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传奇中写生旦爱情的有很多，历史剧中以生旦二人的爱恨离合为载体，或写民族兴亡之感，或写朝代更迭之苦，本文以《浣纱记》和《桃花扇》为例，从人物形象、情感载体、结局等方面分析两剧中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浣纱记》；《桃花扇》；西施；李香君

一、人物在剧中的地位

明清传奇多是将历史与爱情结合起来的历史剧，最突出的当属《浣纱记》与《桃花扇》。两部作品都以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艺术构思，将个人感情之“小家”与历史兴亡之“大家”融为一体，以小见大。

《浣纱记》中的西施，以旦角身份入场，在爱情主题中占绝对地位，更在吴越两国的政治斗争中起重要作用。一方面西施是范蠡的未婚妻，给范蠡越国谋士的政治人物罩上了家庭伦理色彩，更富人情味。另一方面，西施作为越国用以迷惑吴王夫差的美人献于吴国，使吴王亲佞远贤，越国反败为胜，西施的作用更是不容小觑。

《桃花扇》通过复社文人侯朝宗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表现明清交替的兴亡史。香君在乱世中坚定立场，对待爱情坚贞不屈，对待政治不畏强权，她的形象以纯真的品格和高尚的气节熠熠生辉。

二、两剧中女性形象

《浣纱记》中，范蠡是越国的谋臣，出游偶遇西施，二人一见钟情，以溪纱定情，范蠡回朝专心政治，西施苦等，塑造了西施痴情女儿形象。当范蠡归来，并表示因被拘留在吴国而未能实践诺言时，西施回答：“尊官拘系，贱妾尽知，但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岂为一女之微，有负万姓之望”，[1]西施識大体形象可见一斑。但当范蠡要将她以“政治砝码”献于吴王时，西施犹豫，最终在范蠡的劝说下答应入吴。西施是一位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女性。

在越攻入吴时，西施登上城头，号令群将：“越国众兵听着，我是越国西施，今作吴国夫人。传示范、文二位大夫，吴国大王又不在此，不得惊吓我，你暂且收兵回去。”[2]这时，西施已蜕变成政治勇士，运用智慧，不露痕迹地既向越国透漏吴王不在吴国的消息，又保全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桃花扇》讲述了明末清初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与政治相交织，最终二人受礼赞点化遁入空门的故事。剧中的李香君是一位拥有鲜明政治立场的刚烈女性。

李香君的爱情是建立在政治基础之上的，侯朝宗答应杨龙友帮助赵梦白与复社诸生重归于好时，香君骂道：“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忠也？”[3]可见香君在嫁与侯朝宗之前，已有鲜明坚定的政治立场，这点侯朝宗都自愧不如。

《守楼》一出中，香君宁死不嫁魏党人田仰，面对杨龙友的刁难，答道，“便等他三年；便等他十年；便等他一百年，只不嫁田仰”。香君一心一意痴情女形象栩栩如生。

三、定情信物的作用

李渔曾以一个比喻来说明戏剧结构的重要性：“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映，顾后者便于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此剧中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此所说之话，节节俱要想到，宁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4]

《浣纱记》和《桃花扇》有爱情和历史两条线索，爱情从属于政治，如何使爱情与政治两条线交相辉映，而不使爱情淹没在政治浪潮中，定情信物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5]

《浣纱记》中西施与范蠡以溪纱定情，后西施入吴，只能借溪纱以解相思之苦。溪纱不仅是二人的定情信物，更成为西施各阶段的情感寄托。第九出《捧心》中，西施苦等范蠡三年，手中捧着溪纱，心中不知该不该信范蠡；第二十九《圣别》一出中，面对吴王宠爱，西施心中却有无限凄凉之感，“堪尚，斜日衔山，寒鸦归渡。俺留犹滞水云乡，风露冷，风露冷，怎耐摧颓莲房。凄凉，共簇心多。分开丝挂，浣纱溪伴在何方”。借“浣纱溪伴”喻指范蠡，道尽西施心中无限悲苦之情。

《桃花扇》中，宫扇不仅承载了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更是不同阶段政治思想的折射物。宫扇在全剧中有宫扇—诗扇—桃花扇—裂扇的演变过程。“宫扇—诗扇”的过程中，承载着二人的爱情。但在“诗扇—桃花扇”的过程中，扇子不仅是二人爱情的明证，更是香君鲜明政治倾向的象征。《守楼》中，李香君宁死不嫁田仰，倒地撞头血喷诗扇，成就了日后的桃花扇，此处将她对魏党的厌恶之情演绎到极致。最后张道士裂扇坠地，二人的爱情没有团圆。

两部剧作情节复杂，却以定情信物贯穿始终。溪纱是范、西的爱情在国家政治背景下的寄托，桃花扇是侯、李离合和南明兴亡的历史见证，都被赋予了象征意义。

四、二人结局

《浣纱记》中西施在助范蠡完成政治抱负后，与范蠡泛舟而去， “成大家，顾小家”的思想得以实现。

《桃花扇》第四十出，在大团圆只差临门一脚之际，张道士的一番话点醒侯李二人，遁入空门结束全剧，这样的结局拔高了侯李二人的政治情操，在中国古典剧目中较为少见，且具有“临去秋波那一转”的妙意，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匠心独运。

纵观明清传奇历史剧，文人将生旦的爱情置于国家政治生活中，以朝代的更迭和民族的兴亡检验二人的爱情，塑造出很多优秀的女性形象。尤其在《浣纱记》和《桃花扇》中，‘西施的形象一反往常文学作品中的“女色亡国”形象，而是把她塑造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不惜牺牲自己的女英雄形象。[6]《桃花扇》中李香君虽是秦淮名妓，却有着超乎常人的民族气节和政治情怀。西施在吴越两国之争中，将国家置于爱情之上，二人作为平民女子，有如此气节，实在令人佩服。

【参考文献】

[1][2]王实甫等著.中国古典十大名剧[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3]孔尚任.桃花扇[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4]李渔.闲情偶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5]郭英德.明清传奇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6]田广.中国悲剧观念的现代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作者简介：姚丽娜，（1990.09.12-），女，河南驻马店人，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专业：戏剧影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