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作磊，刘海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服务业FDI提升了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吗

魏作磊，刘海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本文研究了服务业FDI对下游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首先分析了服务业FDI作用于下游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理论机制，然后利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15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服务业FDI的流入对我国下游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当期服务业FDI并不会促进下游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但其滞后一期的提升效果则非常显著；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项来看，服务业FDI主要是通过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从而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

服务业FDI；制造业；生产效率；技术外溢

一、引言与文献

步入21世纪，服务业成为吸引全球FDI的重点领域。服务业FDI不仅可以为东道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可以从供给、成本、质量和服务种类等多方面提升东道国服务供给水平。除了满足消费需求，作为中间投入提升其它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生产效率是服务业产出的另一主要功能。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绩效的影响也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内容。通过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而促进制造业发展水平是各国吸引服务业FDI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入世以来，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服务业FDI占FDI总额的比重持续攀升，从2011年的44.9%提高到2015年的61.1%。显然，服务业利用外资已经成为当前对外开放的最大亮点。那么，服务业FDI的流入对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影响如何？弄清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扩大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发挥服务业FDI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上，服务业FDI的流入会对下游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产生积极影响。早期的理论模型从服务的“中间投入”角度证明了这一点。Either[1]将D-S效用函数引申为生产函数，论证了中间投入品种类的増加能够提高厂商的生产效率。之后Markusen[2]将生产者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纳入到D-S生产函数当中，建立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分析生产者服务贸易对两个国家福利的影响，得出服务贸易自由化优于单纯的货物贸易自由化的结论。Francois[3]在Markusen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规模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现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能促进生产服务业部门内的分工，还能深化其他部门的劳动分工，而通过直接贸易或通过跨国公司获得的生产者服务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专业化分工，推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融入国际市场，因此，生产者服务贸易有助于实现“国际规模报酬”。这些早期的理论模型表明服务业FDI能够通过促进东道国专业化分工形成规模经济，从而对东道国的产业和经济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就实证研究而言，可以将国内外的文献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整体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生产效率关系的研究[4-7]，这些研究都得出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积极结论。其中，服务业FDI是这些文献衡量服务自由化最重要的指标，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服务业FDI与制造业生产效率关系的直观认识。另一类研究则直接考察服务业FDI与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关系。如Fernandes和Paunov[8]利用智利1992-2004年的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服务业FDI对服务投入依赖性强的制造业影响更为显著。Damijan[9]等对欧盟六个国家的服务业FDI与制造业生产效率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服务业FDI对下游制造业的垂直溢出效应还取决于企业规模、所有权结构、最初的生产率水平以及供给和需求部门之间的技术强度等因素。该研究充分展示了使用微观数据进行企业异质性分析的优势和价值。

与国外相比，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一是受数据可得性限制，我国学者大多使用的是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如夏晴[10]、刘艳[11]等利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对服务业FDI和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进行了检验，魏作磊、佘颖[12]利用中国25个省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生产服务业FDI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系。这些研究使用的都是2010年以前较为陈旧的宏观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丰富性。二是对理论机制的分析不够细致深入，罗立彬[13]对国外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后，指出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重视不足，尤其缺乏针对服务业 FDI 对东道国制造业发展影响的细致的理论机制分析。

鉴于此，本文试图对国内文献进行拓展和补充。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1)从专业化分工和技术溢出两个角度分析了服务业FDI作用于下游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理论机制。(2)采用最新的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15个行业的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指数及其各分解项的值，实证检验了服务业FDI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3)利用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劳动生产率(LP)两个指标衡量了制造业生产效率，使得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二、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理论机制

(一)专业化分工加深机制

大量研究证明了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着紧密相联的互动关系[14-16]。制造业的需求推动着生产服务业的发展，而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将加深制造业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提高其生产效率。基于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这种互动关系，服务业FDI的流入势必会对制造业产生积极影响，原因在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体现的是跨国服务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专业化分工的加深使得制造业可以获得更多种类、更好质量和更低价格的服务投入，生产效率得以提升。

首先，根据罗默的品种增长理论[17]，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种类增加会提高下游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相比，服务具有更为明显的差异化特质，服务业FDI的流入可增加服务产出的种类，如带来新的、技术更先进的服务产品，这使得跨国服务企业与本土服务企业的服务产品间的互补性可能大于替代性，这种良性竞争将促进东道国整体服务市场的改善。其次，服务价格的降低能够降低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服务业FDI的进入将加剧东道国服务市场的竞争，促使本土服务企业寻求创新，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而那些被少数企业垄断的行业也会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而打破垄断格局，服务价格逐渐下降。此外，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也将使得生产更有效率。服务跨国企业具备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营销方式和更有效率的运作方式，在进入东道国之后，本土制造业企业成为这些服务的直接受益者。如Aronld[18]指出服务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之后，服务的可靠性得到提高，例如国外电信供应商带来的网络更加稳定，使得下游制造业生产环节受到的干扰减少，生产更有效率。

(二) FDI技术溢出机制

与制造业FDI一样，服务业FDI同样可以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对东道国服务业产生技术溢出①，服务市场的改善将间接对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产生积极影响。

1. 竞争效应。竞争机制是国际直接投资作用于东道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渠道，跨国服务企业进入东道国势必会加剧东道国服务市场的竞争，本土企业不得不改革创新，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下游制造业由此能获得更多更高质量和更低价格的服务投入，从而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2.示范效应。Kokko[19]认为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技术差距较大时，前者会通过学习、模仿后者来提高企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服务业FDI不仅能够给东道国带来工艺、设备、流程等“硬技术”，也可以带来知识、管理、营销等“软技术”，同时由于服务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同时性等特性，本土服务企业能够更方便地通过“干中学”、“看中学”以及模仿的方式获取技术溢出，因此服务业FDI的示范效应可能比制造业FDI更大。

3.人员流动效应。Haacker[20]认为人员流动带来的知识是FDI溢出效应最重要的渠道。跨国服务公司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培训知识和优秀的企业文化，这些无形资产会随着企业员工的非正式交流和人员流动而转移到本土企业，从而产生技术外溢效应。而当内部人员流出，跨国公司对当地人员的吸纳和培养会进一步扩大这种技术溢出的效果。

4.产业关联效应。不同产业直接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经济技术联系，服务业FDI的流入会对制造业各行业产生带动作用。以房地产为例，房地产作为一个综合性产业载体，直接涉及到钢铁、水泥、有色金属、机械、化学、建材、电器、仪表等多个制造业行业。当前，我国服务业FDI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交通运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产业关联度大，带动效应强的行业。服务业跨国公司通过对这些行业直接投资的增加，会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促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综上所述，服务业FDI对下游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实现：一是基于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通过加深东道国的专业化分工直接促进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与制造业FDI技术溢出类似，通过竞争、示范和人员流动等效应对东道国服务业产生技术溢出改善制造业的服务投入，以及通过产业关联直接对下游制造业产生积极影响。

三、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描述

(一) 计量模型设定

为研究服务业FDI的关联效应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基础方程：

lnTFP=αi+β1lnSL+β2lnK+β3lnR+β4lnE+β5lnS+ηi+εit

(1)

同时，为了进一步探究服务业FDI通过何种传导机制影响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TFP)分解为了技术进步(TC)与技术效率(EC)，由此构建了如下方程：

lnTC=αi+β1lnSL+β2lnK+β3lnR+β4lnE+β5lnS+ηi+εit

(2)

lnEC=αi+β1lnSL+β2lnK+β3lnR+β4lnE+β5lnS+ηi+εit

(3)

下标i和t分别代表行业和年份，α代表截距项，η为不随时间变化的行业效应，ε代表了整个回归方程的误差项, 服从独立同分布。其他变量的具体含义如下：

TFP、TC和EC分别代表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SL为服务业FDI与制造业的关联指标，衡量服务业FDI对下游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用中间服务投入较多的部门能够获得较大的生产率增长。K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R为制造业的研发投入；E为企业出口交货值；S为企业规模。

本研究重点考察服务业FDI与制造业的关联指数(SL)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二)变量与数据描述

1. 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本文采用Fare等[21]构建的DEA 曼奎斯特(Malmquist) 指数法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假设每个决策单位即每个行业使用两种生产要素(劳动与资本)生产单个产品，我们用制造业各行业的“工业总产值”来表示产出, 各行业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表示劳动投入，各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来表示资本投入。利用DEAP2.1软件可以计算出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tfpch，TFP)，并且可以将TFP进一步分解为技术进步(techch，TC)和技术效率变化(effch，EC)，即：TFP = TC×EC。当技术进步或技术效率变化大于1 时，表示它们是全要素生产率TFP 增长的源泉，反之则是TFP 下降的原因。

由于本研究是要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回归分析，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因此需要对各指数进行变换。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是指相对于上一年的生产率变化率, 由此我们假设2004年TFP为1，则2005年TFP为2004年TFP乘以2005年Malmquist生产率指数；2006年TFP为2005年TFP乘以2006年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依此类推。EC和TP计算方法同TFP的计算一样。

“工业总产值”、“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工业总产值”根据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平减为2005年的可比价格，“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根据固定资产价格投资指数平减为2005年可比价格。

2. 服务业FDI与制造业的关联指数的构造

为了从服务业FDI垂直溢出的角度来考虑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我们借鉴Fernandes(2012)的方法，构造了一个服务业FDI与制造业的关联指数。

潜在的假定是：使用较多服务作为中间投入的制造业行业会从服务业FDI的增长中获益更多。结合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我们将制造业各行业对服务业的直接消耗系数与服务业FDI存量②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相乘，就得到了服务业FDI与制造业各行业的关联指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ServicesLinkage=αit×(SFDIt/SVAt)3

αit表示制造业i在t年内对服务业的直接消耗系数；SGDIt表示服务业FDI在t年的存量；SVAt表示第t年服务业的增加值。

投入产出数据来自于2005、2007、2010和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其中，2005-2006年、2007-2009年、2010-2011年和2012-2014年的直接消耗系数分别根据2005年、2007年、2010年、2012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进行计算。

3. 控制变量的选取

R是制造业企业的科研投入，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表示。研发是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两种作用，一方面提高了工业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也会增强工业企业对来自生产性服务中的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科研投入被认为是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技术进步是引起近 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技术进步应来源于本土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并非外商直接投资。 K是资本密集度，用“制造业固定资产净值/从业人员数”来衡量。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之一。E代表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交货值，用来代替制造业出口规模。S代表企业规模，用“企业平均从业人员数”来衡量，计算方法为“制造业从业人员数/企业单位数”。

以上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官网、《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所有数据都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调整到了2005年的不变价格。本研究采用2005-2014年中国15个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的行业分类与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不完全一致,本文将两者的制造业行业进行分类合并,使其与投入产出表中的制造业行业分类一致,最终采用的15个行业分别为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三)数据描述

1.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计算结果

本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是通过软件DEAP2.1 来实现的，得到的结果显示：在2001-2011 年间我国制造业绝大部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都一直处于增长的状态，只有极个别的行业在个别年份的TFP 值是下降的。在2005-2007，我国制造业各行业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都呈上升态势。2007年之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都出现了大幅下降，2009年之后，制造业各行业的技术效率较稳定，而技术进步率水平波动较大。从表1可以看出制造业各年各效率指数的平均值在大部分的年份都是上升的。

表1 制造业各年各项生产率指数变动均值

从表2 可以看出各行业全部效率指数基本上都是上升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相差不大，技术进步的作用稍微大一些。这说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显著增长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相对于大幅度技术进步，新技术的利用效率不高，消化吸收能力有待增强。[22]

表2 制造业各行业各项生产率指数均值

2. 服务业FDI关联指数

图1显示，服务业FDI与制造业总体关联指数除了在2006-2008年有大幅下降，基本呈稳定上升态势。这一趋势和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趋势大致相同。

图1 服务业FDI与制造业的关联指数年均值变动情况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实证结果

本文通过 F 统计量检验和 Hausman 检验最终选择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面板数据的复杂性会使得模型分析可能产生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本文采用“截面加权”方法和加入因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控制变量来消除截面异方差和时间序列相关。经过Hausman检验，公式(5)对应的回归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回归结果见表3。考虑到FDI行为的滞后性，我们对的FDI做了滞后一期的回归，回归结果为表4。

表3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Hausman检验的零假设是FE和RE 的估计系数不存在系统性差异，若拒绝原假设则采用FE模型。下同.

表4 FDI滞后一期回归结果

表3显示，在当期，服务业FDI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关系，从分解项来看，服务业FDI与制造业的技术进步(TC)的关系显著为负，与技术效率(EC)则呈现微弱的正相关，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本文在对服务业FDI滞后一期再进行回归，得到了表4的结果。表4显示，服务业FDI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系数为0.128，且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其中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较大，为0.13，这一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表明，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存在着滞后效应，而且从传导机制来看，服务业FDI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的，这一结论与刘艳、邱爱莲[23]的研究相同。在对FDI进行滞后一期回归之后，技术效率的系数从0.023提升到了0.058，这表明在后期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的技术效率提升作用是在不断增进的，这需要我国制造业企业加强对国外企业先进技术的吸收利用，从而提高其技术效率。

科研投入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无论是对技术效率还是技术进步都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出口交货值对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为负。邱斌[24]认为可能是由于中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市场制度，缺乏预算软约束等因素，出口没能对生产率的增长产生正向影响。资本密集度与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呈现负相关，可能的解释是资本深化对技术进步也会产生负面作用。企业规模对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存在促进作用，但对技术效率却存在相反的作用。

(二)原因分析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服务业FDI在当期并不能促进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甚至存在反作用。FDI滞后一期的促进作用显著，且是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三：

第一，我国服务业FDI的行业分布不均衡。2005-2014年间，我国房地产行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一直比较大，平均维持在40%左右，2014年占比高达46.73%；而知识密集度高的服务业，如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业等行业的FDI吸收较少，就2014年来说金融业FDI占比只有5.64%③。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服务业FDI对下游制造业的作用机制之一就是基于生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生产服务业具有高知识高技术密集的特点，服务业FDI能够把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入到制造业的生产过程中，从而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因此我国服务业FDI行业分布过于集中在房地产、商贸等非生产性服务行业会影响其对下游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但随着我国吸收生产服务业FDI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也会随之改善。

第二，我国制造业对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吸收不足。魏作磊和陈丽娴[25]的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对物质消耗较高，而与产品制造相关的金融、市场销售等生产性服务投入偏低，我国制造业生产方式的落后限制了企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这也可能减弱生产服务业 FDI对本土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

第三，FDI进入前期的“学习成本”的影响。徐宏毅[26]指出，在FDI流入的初期，制造业企业要想获得技术转移，可能需要投入较大的“学习成本”，即制造业企业在引进上游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或管理理念时，为了让自身的人员配备和管理方法与其相匹配，初期需要投入的各种成本(学习、管理成本等)也相应增多，因此在初期服务业FDI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尤其是如果制造业企业不能对外资技术进行完全吸收消化并应用于实际时。而且，外资企业在本土的上下游行业企业进行合作时，会有明显的选择性，那些处于龙头地位的企业会不断发展，而其他企业会受到抑制而发展缓慢，甚至渐渐退出竞争。

(三)稳健性讨论

制造业生产效率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制造业生产效率的衡量对于模型的估计结果至关重要。本文采用劳动生产率(LP)代替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以求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基准方程如(1)。估计结果显示(表5)，服务业FDI对下游制造业的影响的确存在滞后效应，在当期系数为负，滞后一期之后在1%的显著性水平提高了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控制变量，各系数大小波动不大，显著性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与表3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研究结果是可靠的，即服务业FDI能够促进下游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但这种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服务业FDI作用于下游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理论机制，一是专业化分工加深机制，二是FDI技术溢出机制。然后利用DEA-Malmquist非参数分析法测算了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指数及其分解项的值，结合投入产出表数据，对服务业FDI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显示：

第一，服务业FDI对下游制造业生产效率存在积极的提升作用，但这种提升作用存在一定时滞效应。在当期，服务业FDI并不会促进下游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但其滞后一期的提升效果则非常显著。这启示我国应该加大力度引进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鼓励外商在生产性服务领域进行直接投资，打破我国服务业FDI行业分布不均的现象，充分发挥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长远影响。

第二，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项来看，服务业FDI在当期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为负，但滞后一期则显著为正，这表明我国服务业FDI主要是通过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从而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服务业FDI对当期的技术效率作用为正，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表明国企业对国外企业先进技术的吸收不足。因此，一方面我国要加大对服务业FDI的引进，以期通过促进制造业的技术进步来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优化服务业FDI结构，加大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FDI的引进，促进制造业企业对国外企业先进技术的吸收利用，提高制造业技术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注 释]

① 一般认为，FDI的技术溢出渠道主要包括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流动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等.

② 服务业FDI存量根据戈登·史密斯在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具体公式为：St=It+(1-δ)×St-1其中，S为服务业FDI的存量，I表示服务业FDI的净流入量，δ 为折旧率，t 指第t 年。参考梁琦和施晓苏[21]的处理方法，直接取折旧率为10%，则以1997年的流量数据除以10%作为基期的流量。各年的服务业FDI和服务业增加值分别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第三产业GDP平减指数调整为1998年不变价。服务业FDI即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额”以及服务业增加值的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网，并分别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服务业增加值指数平减到了2005年的不变价格。

③ 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的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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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安 锦]

The Impact of Services FDI on the Productivit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EI Zuo-lei，LIU Hai-ho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Institut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Guangzhou，510006，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services FDI on the productivity of downstream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irst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how services FDI affects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downstream manufacturing, and then uses the panel data of 15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4 to test the influence of services FDI on the productivity of downstream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urrent period services FDI does not promote the productivity of downstream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ut the lagging effect is very significant. Besides, services FDI improving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mainly through promoting it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services FDI;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echnology spillover

2017-04-10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14JZD02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JY141)

魏作磊(1976-)，男，河南滑县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山大学中国第三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服务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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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5863(2017)03-006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