀激情地写道：“历史绘制的画卷不止包括得意洋洋的资本主义幻象以及气候变化扬起的末世烟尘，里面还有更为现实的通向未来的路径，这当然取决于我们究竟想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历史帮我们开辟新的思维，摆脱惊悚的旧日噩梦。”

阿米蒂奇和古尔迪指出，在过去的五百年里，历史学家始终是人群中最敢于向当权者讲述真理的，他们善于观察长时段的社会变迁，勇于向公众揭露腐败行为，因此有能力把历史过程置于更大的背景下加以拷问。从历史上看，人类文明创造出来的最富韧性的组织就是大学，大学中的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学，是向后代传授批判性思维这一教育信条的最基本工具。

回到《巴黎协定》，令人欣慰的是几乎整个欧洲都没有追随特朗普，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重申了履行责任的承诺。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征程上还会遇到很多新的挑战，“丰饶无忧”只是幻想，“末日”也没有降临，社会还要进步，历史永远是令人尊敬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