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广东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军区政治部联合组织开展“南粤星火路”采访报道活动，南方周末“姚忆江工作室”派出记者，赴江西南昌、福建龙岩及广东梅州、潮汕等地进行采访，深入挖掘与建军大业密切相关的历史细节。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以全媒体的报道方式，揭示中国军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再现中国人民解放军90年转型、变革的历程。

1927年7月31日深夜。李逸民在等枪声，不时把表掏出来看。这个共和国的开国少将和他的战友们，难以想象这一夜将来竟如此神圣，神圣得百万军人将“八一”铸在勋章上、担在双肩上、戴在军帽上。

南方周末记者 郑宇钧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梦林 宣泽星

1949年3月，西柏坡。中原大地经过37年不曾停息的战火，和平的曙光已隐约可见：解放军转入战略决战阶段，这支曾数次濒临绝境的军队，在一步步成为这片大地的主角。可这支已建军22年的部队，仍然没有一面统一的军旗。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在毛泽东等领袖们眼里，那随风飘扬的，不单单是胜利的讯息，还是牺牲与奉献，是那些抛头颅的将士信守的主义和军纪。

1927年8月1日，一面红旗升起在南昌城头。这猎猎军旗，正是这支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根本。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1949年3月13日，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接下来的日子里，随着胜利的号角，这面八一军旗被插遍全中国。

起义：先延后，又提前

江西大旅社——南昌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所在地，这所建于1923年的四层楼是当时南昌城内最高的建筑之一，在起义中代号“炮兵连”。

“我们在重新改造这个建筑，就是为了保存好建军的历史。”2017年6月14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王小玲说，收集起义军的名录，也是她和同事们最重要的工作。“目前统计到的有名有姓的南昌起义人员达1042人，比建军80周年时所确定的858人增加了近200人。”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纪念馆一直在装修中。在三楼办公区，窗户都是清一色内嵌“八一”二字的五角星半透明窗花，时刻提醒着观者，这儿的历史。

1927年7月30日，南昌。

起义箭在弦上，一个意外来客却偏偏一再出手阻拦。

匆匆赶到南昌的中共中央五常委之一的张国焘，欲借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名义阻止起义。前一天，他连发两封急电，称“暴动宜慎重”。此时，起义已由原定的7月28日延后到30日。

炮筒子脾气的李立三，对倨傲的张国焘冷笑道，“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哪里还需要讨论？”在前一天，李立三就已命陈赓动手，在出纳科长沈寿桢的帮助下，收押行长，接管中国银行南昌办事处，缴获七十万纸钞、十万现洋。

面对张国焘钦差大臣式的口吻，前委书记周恩来气愤的拍了桌子，这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拍桌子。尽管与会人员都加以反对，但由于张国焘代表中共中央，会议不能形成多数决议。

7月31日，传来消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第二天就将陪同汪精卫来南昌，国民党已在九江清共。

纸，眼看就包不住火了。

最后，前委紧急会议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

7月31日18时，周恩来和叶挺到24师教导大队营房视察，“枪支是否擦干净？手榴弹是否会用？”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李逸民回忆道。

随后，周恩来做了详细布置：“今晚我们要缴反革命部队的枪，凡是碰到脖子上围着白毛巾、右臂扎红巾、电筒玻璃贴有红十字的部队，就是自己人，不准开枪。没有这些标记的，碰到就打。”

7月31日傍晚，蹲了不到一周监狱的共产党员陈光烈迎来了党的营救。狱门一开，一个戴着墨镜的国民党军法官进来说：“同志们，今晚七点，大家就要离开这里了，到一家豆腐店接受任务。”他特地嘱咐：“出狱的时间不宜过早，也不能迟；早了暴露目标，迟了街上戒严。”

李逸民在等枪声，不时把表掏出来看。这个共和国开国少将和他的战友们，难以想象这一夜将来竟如此神圣，神圣得百万军人将“八一”铸在勋章上、担在双肩上、戴在军帽上。

7月31日23时，枪响，他马上率部紧急集合，准备战斗，可司令部传来命令：“你们现在不参加打，但准备工作照样做，背包不准打开，原地待命！”

一阵阵急促的金属撞击声，士兵已推上了顶膛火，眼睛紧盯着套在准星上的目标，汗津津的食指紧紧压在扳机上，仅有丝丝铁的凉意从指尖爬上了小臂，直透全身。

这是叶挺部第24师第72团3营。7月31日下午，营长袁也烈通知全营夜行军。连干部一直到队伍出发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到了东门，副官以联络官的名义，走进预定当晚攻击的敌军营房。副官声称，部队刚进城，找不到宿营地，打算借他们营房空地露营。

敌军团长未加反对，还指示参谋给了联络口令。有了这个口令，3营就可以毫无阻挡地进出营房。敌军参谋还告诉3营副官说：“刚才接上级通知，说今夜城里部队移动频繁，要注意防止发生什么事情，请你们加强警戒。”

战士们挤在一起，愣愣地望着星斗，谁也不问今天行军为何停在这里。而连长们则趁机察看地形，有的还深入敌人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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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支即将交火的部队，一支在营房里，一支在营房外，相隔数十公尺，最远也不过一百公尺，现在都在睡觉，可一会儿就要眼对眼，枪对枪，刺刀见红。

敌人并不完全麻痹，派出一队队武装巡查，枪杆上顶着亮晶晶的刺刀。可敌人再抵近观察，只看到3营一排排架着的枪，背包打开，远处散落着行李担子，人都睡熟了。

夜深了，营房内传来鼾声。路灯下，3营开始活动了。袁也烈让连长召集三个排长睡在一起，小声下命令；然后依次传令。全营官兵轻轻地打上绑腿，扎好皮带，在左臂缠上一条作为战斗时识别用的白毛巾，然后依旧躺下假睡。

“砰！砰！砰！”城内清脆地响了三枪，这是指挥部的信号。“冲！”袁也烈一声令下，部队冲进营房。

8月1日凌晨1时起，南昌城枪声砰砰，炮声隆隆，火光闪闪。袁也烈站在高处，根据枪声的缓急疏密，推测着各路起义部队的进展情况，“让我们用枪炮把这沉重的黑夜赶走！”这个共和国开国少将回忆道。

这一天是农历七月初四，上半夜过后，月光黯淡，黑暗中满街都是枪声和口令声，“山河统一”这四个字被各式口音传递着，有的起义军来不及准备红带子，干脆光着一边膀子，把空衣袖塞到腰带里。

凌晨时分，朱德完成了他的任务——将四名敌军团长和团副调离部队并用计扣押后，带警卫员回家。当他们行至皇殿侧时，被士兵挡住去路。虽然答对了口令，但由于他们身上没有敌我识别符号，因此武器都被警惕性极高的士兵收缴。

城里的枪声渐渐稀落，东方已露出鱼肚白，原地候命了一整夜的李逸民终于等来司令部通知“起义胜利了！”

“我们的方针是缴械，不杀人。我们只缴了第三军和第六军一部的械，并没杀一个人。”周恩来曾对郭沫若说，8月4日郭沫若在来南昌的路上，被赤手空拳的俘虏兵抢走27支崭新的驳壳枪并殴打。

起义胜利了，但还有一支主力部队在百里开外，这就是25师，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此前被派往马回岭接应这支部队。他既没有电台，也没有电话，为解决联络问题，周恩来同聂荣臻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刻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

8月1日下午，火车从南昌发来了，聂荣臻率部队以“打野外”为名离营，73团团长周士第还不忘从师部最后一次领了当月的军饷，满满一黄包车的钱。部队走到半路时，张发奎乘火车追来了，他站在车门口喊：“你们干什么？要停止行动！”

聂荣臻同张发奎之间只隔着一座铁路桥，看着他清清楚楚。聂荣臻命令他掉头，张发奎不听他的。聂荣臻手下向空中放了一排枪，这个被誉为“铁军英雄”的新科总指挥连忙跳车，慌里慌张地跑了…… “坚决服从”

“之前贺龙做国民党中将，享受的是每个月5000大洋的津贴。起义前，蒋介石为了拉拢他，更是许以500万光洋，外加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企图收买他。可他通通抛弃了，在井冈山时，他每天菜金是1毛5分钱，和士兵是一样的标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副主任刘小花说。

贺龙抛弃高官厚禄，求的就是这份信仰。

八一起义纪念馆里预计新增文物150多件，包括南昌起义时贺龙使用过的瓷器。”陈列部主任肖燕燕说，“起义后，贺龙为了以实际行动表示对共产党人的追求，告别以往的舒适生活，特意放弃珍藏的瓷器茶具、留声机，把这些奢侈品送给刘平庚牧师作纪念。”

1927年8月2日，起义部队架构调整，武器弹药也得到补充——原规定每人带250发子弹，但有同志主动带300发以上。孙一中为了多带些子弹，连他那副心爱的红皮绑带也扔掉了。即使如此，仍有大批武器弹药带不走，当夜，多余的武器不得不沉到赣江。

这一天拂晓，率军连夜步行的聂荣臻也到了南昌城下，可还有多支部队在赶往南昌的路上。周逸群单独交给毛泽东表弟文强一个紧急任务，让他去迎接武昌警卫团，这支由卢德铭率领的部队刚起义，正经湖南来南昌的路上。

化装成学生，文强在大雾迷蒙中渡过赣江，可刚上岸就被敌军扣押。“为什么独自一人渡江？”文强以父亲病重的托辞，瞒过了盘问，第三天被释放。 不久后，文强又被当地保安部队扣押了三天。文强和卢德铭没见上，追不上起义军的警卫团，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

从武昌赶来的还不止这一路友军。8月2日，一艘火轮拖着三四条木船，几十条船从武昌沿江东下，两千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坐在船上，陈毅也在其中。中共中央军委并没有告诉他们八一起义的事，所以学生们大都是徒手，根本没有应变的部署。

8月4日，船队到了九江，张发奎对这些被缴了械的学生训话：“国共分家了，凡是共产党同志，就站出来，或者到总指挥部，我发给路费，派专车送别南昌，保证安全。”

张发奎没关押学生，陈毅选择和战友连夜出发去南昌。

8月6日晚，陈毅终于到了南昌，发现满街都是张发奎的兵，到处杀共产党。而16岁的徐以新和九江群众组织的党员，以及一个营的部队，约有一千人，抄小路翻过庐山，到南昌时，起义军也已南下。

而17岁的杨庆兰则幸运得多，她和武汉分校女生队的战友们更早赶上起义军。在乘船半路上，她们才知道南昌起义的消息。知道起义后，船上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赶上起义部队，另一种主张解散。本来船就走得慢，因为怕敌人发现，白天不走，晚上才敢开，如今领导意见不一，开开停停，速度更慢了。

在一场激烈的辩论后，主张追赶队伍的孙革非等女兵，一怒之下当众枪决了反对者。经过急行军，这些左臂军衣袖上缀有蓝布W标记、打着蓝布裹腿的女兵们终于在抚州追上起义军。在随后的会昌战斗中，原本负责宣传的杨庆兰被临时分去当救护兵，救了陈赓一命。

8月3日，作为先头部队，朱德率第九军出发，而廖运周所在的25师担任后卫掩护任务，于8月5日最后离开南昌。 　　起义军规定：凡大批购粮，用武汉纸币；买少数粮米、油盐和蔬菜，即用更珍贵的银元。贺龙部20师连长吴勤伍因买菜时给了百姓纸币，即被撤职。贺龙还枪毙了一个捉百姓鸡吃的司务长。

到广昌后，起义军开大会，20军连长李亚民记住了贺龙的这么一番告诫，只见贺龙严厉地说：“老百姓有反映，很多士兵到池塘里洗澡、摸鱼，这是很不好的！还有官兵不愿扛枪，就抓夫！我们是革命军队，要打扫宿营地，烧水、煮饭一律在屋外。这有点麻烦，要革命，就不要怕麻烦。”

贺龙带的这支部队在急速地和过去告别，有人掉队了，有人从此一去不复返，但他始终冲在最前头，有个愿望，在指引着他不松懈。在瑞金，贺龙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1927年8月27日，在瑞金绵江河畔的中学里，一场周恩来主持的仪式在进行，贺龙、郭沫若、彭泽民宣誓入党。

当成为开国元帅后，贺龙面对自己当年那一张党员登记表时，仍情难自抑。1959年1月16日，在参观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时，贺龙回忆道：“有人说我要求入党七十次，那是假的，但十几次总是有的。因为我是军阀，党要考验我。早先，周逸群带宣传队到我们部队工作时，有一次，我去找他，发现他正在主持入党宣誓仪式，宣誓入党的人都是我的部下。后来我给老周写了一份申请书，你们那扇门不要对我关得太紧嘛！也让我进去嘛！”

这个功勋卓著的北伐名将，早在1925年就被授予中将军衔。抛弃高官厚禄，甚至那些老部下都没一个理解他，与党共赴时艰，他图啥？

十年之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蒋介石在第二战区将领会议上，还禁不住询问时任120师师长贺龙：“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从嘴里拔出长长的旱烟袋杆，爽直地答道：“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入党，这是考验贺龙已久的信仰门槛。7月28日，周恩来给贺龙通报起义决定时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怔，嗫嚅着：“我还没入党……”

周恩来盯着贺龙说：“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

贺龙行了个军礼说：“好，我坚决服从！”

回到绵江中学，面对鲜红的党旗，贺龙像学生般虔诚地坐在板凳上，入党介绍人谭平山、周逸群对他说：“贺龙同志，此刻我们代表党向你问话，你必须如实回答，不得隐瞒。请问你的动产、不动产、现金等，还剩多少？”

贺龙摊开双手说：“革命后，我什么都没有了。”

“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这是信仰的力量。”福建省党史专家康模生说。

大浪淘沙

跟周恩来一起参加起义的将领们，在起义前，许多都是住公馆、前簇后拥的高官。但一举行起义，与国民党决裂，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他们“大路不走走小路，皮靴不穿穿草鞋”，这是一条信仰之路，走与留间，体现的是人追求的底线。 “此次新陈展，增设了天心圩军人大会组合场景，再现朱德坚定战士信念，保留革命火种的讲话场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王小玲说。

1927年10月3日，广东大埔三河坝的枪声已经响彻三天两夜，可没人吹响集结号。面对着汹涌而来的敌军，朱德还在坚守着。

他万万想不到，三千将士拼了性命掩护的起义军主力部队，此时已经在不到200公里外的一处基督教堂散伙了。

估摸着主力已经攻下潮汕，朱德率部突围到饶平。陈毅回忆道，“到饶平时，才知道贺叶已经垮掉。我们还剩两千五百多人，这时候朱德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他在南昌暴动时，地位并不算重要……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这个比其他领导人大不止一轮的老军人手下只有六百多人，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而第九军的番号没多久便被撤编了。

就是这么一个被人忽视甚至曾被总书记陈独秀拒于党外的老同志，在主力失败、部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绝境下，挺身而出。在饶平茂芝会议上，他做出“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他一心想的是，“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

四面受敌，一无供给，二无援军，这支孤军往何处去？

1927年10月下旬，当起义军再次回到江西境内时，已不复两个月前的威武雄壮。孤立无援，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包括师长周士第、三个团长皆离队，各营、连长亦多离开”，政工干部师团职仅剩下陈毅一人。“行军只要碰上岔道，就有三三两两离队。连土豪劣绅的乡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也没有心思打仗。”陈毅回忆道。

部队瓦解在即。聂荣臻在11月4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周士第走后，25师的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怕朱德不能指挥。”

可天时、地利、人和，朱德几无所得。

无天时，革命处于低潮；无地利，粤北、赣南、湘南，都不曾是朱德战斗过的地方；无人和，出身滇军的四川人朱德，和主要来自湖南和广东的25师官兵连老乡也攀不上，出身于讲武堂的朱德也与黄埔系的铁军官兵不是一路的。

10月21日，在天心圩宽阔的沙滩上，朱德将这一千多名残兵集合在一起。

站在土坡上的朱德，面对如血残阳，话里却不见黄昏萧瑟：“同志们，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但是，失败是暂时的，革命的旗帜是永存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我们一定要走到底，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不必勉强，可以回家！”

“天心整队统一了思想，稳定了军心，为保留革命力量与井冈山会师奠定了思想基础。”原赣州市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说。朱德遣散了三百多名意志薄弱和立场不坚定的官兵，“使一股充满希望的新精神代替了绝望和涣散”。

“不应忽略‘信丰整纪。”凌步机说。天心整队后，混乱状况虽有所好转，但一时还难以改变旧军队的不良作风。10月25日，起义军攻占信丰，这个桃江之滨的小县城，在赣南山区中颇为繁华，茶楼、酒店、当铺随处可见。

一些兵痞、流氓钻进餐馆里吃霸王餐，或是故意掏出手榴弹导火索，往当铺柜台上一放，威胁老板，“称称有多重，当几个零钱花花！”还有士兵跑进布店抢劫，再甩卖给百姓……

闻讯后，陈毅以发现敌情为名，紧急集合部队，离开县城，一口气跑出十多公里，在一处山坳停下。

“有些事情，比发现敌情还紧急，还严重。有些坏家伙想要搞垮我们这支革命队伍！”陈毅一声令下，3个煽动逃跑、抢劫勒索的坏分子被当场枪毙。

“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胜利时，做英雄容易，失败退却时，做英雄就困难多了。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陈毅说。

森严军纪，让这支军队彻底断绝与过去的联系，而随后的整编，更让这支失败之师重拾英雄的初心。当到达大余时，部队只剩九百多人，建制混乱，军心涣散，连林彪也试图劝陈毅一起离队。

朱德、陈毅利用蒋桂战争爆发的机会，接连进行“大余整编”“上堡整训”，与“天心整队”一道，祭出了“赣南三整”的雷霆举措。

九百壮士，众望归一，南昌起义的唯一火种得以留存，才有了后来的红军诸名将，以及开国元帅朱德、陈毅，开国大将粟裕，开国少将王云霖等。

“以前我们都是提‘三湾改编，而朱德带着南昌起义军余部经过‘赣南三整，同样也走出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么一条人民军队的特色道路。可以说，人民军队的军魂就是党指挥枪，而‘赣南三整决定了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史爱国说。

穿着和敌人一样的国民革命军军装，他们却拥有全新的理念。这或许是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处于襁褓中的人民军队，为何能避免夭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