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新

李恒：中国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九三学社社员，“九三楷模”获奖者

去留之间

1961年之前，李恒是一个有北京户口的人，每天和33个俄语字母打交道，她是一名俄语翻译。

工作的时候，她经常出入北京饭店，曾经因为朴素的穿着被拦在门外，但实际上她却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黄秉维等大科学家的翻译。

工作时她是翻译，工作之余，她转身又出现在北大的教室里，因为工作需要，她来旁听地理系的主干课程。她的努力得到了中苏双方专家的肯定，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慰呢？

计划经济年代，一纸调令，她的先生要离开北京赴云南支援西双版纳植物园建设工作，作为家属，去留两可之间。出于对云南的了解和喜爱，她选择了“去”。5分钟办理完所有的离职手续，这个句号画得有点快。

就是这一纸调令，她来到了位于云南昆明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等待她的将是一个怎样的人生？

俄语派不上用场了，那能做什么呢？到了植物所，不搞植物又能搞什么呢？从此她告别俄语，开始了与植物为伴的日子。只是可能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干就是50多年。

有公差，她跟着出差；没有出差，她去云南大学当旁听生。大约4个月的时间，她自学了英语。心无旁骛的开始，不问收获的付出，几年的时间，她从“外行看热闹”转身成为“内行看门道”。

“文革”运动她没能幸免，田间地头，她浇水、挖地、除草，昆明的围海造田，哪样也没少。不论什么农活、苦活、脏活，只要干上一会儿，她一定是干得又好又快的那个。劳动间隙，别人坐下来休息，她到处搜集杂草，求师辨认；晚上回家，别人早已熄灯睡觉，她仍在烛光下苦读，弥补植物学专业知识的不足。“文革”后期，她的专业水平已经与植物系学生一般，参与到《云南植物志》《中国植物志》《新华本草纲要》等巨著的编写工作中，而且卓有成就。

“文革”结束后，李恒再一次面临去留的选择，回北京做回北京人，或者留在昆明继续从事植物学研究。她丢不下云南的大米，更丢不下刚刚起步的植物学研究事业。这一次，她选择了“留”。

“重楼奶奶”

“重楼属植物综合研究”，李恒主持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历时7年6个月。1988年项目完成之际，李恒重建了重楼属的演化系统，成为世界上深入系统研究重楼属的第一人。她和合作伙伴们给新发现的重楼属植物命名，截至目前，已经为13种重楼属植物命名，占全世界全部29个品种的45%。1998年，李恒主编的《重楼属植物》专著出版，书中包括重楼属植物的研究历史、系统发育情况、形态解剖学、胚胎学、孢粉学、细胞地理学、引种驯化以及化学成分等。书中关于重楼属的系统划分、各等级单位的划分，得到了国际植物学界的认可，至今仍广泛使用。到2014年，这本书已经3次再版。

作为植物研究领域的圈外人，我们可能不知道这项研究的价值，但一定记得2003年肆虐全国的“SARS”。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重楼属药材是一味极其重要的中药材。如今，重楼属植物以其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凉肝定惊的功效，广泛用于疔疮痈肿、咽喉肿痛、蛇虫咬伤、跌扑伤痛、惊风抽搐等疾病的治疗，入药82种中成药，其中包括云南白药。

广泛的药用价值和巨大市场需求，使得供不应求的矛盾日益凸显，随着长期掠夺式的采挖，重楼资源严重紧缺，甚至几近濒危。从物种保护角度看，将濒危物种列入《植物红皮书》保护起来，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保护方式，且很多濒危物种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保护。然而这份保护也意味着重楼属植物入药的终结。

怎么办？

李恒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出了解决方案。李恒带领团队将工作地点转移到了农民的田间地头，从选种到播种，从育苗到授粉，一直到果实采收，他们手把手地教农民朋友们搞重楼种植。重楼的“濒危”局面得到缓解，不少农民也因此脱贫致富，过上了小康生活，李恒更是从一名技术指导员成为了大家拥戴的“重楼奶奶”。如今已经年近90岁的老奶依然下乡指导种植，有乡亲们需要的地方，就有老奶的身影，有老奶的地方，就是希望所在。在这位重楼种植老专家看来，种植重楼是当地农民致富的最佳选项，而规范化种植又是最有效的途径，这种情况下，发展林下种植是重楼种植业持续不衰的最有效办法。这是李恒的又一个愿望。

随着医药市场对重楼属植物需求的不断扩张，原料单价急剧上升，如何最大可能地满足市场需求，李恒给出一个新处方—“开源节流”。所谓开源，除了药典规定的两个品种外，将其他具有同样药效的重楼种类也应列入药典入药，扩大资源，减少药典重楼品种的压力。此外，种植园中应该种植具有治病功效的重楼，而非没有功效的品种。重楼种植业也要讲究“精准”。李恒的团队正奔走在重楼事业的优化发展之路上。

天南星科的新发现

《中国植物志》，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植物志，记录了中国境内301科3408属31142种植物的科学名称、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地理分布、经济用途和物候期等，号称“植物界的户口本”。图书取自我国四代科研人员80年的工作积累，耗时45年，于2004年出版。2009年，《中國植物志》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作为一名从事植物研究的科学家，李恒参与完成该书天南星科等4个科的编研工作。中国有183种天南星科植物，其中18%（33种）由李恒发现和命名。

1980年，根据当时全世界的天南星属150种的分布情况，结合全球地史变迁，李恒第一个论述了天南星属的起源和扩散。她推论，该属植物的先驱于始新世至渐新世起源于热带亚洲，而喜马拉雅-横断山地区是天南星属的分布中心和分化中心。

1986年，李恒将天南星科的105个属的分布区归纳为12个分布类型以及29个亚型，根据各个属的生态地理特性，结合天南星科的系统发育程序，推断出天南星科出现在晚白垩纪的亚洲大陆南部，即现在的亚洲南缘地带的水域。

李恒对魔芋属的利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我国拥有16种魔芋，其中7种为中国特有。

2013年第11届国际天南星植物学大会在亚洲召开，李恒捧回了学会最高奖——H. W. Schott奖，标志着她在天南星科植物研究和保护领域的工作获得了国际认可。同样的荣誉也授予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如今李恒已经成为国际天南星研究的核心人物。讲到这里，李恒的脸上隐约闪现“老顽童”的模样：“幸好活得够长，否则就拿不到奖喽！”

“独龙大侠”

独龙江，原名“俅江”，地处滇西藏喜马拉雅弧形构造的大拐弯处，毗邻缅甸，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独龙族的聚居区。上世纪90年代，这里不通公路，贫困且闭塞，也许就是得益于这份闭塞与落后，这里保留了完好的原始生态环境。对于“驴友”来说，独龙江是“人世间最后一个秘境”；对于科学研究来说，这里是研究多种动植物共生、汇聚和种属演化替代不可多得的“宝地”。独龙江包藏着无数的自然奥秘，有待科学家去探索、揭秘。

当时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宝地”留着很多研究“空白”，尤其是冬春季节的植物景观和“内幕”。为什么没有人去做，到底“难”在哪里呢？也许，真的只有走过独龙江的人才能体会到那份艰辛和不易，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人的生命在自然面前的脆弱。

进出独龙江的山路如蜈蚣一般贴在陡峭的崖壁上，3天只能走一个单程，不小心踏空可能跌入山谷丧命，遇上冬季下大雪，可能迷路甚至冻死。这不是危言耸听，沿途骡马尸骨会让你相信这是真的。相比较而言，一路上风餐露宿已不算什么。每年10月到来年5月，大雪封山，外面进不来，里面出不去，即便插翅也难飞。山里气候独特，复杂多样，从2月下旬开始进入雨季，继而在此后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多数是降雨天气，而且经常伴有暴雨。当地住户也很分散，三五十里一村，七到十里一户，村民基本处于仅能维持生存状态，经济落后，生活条件极度恶劣。在这种情况下，“钱”只能以纸的属性存在。最不能忍受的是山林中的各种蚂蟥、蚊子、马鹿虱子（蜱虫），它们六亲不认，见人就上。由于大部分虫子含有剧毒，因此人一旦遭袭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连虫带肉一起剜掉也许是最为有效的治疗手段。

相对于生命，一块肉的代价不算什么。相对于一次有意义的考察，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李恒心中自有她的考量。

1990年10月封山之前，60岁的李恒和她的考察队员出现在通往独龙江乡的驿道上，一共4个人。浩浩荡荡的马队驮着大大小小的箩筐，箩筐里有送给当地乡亲们的烟酒、红糖；有考察队生活需要的大米、食油、火腿肠、压缩饼干等食物；也有准备自己栽种的各种蔬菜种子；有过夜用的帐篷和睡袋，有各种考察用的器材，有烘烤标本用的木炭，还有一百多本《中国植物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云南植物志》以及各种工具书，还有够用一年的蜡烛。

当地人称进山的路是神仙都不愿意走的路。偶尔路上碰见赶路的老乡，大家都劝她回去，说女人走这条路太危险了。李恒表示感谢，但依然前行，也许这条路上，没有哪个人比她此行的决心更大。为了这次考察，她放弃了退休后的生活，她放下了重病在床的爱人，她写下了可能再也回不来的遗书，她还带上了儿女的叮咛，刚刚出发就退缩，这不是李恒的风格。

3天的时间，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李恒带领的考察队走进了独龙江乡，她成了乡亲们口中的“独龙女侠”。

为了全面搜集独龙江的植物，李恒走遍了独龙江两岸的各个村寨，大小沟坎，以及人迹罕至的高山峻岭。她的团队都以采集为乐，晴天大采，雨天也要采。他们的行为感染了独龙族的男女老少，上至乡长，下至猎人，不论是打猪草的妇女，还是正在玩耍的儿童，几乎每天都会送一把花草给考察队作标本。那段日子里，李恒最经常的工作状态是白天采摘标本，晚上登记，压制，烘烤，查阅文献。看着一个个标本压制成形，她的心头无限喜悦。日复一日，日出日落，他们埋头工作，没有休假。一个植物标本，除了标本外，还需要有一份专属的“植物标本采集记录”，记录采集日期、编号、产地、生长环境、海拔高度等信息。考察结束后，这份植物“户口”写满了33个小“账本”。

正当一切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考察被一场意外打乱。李恒染上疟疾，高烧不退，由于缺医少药，生命危在旦夕。但大雪封山，马队无法出去，直升飞机也无法进来。村民从部队借来担架，顶风冒雪将她抬到当地卫生所。她命大，简单治疗之后，竟然侥幸闯过“鬼门关”。从那之后，她的生活中多了一件事，用录音机录下工作上的安排、科考的成果。

李恒的敬业、執著感动了周围的人，渐渐地，马库边防军战士，独龙族老乡都成为她的向导、帮手和好朋友。她与乡亲们分享豆腐的制作方法，共享当地的野菜资源，如魔芋、鱼腥草等。她哄着从来不洗脸的娃娃们洗脸，教孩子们用蜡笔画画。她每走到一处，孩子们就围在她的身旁。每次采集标本回来，都会听到孩子们的欢叫：奶奶回来了！

考察结束，考察队要离开驻地了。启程的那个早晨，全村男女夹道欢送，可爱的孩子们却一个也不愿抬头。他们不愿意看她，不愿意挥手送别，只是把头埋进母亲的怀里哭泣。此情此景令李恒难以忘怀。

独龙江真的是一个植物宝库，采集工作成果异常喜人，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标本采集工作结束的时候，她已经在大山里呆了230个日夜，出山时，进山的驮筐里装满了42000余份标本。独龙江没有马队，是全村成年男女100余人承担了行李的运输工作。他们身背驮筐，踏着残雪，翻越南磨王山垭口，将考察队送到东哨房。而独龙族兄弟姐妹在返回的第一晚，则需要住在海拔3400米的西哨房岩洞里。

东哨房，独龙江到贡山县城的必经之路，位于高黎贡山的东坡。为了保证考察队顺利走出独龙江，贡山县政府已经提前一周清理了道路，并雇好了马帮在东哨房接替后续的运输工作。考虑到山路难走，李恒被安排骑马出山，谁知道这份善意竟造成了一个意外事故。

李恒胯下的马是运输马，没有马鞍，需要很高的骑马技巧。从东哨房下来不久，李恒就被抛下马来，躺卧在巨石上，等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不能动弹。李恒忍痛被扶上马，继续走了两天，才到达贡山县城。昆明植物所派来的车已经到达，贡山县和怒江州的有关干部已经在此等候考察队的归来。李恒没有走进医院，而是马不停蹄地在贡山和州府六库先后作了3次汇报，总结了考察成果，提出了保护独龙江生物多样性、提高文化教育、改善独龙族生活水平等建议。6天后回到昆明，经诊断，李恒的3根肋骨折断，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可是她放不下刚刚带回来的标本，拿了一贴膏药，又钻进了标本馆。她站着吃饭，站着工作，赶在春节前夕，终于完成了独龙江植物标本的鉴定工作。就在这个时候，李恒因长时间在标本室工作，过量吸入标本室的杀虫毒气，深夜里，发生气管大出血，不得不住进医院。

也许是她的真诚感动了上苍，也许是她的执着付出注定了丰厚的回报，独龙江考察取得圆满成功，收获7000多号标本。通过与历次采集的独龙江标本进行系统鉴定，李恒与云南大学朱维明教授等人合作，整理出版了《独龙江地区植物》。该书首次揭示了独龙江这片土地的地史历程，阐述了独龙江地区自然环境，特别是水文气候的特殊性、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缘由；首次比较完整地记载了独龙江的蕨类和种子植物2276种，包括88个新种。《独龙江地区植物》打开了独龙江这个神秘世界的大门，吸引了无数探险家、大自然爱好者和科学工作者。1996年，由李恒参与主编的《独龙江和独龙族综合研究》出版，这是一部众多科研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考察报告，书中以独龙江的实地科考为依据，首次全面介绍了独龙江的植物、地理、地质地矿、水文、气候、生态环境等情况，对于独龙江的发展和保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和支持。

考察结束了，成果发布了，李恒的生活又回了到往日的状态，而独龙江乡却在岁月的更迭中，悄然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电通了，柏油公路修到了家门口，钱可以买到东西了，乡里有小学了，等等。如果说李恒等人的科学考察是为独龙江的发展“把脉”，那么她为独龙江捐款修建小学可以算作是“送药”，尔后多年，李恒奔走在独龙江乡野之间，更是不间断“随诊”，为保护性开发独龙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独龙江地方志上，李恒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高黎贡山女神”

高黎贡山，地处怒江西岸，云南省西北部保山市和泸水县境内，总面积12万公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南省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为了研究高黎贡山的生物多样性，李恒历时近10年，20多次进入高黎贡山，那时，她已经70多岁。

李恒1997年主持完成中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黎贡山植物多样性特征及其评价研究”；1998年主持完成云南省科委基础研究基金项目“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考察”；2002年，李恒以73岁的高龄主持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云南西部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合作研究”，项目总经费400万美元。

2004年秋天，李恒率领一支由美国加州科学院、英国爱丁堡植物园、德国马堡大学、昆明植物所、中科院动物所、昆明动物所等机构25名科技人员组成的考察队，再次走进高黎贡山。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们周密计划，合理布局，克服多种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历时32天，最终取得高黎贡山考察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功，采集标本数量居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项目历次考察之最。这些标本保存于昆明植物所，部分按国际惯例和法律法规交换到参与原单位的标本馆。

这10年，李恒从高黎贡山采集的标本超过3万号（每号包括5-10个标本），经鉴定确认，高黎贡山共有种子植物5133种，其中383种为高黎贡山的特有物种。对高黎贡山全面系统的考察带来的是对大山更加深刻的了解，这些信息，对保护生物、气候、垂直带谱自然景观、多种植被类型和多种珍稀濒危动植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高黎贡山因为其生物的多样性，被学术界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同时成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高黎贡山女神”，这是当地百姓送给李恒的又一个绰号。

与时俱进的“80后”

生命赋予了我们思考的能力，生命也赋予我们行动的力量，于是生活在我们内在的思考与外在的行动作用下发生改变。有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有的人改变了周围人的命运。

30多岁初识植物学时，李恒通过勤学苦读改变了自己的专业，而后几十年在大山里的奔走考察，在标本室里观察标本，在办公室整理分析数据，看见的是越来越多的植物标本，是项目报告，是一本本科學专著。看到的，还有因为她的工作而发生变化的山村，以及山村里生活的人们。

如今，李恒已经年近90岁，每天来办公室上班，和年轻人一起讨论科研，组织基金项目，时间允许的时候下基层指导重楼种植。她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她想做的事情很多，想找她一起做事情的人也很多。

2016年，李恒入选“九三楷模”，这一事件入选昆明植物研究所“2016年度十大进展”。

杨永平曾经是李恒老师的学生，也是后来的同事，更是现在的领导，长期生活在李恒身边，对李恒长期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热情高涨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总结。在他看来，李恒的心中一直有一种理想，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让自己的知识帮助更多的人，她沉迷于这种平凡但却不简单的生活；她肯为理想持之以恒地付出，包括时间、精力、财力和物力；她喜欢学习，乐于勇敢地接受新事物，是一位与时俱进的“80后”。

理想让人前行不止，坚守让人心无旁骛，学习让人永葆青春。也许这并不足以反映李恒的全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先从她的简单、直爽、执着学起。

（作者为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