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宇

幼升小，小升初……学生与家长展开了一年又一年的财智与关系大比拼。升学大战，是一场调动所有最高资源的社会“战争”，犹如哈哈镜，照出的不仅是教育问题，寒门再难出贵子，出身的分野再次割裂了群体。

升学大战与名校门槛

每年的幼升小大战，一向是从前一年的12月开始，然后在起伏跌宕中，绵延到四月底，最后在五月画上句号。历时近半年，家长的心情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辗转，身心疲惫，遇罗克当年驳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观念的《出身论》在现实面前也不堪一击。

以北京为例。北京的小学在多年的外部力量伸手下，形成大大的金字塔结构。为了升学，学生与家长展开了一年又一年的财智与关系大比拼。那个隐匿于市井中的金字塔顶，也逐渐显豁开来。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张兰为了爬上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动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

当年，张兰6岁的儿子面临上小学，海淀区知名中学与小学环立，被外界认为是通往清华、北大的“预备队”。张兰下定了决心要把孩子送入“预备队”。 在海淀，张兰找的第一所学校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小。当时，人大附小组织了一场跨区招生的考试，对外称准备招收200人入校。北京各区的家长们闻声云集，张兰带着孩子也挤入其中。但过程并不顺利，张兰和她的儿子在这场升学大战中屡遭挫折。

當孩子成为海淀中关村三小的一员，张兰手上没留有证据，可以证明自己曾经为这个学籍花费了3万块钱。但她并不在乎，甚至很庆幸，“3万块的择校费并不算多，在北京这几乎是最低额度。”

此后数年，北京各中小学的新招生名额被严格控制，入校门槛随之提升，花费10万元以上却不得其门的故事开始出现。曾有媒体报道，至升学旺季，某学校校长的随身包中，要求入学的条子竟重达1公斤。

择校与升学蔚为产业

入小学难，从小学升入中学，更难。升学之战中，往往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却得不到好的结局。

按照北京“小升初”规则，若不想参加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对多数家长来说，往往剩下“奥数点招”一条华山路可以通行。在此阶段，择校与升学蔚为产业，大多面临小升初的家长由此患了严重的“小升初”综合征。

在帝都，病症爆发的时节，往往是两所标杆性中学——北京四中和人大附中——举办“小升初”考试时节。每年此时，北京应届小学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会如“赶考”般，云集而至，参加由两校关联培训机构所办，但却在国家教育体制之外的选拔考试，以期能够被两校点招入学。考试内容都是奥林匹克数学。

5月25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暗箱掐尖”损害义务教育公平公正》的评论。《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免试就近入学，不得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教育部也三令五申，严禁奥数与升学挂钩。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在区域、城际间分配不均，短期内还难以做到完全均衡，因此，孩子在入学升学中能否真正享有平等权利，就有了更大的现实参考价值。可是，秘密组织考试掐尖，为重点班挑选苗子，已经人为地把幼小的孩子分成了三六九等。而在其选拔过程中，还参考校外培优机构的统测排名，更为近年高烧不退的“培优热”推波助澜。

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以奥数、英语为标尺，以选拔小学生“尖子生”为目的，公立学校自办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开办的“坑班”开始渐次出现。其中，根据对应重点学校的含金量，“坑班”又分为“金坑”、“银坑”、“土坑”、“粪坑”等种类。

针对奥数普及化的趋势，北京市人大代表几度联名反对。作为奥数普及化的策源地，人大附中备受非议。2011年年初，在该校教育实践报告会上，校长刘彭芝谈及外界对奥数的非议，数度哽咽，并谓：“奥数不是反革命！”

深陷奥数囹圄的家长群体大部分反过来支持刘彭芝的观点，认为北京“小升初”的问题并不出在奥数上。“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人大代表们热衷于批评奥数，却对为权贵开门的情况视若无睹。”一位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认为“不患贫而患不均”是大多数家长的真实情绪。

被教育割裂的群体

在公立教育体系之路愈发逼仄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富裕的中国家庭正在跳脱传统教育模式。

近年来，各种真人秀节目中，人们惊讶的发现：黄磊女儿黄多多小小年纪能说一口纯正的英文，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的儿子威廉英语水平被称为专八，林依轮的儿子多才多艺兼备绅士涵养……在这些表象背后，媒体挖掘出的是各大学费高昂的私立、国际学校。这些成功人士所认为的西式的、国际化的教育能培养子女的创造性思维，并让子女从小接触“同一阶层”的同龄人。

沿着现时的轨道前行，好像画了一个圈，又回到了惊变之初。1966年，驼背的年轻人遇罗克写成《出身论》，以此驳斥当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观念。然而直到今天，私立学校背后的“贵族”标签却仍是一些家庭纳入考量的重要条件。

以北京地区为例，较为知名的私立小学每年学费在15万-30万元人民币不等。奢华的教学环境、先进的设施设备、国际化的师资力量、对中国国籍学生的名额限制……这些琳琅满目的优势也不时触动着家长们的虚荣心，将高额的教育投资压力心甘情愿地扛到肩上。

如今，在名校难攀的景况下，出身的分野再次割裂了群体。“有一次，一个实验二小的家长告诉我，他们在同学聚会上，大家会互相打听孩子的学校，因孩子学校的好坏，家长的三六九等立时判定。”这一幕并不是笑话，而已经成为现实的常态。据了解，费尽心血为孩子“小升初”奔忙的家长，大多为城市中产阶级，从政者亦很少超过处级。这些人有经济实力，但政治资本很少，拥有话语权，但缺乏决策权，希冀孩子获得最好的教育，但又远离教育权贵圈。对其而言，社会的虚荣风气与对社会地位的焦虑，让他们对教育寄望深厚。

另一群人，则充满了对底层挫败感的恐惧。据了解，目前，在北京海淀、朝阳、丰台三区的普通中小学中，95%的学校，其中一半生源构成为外来务工子弟。这意味着，北京家长，如不花费大把精力物力，将孩子送入名校，就要面临与打工子弟同学的局面。这样的局面，对许多保守的北京市民来说，不可接受。而不可接受的理由，恰是血统论味道浓厚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深怕进入普通学校，便无法超脱底层。

在公立名校已经成为最难上的学校的今日，北京不过是各地教育乱象的一个缩影，教育逻辑数十年缠绕后，乱象攸关公平。我们不禁要问，在这场升学之战和出身论的博弈中，到底考的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