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正确地指出，安·兰德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源于欧陆理性主义。可他没有意识到，兰德和他本人的学说都有着浓厚的天启（apocalypse）色彩，这正是激进主义的特征。根据其言行，我怀疑刘仲敬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而是迷狂的复古主义或末世论者。

田方萌

北师大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

近年来，美国思想家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的作品逐渐进入中国，可读者对她的生平还不太了解。《华盛顿邮报》2016年年底刊发的一篇报道称，特朗普和他团队的多名成员都是兰德的信徒。这种“帝王师”般的角色，进一步激发了中国读者对她的好奇心。

关于这位思想家的传记，目前中文世界只有一本刘仲敬撰写的《安·兰德传》。刘仲敬本人也是位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数年之间，他从新疆某公安局的法医成为中国思想界的明星。在对传主和作者都进行过一番研读后，我想谈一点儿心得，或许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这两位人物。

安·兰德和她的传记

安·兰德原名阿丽莎·罗森鲍姆（Alissa Rosenbaum）。由于家庭原因，她年轻时就从前苏联移民美国，多年在好莱坞的影视圈担任编剧。她善于通过小说表达自己的思想，晚年也写过评论文章和哲学论著。兰德将自己的思想统称为“客观主义”。就本体论和认识论而言，客观主义接近我们熟悉的唯物主义哲学，因此中国读者接受起来并不困难。她的伦理学则极力批判利他主义，张扬个人主义，与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导格格不入。

从今天主要的政治哲学流派来看，兰德的思想最接近“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她是一名真正的“极右分子”，不遗余力地歌颂资本主义，认为富有创造力的资本家是人类财富的源泉，“二手货（Second-handers）”们剽窃了他们的发明。其作品对当代美国影响广泛，据说已经销售了上千万册。客观主义也逐渐赢得了学术界的关注和承认。在《古典自由主义与放任自由主义》一书中，作者巴瑞就为她写了专章，与诺齐克、布坎南等大学者并列。

然而，兰德的生平在她生前并不怎么为人所知。兰德去世四年后，1986年，她的门徒芭芭拉·布兰登（Barbara Branden）出版了《安·兰德的激情》一书，芭芭拉的前夫纳撒尼尔·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在1989年也公开了自己的回忆录《审判日：我与安·兰德度过的岁月》。这两本传记披露了兰德的私生活，尤其是她与纳撒尼尔的隐秘恋情，出版后曾引起舆论哗然。16年后，瓦利恩特（James S. Valliant）根据兰德的日志出版了《安·兰德批评者的激情》，反驳了布兰登夫妇对她的一些负面描述。

2009年，两部研究性质的兰德传记面世了。一部是海勒（Anne Heller）的《安·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以下简称《世界》），另一部是伯恩斯（Jennifer Burns）的《市场女神：安·兰德与美国右派》（以下简称《市场》）。海勒主要根据访谈和俄国档案写成《世界》，因为她未获准查阅“安·兰德学院”的存档；伯恩斯则依靠该学院提供的一手材料完成了《市场》一书。两本传记互为补充，较为完整地反映了兰德的生平。此外，安·兰德学院的布里廷（Jeff Britting）于2004年根据档案资料编写了一本篇幅较短的传记。2010年，麦康纳尔（Scott McConnell）公布了对多位兰德故人的采访记录《一百种声音：安·兰德的口述史》。

刘仲敬根据上述传记资料，撰写了烙上自己印记的《安·兰德传》，只是未能参考《市场》一书。《安·兰德传》采用了学术著作的体例——有注释，有索引，也有附录和参考文献。不过，书中有关传主的史实均未提供出处，不符合通行的学术规范。书中所有的注释都是对某些概念或名词的解释，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朝圣山学社和尼克松。《安·兰德传》书后列出的英文文献只有十种。中文文献虽有二十种，但都不是研究兰德的专著。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此书的很多段落与《世界》的内容高度重合，因而猜测刘仲敬主要参考了海勒的传记。作者在书末将《世界》放在参考资料中的首位，或许也暗示了这一点。在进一步对比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传主兰德的政治主张和行动。

熟悉的陌生人

安·兰德虽然曾在苏联大学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但到美国后却投入了另一种乌托邦。与圣西门、傅立叶等社会主义空想家相对应，兰德是位资本主义空想家。在她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兰德设想美国采取了高度平等化的政策，一群企业家和发明家于是罢工隐遁起来，导致整个国家陷入停滞和崩溃。这些商业和科技精英逃入科罗拉多群山中的一个山谷，在那里建立了以放任自由主义为原则的乌托邦社会。人人各尽所能，自由交易，绝不不劳而获。

对于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兰德也认为这一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麦卡锡只是缺乏道德上的勇气去追求资本主义政府的完美形式。然而，读者不难感知，兰德这位资本主义空想家与左翼运动史上的人物倒有不少相似之处，甚至他们的某些主张都不谋而合。例如，兰德曾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反对美国政府为越战征兵。她发现赞同自己观点的人很少，只有一些左翼人士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也反对征兵。

1941年，为批判罗斯福新政，兰德撰写了一篇长达32页的《个人主义宣言》，提出了一套整全性的世界观。兰德相信自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她将个人主义推至极端，进而否定宗教和家庭，也很像极左思潮的表现，只不过一为个体，一为社会。《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后，美国作家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就从中读出了极权主义的味道，他在一篇书评中提醒读者“老大姐在看着你”。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兰德和大批信徒一同支持保守派领军人物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竞选总统。在戈德沃特出席某次集会前，兰德还主动为他撰写了一篇演讲稿，然而他并未采用。虽然同属于右翼阵营，戈德沃特属于宗教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兰德则是激进的无神论者，两人的关系总有些貌合神离。刘仲敬也自称为保守主义者，他在书中对兰德的遭遇经常冷嘲热讽。他认为兰德从未进入美国思想界的主流，只是一名来自东方的“游士”。

兰德对美国政治家的期待虽然每每落空，在自己有限的权力范围内，她却像个君主一样独断专行。兰德认为，哲学的价值在于对普通人的影响力。门徒布兰登夫妇为此成立了客观主义的培训学校，通过函授为兰德培养了一批遍布全美国的信徒。在每周六晚上的纽约总部，作为“教主”的她则会定期召见一干弟子，为他们面授客观主义之要义。兰德动情地称这些年轻人“孩儿们（the children）”，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言堂。对于那些提出质疑的“叛教”分子，她会毫不留情地将他们清除出去。

在美国，兰德少不了交往当地的放任自由主义者。《市场》一书花了很多笔墨介绍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兰德与奥地利学派的宗师米塞斯有过来往，她总认为自己的哲学胜出米塞斯一筹，为个人主义奠定了真正的道德基础。她同经济学家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之间的分分合合更富有戏剧性。罗斯巴德写过一篇文章，猛烈批评了兰德和她的小集团：“以独立的名义提倡奴性依附，以个性的名义鼓励崇拜和顺服，以理性的名义呼唤盲目的情感和信仰。”

兰德是犹太人。当现代世界到来后，作为受歧视和嫉恨的少数族群和商业中间人，犹太人的身份和地位容易使他们成为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一些犹太思想家拥抱激进主义，部分原因是想借此摆脱自己的族群身份。兰德在美国的很长时间内都不愿详谈其犹太背景，可能也有着这方面的顾虑。海勒通过采访发现，兰德塑造了自己的光辉形象，将她的成功归于个人奋斗，忘却或忽视了那些曾经帮助过她的人们。她晚年甚至声称，除了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自己独创了客观主义的全部思想，全然否定了其他智识来源。

奇人与奇书

回到刘仲敬的《安·兰德传》。应当说，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著作，也具有相当的思想性。在一次对话活动中，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谈起刘仲敬的《民国纪事本末》，称之为“奇人奇书”，“……这个刘仲敬精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我们不妨把刘的“大见识”放到一旁，通过对比《安·兰德传》和《世界》，先看看作者如何做到了“精通古今中西”。限于篇幅，下面仅举两例。

兰德年轻时是个影迷。《世界》的原文这样记述：“She took full advantage of them, seeing more than one hundred movies, some three or more times, in the years before she emigrated.（在她移民的前几年里，她充分利用了它们，看了超过一百部电影，有些看了三遍或更多遍。）”“There, she got her first glimpse of the New York skyline, which would become for her an emblem of creativity and liberty in the capitalist free world.（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了纽约的天际线，对她来说，这将成为资本主义自由世界创造力和自由的象征。）”刘仲敬在书中这样写道：“短短几年时间，她（兰德）就看了一百多部西方电影，有些影片还不止看一遍。对她而言，美国电影中的纽约地平线象征着资本主义和自由的创造力（64页）。”两书中的比喻几乎一模一样，只有“天际线”和“地平线”的区别。

关于兰德生前的最后一场演讲，《世界》写道：“Her final Ford Hall Forum address, in April 1981, titled “The Age of Mediocrity,” was a prophetic polemic against “family values,” creationism, and other religious pieties of the Reagan-era Right.（她最后的福特论坛演说在1981年4月，题为“平庸的时代”，这是一场先知式的宣战，针对家庭价值观、创世论和其他里根时代右派的宗教虔诚。）刘仲敬是这样记叙的：“1981年4月，兰德在福特论坛举行讲座。她的讲演题目是《平庸的时代》，目标直指新保守派的宗教虔诚、社区主义和家庭价值观（233页）”。这两句中的“里根时代右派”和“新保守派”可以互换，区别在于“创世论”和“社区主义”。

运用抽检方法，我还发现了《安·兰德传》与《世界》内容重合的更多例子，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我的详细报告（编者注：将在南方周末新闻客户端刊载）。也许刘仲敬和海勒使用了相同的史料，“如有雷同，纯属偶然”。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刘对《世界》进行了缩写和改写。如果属实，这一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刘仲敬推崇的美国建立了很严格的学术规范，伊利诺斯大学列举过十种学生作业的抄袭方式，其中就包括“没有适当引用的情况下重写他人作品”“引用他人话语而未提供出处”和“过于依赖他人作品”。

我怀疑——只是怀疑——刘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设定叙事框架，再选择二手材料进行缩写和改写，同时加入自己的评论文字，将其包装成新著上市。不过，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个问题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吧。这里我更想探讨另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猎人的直觉？

刘仲敬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他不可能不清楚学术规范的要求。既然全然不交代出处，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刘仲敬的做法与通行的史学研究惯例就有着原则上的分歧。在《经与史》的后记中，刘仲敬这样解释道：“材料只是背景，意义是在格局当中自然浮现的。”“判断和追求真相主要不靠知识或材料，而是靠你对整个格局的把握和判断，就像好猎人的那种直觉。”《民国纪事本末》的导言也说：“迄今为止，民国历史著述的特点是：从来不缺资料，但厘清线索和脉络极其困难。”既然格局重于史料，直觉重于知识，脉络重于资料，那么就不必费力去考证细节的真伪，引用和来源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出于这一认识论，刘仲敬作品对历史的构想大于论证。然而，他的论述仍然不得不建立在他人根据第一手材料做出的历史研究上。如果我们抽掉《安·兰德传》与《世界》重合的成分，刘仲敬所谓的“格局”，就剩下一副空荡荡的骨架。倘若所谓的“精通古今中西”是通过改写他人作品而得来的，无疑就拔高了自己作品的原创力，这正是安·兰德所批判的“二手货”行为。刘既然要保守英美的“习惯法”，也应当尊重一下人家的版权法吧。

即使我们了解了“奇人”的写作方式，刘仲敬身上仍有许多待解之谜。不可否认，他对许多历史人物有着惊人的洞见，不像出自一位坐守书斋的学者。我猜想十年法医经历，给了他大量直接观察人性的机会，培养了他的“猎人直觉”。美国著名的法医谢泼德（Richard Shepherd）曾说：“尸检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不仅在于说明人是怎么死的，更能揭示他是怎么活的。”

刘仲敬对兰德也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这也许同他本人的身份有关。近年来，刘仲敬从国内的粉丝中招收了不少“门徒”，他们奉刘为“教主”，将他的“保守主义”尊为昭示天命的真理。刘与粉丝们的关系很可能帮助他理解了兰德和她的小集团。刘对中国历史的解读，一方面美化先秦时期的邦国分裂状态，另一方面则贬抑过去两千年的大一统格局。坊间流传着他的“大洪水”预言。根据其言其行，我怀疑刘仲敬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而是迷狂的复古主义者或末世论者。刘仲敬正确地指出，安·兰德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源于欧陆理性主义。可他没有意识到，兰德和他本人的学说都有着浓厚的天启（apocalypse）色彩，这正是激进主义的特征。

写作此文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安·兰德市场伦理与企业家精神北京峰会”（2017年4月），“市场女神”开始在中国显灵了。异端思想丰富了观念市场，只要我们有理有据地分析和批判，它们就不可怕。不过，正如刘仲敬在一次演讲中所言，游士兴起从来不是什么好兆头，他和兰德的走红，值得人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