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圣孟轲（一）

王 蒙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焚书坑儒”表现了他对儒家的厌恶，那是由于儒家的泛道德论、泛善论、为政以德论、齐之以礼（用礼法规范天下）论、君子—士—精英主义、中庸理性主义、圣人乃百世之师论、民贵君轻论……客观上形成了对于君王权力的文化监督、道德监督，令沉迷于大一统权力与事业的嬴政皇帝反感万分。

但后来的皇帝、朝廷、儒生、乡绅，一直到百姓民间，渐渐接受了儒家的优显地位。因为儒家自好学孝悌始，到治国平天下终，说法正当、顺耳、简明，容易接受，即使不完全做得到也比没有这样一个美好通俗的学说好。而且，除了用这样的学说吹吹民心民本性善仁政以外，用别的学说就更无法让百姓听着舒心放心。法家学说是君王听着舒服速效，百姓听着肝颤。道家学说是抽象思维的胜利，通向宗教、玄而又玄、众妙之门，伟大而涉嫌玄虚与故作逆反。墨家投合志士，名家投合思辨，都没有儒家的广博平易诚恳善良可喜。今天的学界对于董仲舒是否原汁原味地提出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不同看法，儒家学说自汉武帝以来地位飙升，渐渐达到了罢黜百家与独尊儒术的局面则是事实。而儒家的代表人物自然是大成至圣先师孔丘，后世又加上了孔子死后百年的战国时期亚圣孟轲。

亚圣的地位有难处。一概拷贝孔子，失去存在必要；与至圣各说各的，平分秋色的可能性不大，被攻讦为标新立异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危险则大为增加。

首先从文风话风上看，孔子各方面论述恰到好处，春风化雨，亲切自然。一上来就是“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何等地安稳熨帖。而孟子一起头就选择了“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树起了利与义二分法两大阵营，而且他使两者不可得兼，一直发展到后来，达到“生”与“义”的不可得兼，达到舍生取义的壮烈。孟子的不妥协性、尖锐性与彻底性振聋发聩。

孟子的义主要是指义理，即大道理、大原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能用原则做交易，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孟子的话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此话值得回味：一个权力系统，如果追求的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利益，后果不堪设想，原因很简单，利与利有时相悖，不同的人、家、国、天下各有其私利，争利的结果会是天下大乱。

但今天的人们明白，除了私利，还有国家、人民的利益，利益是有最大公约数的，大道理与大功利是分不开的。过分强调义与利势不两立，其后果是给人以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的评价。

孟子突出了以圣贤为己任的亚圣贤、准圣贤人格的坚强、浩大与光耀。叫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这是那个时代的修身——苦练内功。可以理解，亚圣往往会比至圣多一点锋芒，这才可能使自己在既非新出锅，而且仍然是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的局面下坚持响当当的气概。

《孟子》一书中，“王”字出现322次，“天”出现287次，“民”209次，“君子”一词83次，“士”87次。“王”字最多，因为他致力于为王者师，谈王论王，也见过、教训批评过很多侯王，获得过或拒绝过他们的馈赠——“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与生活待遇不低。虽然有过与齐王如何见面之争，有“既然您称病不过来，我也干脆称病不去”等躲来藏去的捉迷藏游戏，却未见过孟子遭遇过类似孔子厄于陈、蔡两国之间的窘态。从境遇来说，孟子比孔子牛气很多。

而且孟子有理论，引用曾子言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也就是说，以自己的文化资源、道德资源，向权力资源与财富资源叫板逞雄，义行天下，不畏权与利。（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