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康力

摘要：李唐王朝是中国漫漫历史长河里一颗璀璨之星，他的开创者李世民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位卓越的帝王，而且在音乐方面还有着很高的造诣。他用他“若百姓安乐，金石自谐矣”的音乐美学思想看待音乐，不迷信不自闭。他用海乃百川的胸怀包容天下优秀的曲调，将国门敞开，吸收民族音乐、外国音乐、民间音乐优良的部分并融合在一起，谱写出“贞观之治”音乐的繁荣昌盛。而音乐之花之所以能够茁壮成长，这与唐太宗的政治自信和政局稳定息息相关。

关键词：唐太宗；美学思想；宽广胸怀

一、唯物辩证的音乐思想

千百年来，受封建思想的许多君王与大臣都认为音乐决定着国家是否灭亡，是否昌盛。但唐太宗说道“治之隆替，岂此之由”，意思就是国家的兴衰其根本不会由音乐决定。三国时期的魏明帝曹睿也曾说过：“兴衰在政，乐何为也？化之不明，岂钟之最！”太宗的观点与此相符。据《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御史大夫杜淹认为“前代兴亡实由乐”，李世民反驳了杜淹的观点，并说道：“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意思是亡国是因为民间疾苦，百姓怨声载道自然就会觉得音乐是在述说将要亡国。宰相魏徵也赞同太宗的观点，并用古人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来证明音乐只是一种抽象的艺术，它并不能实质性主导人们的思想或是事物的发展，同样的曲调由不同的人或不同的心情来聆听时带来的是不同的感觉。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中也提到“哀乐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意思就是所谓的哀乐不过是人有悲伤情绪时听到后被定义的，而音乐本身是不具有哀愁与喜悦的。太宗的音乐美学思想还吸取了儒家的基本思想，如“音声能感人”。从上述观点来看，唐太宗从曹睿、嵇康和儒家的音乐思想中找到自己认可的部分，形成独特的音乐美学思想。

音乐是否影响政治呢？太宗实施“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行以防其奸”的政策，虽然音乐不能主导事物的发展方向，但是它有着感化教人的作用，比起礼、政、刑而言，音乐显得更具有对人性的关怀作用，使仁和之道在無形之中灌输到人们的思想中去。唐太宗还深知任何喜爱都不能过度，君子之所以能够称为君子，是因为有自控力，懂得节制。隋炀帝动用大量的人力财力来满足自己对音乐的喜爱，导致民众的不满，加快了亡国的步伐。太宗引以为戒，喜乐但不纵乐。唐太宗用唯物辩证的美学思想来看待音乐，即音乐自身虽没有让事物颠覆的功能，但可以服务于政治的，用于收拢民心。当百姓安居乐业时，音乐使民众的日常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民众的艺术修养得到提高，可以尽情的用音乐抒发自己喜悦或悲伤的情感时，才能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国家繁荣昌盛的面貌。

二、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唐朝音乐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统治者对于音乐呈多样性发展的包容和将优秀的曲调改良传承尤为重要。有着卓识远见的唐太宗用宽宏的心胸，豁达的态度对待一切有利于唐代音乐向前发展的因素，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来推动音乐的发展，具体有：

（一）对于前朝音乐，太宗实行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隋文帝坚持“宫为君”，迷信黄钟为宫能彰显皇帝万人之上的身份，而太宗破除此迷信，采用七声十二律旋相为宫的八十四调体系，每一均的十二口钟都能奏鸣。唐代的“十部乐”则是在继承隋代“九部乐”中的七部，再加入新编写的三部而成。

（二）对于少数民族音乐，为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太宗十分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信仰，摒弃了隋文帝对胡乐的偏见，吸收每个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并将汉族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结合起来，碰撞出火花，形成不同风格的音乐。如《龟兹乐》《西凉乐》等都是来自西北辽远的少数民族音乐。

（三）对于宗教音乐，虽然唐太宗早年时并不喜爱佛教，但为得到众多佛教信徒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佛教还是保护的。加之他晚年受到玄奘的影响，所以佛教得到了朝廷的推崇，寺庙便成了人们拜佛的主要活动场所。“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在荐福、永寿”，从钱希白的《南部新书》中的这段话可以看出，寺庙还有着聚集民众开展音乐活动的功能。有群众参与，那必定其音乐就融入了世俗性，这样不仅冲破了宗教音乐的局限性，而且在民间广为流传，建立了“人人都会音乐”的局面。

（四）对于外来音乐，由于丝绸之路的通达，唐朝政府将国门对外打开，欢迎四方乐人。太宗则对于有音乐才华的人十分器重，并不在乎他们的身份地位，体现了太宗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宽广胸怀。因为李世民这样的明智之举，使得外国音乐家们不断努力，才为唐朝的音乐注入了一股新活力，将外来优秀的音乐创新内化成为本国的音乐，在乐器、乐制、技巧等方面也都得到了发展。

（五）培养外国留学生。李世民执政后，增建学舍一千二百间，增添招生名额二千二百多民，将唐朝的音乐技法、乐曲、音乐调式等传授于外国留学生，唐代的琵琶、尺八、笙、筝等仍珍藏在日本的“正仓院”中。这一举措，弘扬了唐朝音乐，使其伫立于世界音乐之中。

（六）对于民间音乐，唐太宗一改前朝皇帝的看法，实行“重俗轻雅”的政策。从《旧唐书·音乐志》记载“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得知，唐代雅乐无非就是南方民间音乐与北方少数民族音乐，再添加其他元素混合而成，其根本不过是民间音乐的变体。《新唐书·礼乐志》中提到“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可见位于立部伎中雅乐的地位比较低。正是由于俗乐比起雅乐更贴近人民，重视俗乐无疑对民间音乐、杂戏、曲子、变文唱讲等起着推动性的作用。

三、气宇轩昂的领袖风范

纵观历史，有很多古代音乐家都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如阮籍、嵇康等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推动着音乐的发展，但因为他们的力量单薄，没办法让全民喜乐。也有很多名垂青史的帝王，他们在军事上可谓是铁血英勇，但是对于文化革新，他们没有发挥自己领袖人物的作用。而唐太宗集最高权力与极高的艺术修养两者于一身，以其开明豁达的心胸，接纳一切有利于音乐发展的事物，这与他旷世罕有的远见及他唯物辩证的音乐美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李世民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能善用自己的权利，以高瞻远瞩的眼界将唐代音乐发展至古代音乐中最繁荣最辉煌的时代，他为中国音乐进程带来的功绩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