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鹏

摘要：作为美国未成年人惩教史上的转折点的加州少年矫治局成立于1941年。加州少年矫治局法案是第一个贯彻美国当代少年惩教机构法的法案。本文就加州少年矫治局作简介来阐释美国双轨制司法的来源以及少年收容所的现状以及所遭遇的问题。

关键字：少年；收容所；加州

一、加州少年矫治局

美国最大的惩教系统，加州少年矫治局大约可以在11个机构和4个营区中容纳6000名未成年人和青少年，以及监管4000名假释人员。作为训练于治疗机构加州少年矫治局提供了包括教育、职业培训、工作经验、性犯罪者的治疗、药物滥用的治疗、专业的咨询以及心理健康治疗等方面的指导。加州少年矫治局通过预防办公室和受害者服务来协助地方司法机构预防和干预犯罪以及为受少年的受害者提供服务。

二、加州少年矫治局起源

作为美国未成年人惩教史上的转折点加州少年矫治局成立于1941年。加州少年矫治局法案是第一个贯彻美国当代少年惩教机构法的法案。与传统的思想和实践根本不同的是，该法案提出少年司法应该是基于康复而不是惩罚性的处罚，并呼吁各洲法律来进行服务协调。1941年加州少年矫正收容所法案是第一次由一个被选出的立法机构来起草的用于青少年修正目的而不是处罚的法案。

1941年在为使少年矫正收容所法案通过期间，加州少年司法系统被认为脱节、资金不足而且有严酷倾向，该系统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整体的标准。关于拘留时间、教育服务以及惩教质量与治疗训练并没有一个准则。三个冗杂的机构和共九个假释机构为全部加州提供服务。其是按照精神病院或者是残疾人之家这种政府机构的方式来运行。

1941年之前少年直接由法院安排到三所学校之一。若无足够的空间那么这些人会被安排和成年人在一起到拥挤的监狱去。即使是青春期前的儿童有时也会被安排到关押着其他犯罪类型的成年罪犯的监狱。这时的儿童暴露于成年人的持续犯罪方面以及生理方面的影响，也有着性虐待的危险。这成为了一个高度情绪化的公众问题。1939年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在惠蒂尔州立学校，当时洛杉矶时报报道了一名被单独监禁的男孩在非正常情况下死去。当第二名惠蒂尓州立学校的男孩在几乎同样的情况下死去的时候，公众要求改变的呼声变得不容忽视。

当然加州并非唯一有此问题的州。其他州的公共委员会和其他有影响的团体发现许多青少年进入司法程序后会遇到不公正与暴行。纽约市青少年司法委员会成员指出，在評估少年司法系统后其结果令人震惊。但他们确信由于公众并没有充分理解到该系统，因此这是唯一可以容忍该残酷现实的理由。为了解决这种知识的缺乏，委员会撰写了一份对“纽约州少年司法体系感到遗憾”的报告。这份名为《网中少年》的报告最终得到了美国法学会的注意。1938年该机构决定解决这一问题并开始寻找使为未年人司法管理更有效与人性化的方法。他们的解决方法是要打造一个各州都可适用的模式系统，而这套模式系统研发的任务则交给了被选出的法官、律师委员以及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

1941年的少年矫正收容所法案规定这个新的机构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用训练和治疗来替代对犯有公共犯罪的年轻人的报复性惩罚来保护社会”。其规定由三人委员会来管理该收容所，同时指导拘留安置治疗青少年。该委员会被授权可聘用教师、医生、精神科医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来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治疗方案。按照最初的设计，少年收容所委员会被授权可以使用任何公共机构或组织来作为可接受的牢房。1941年的这部法案并没有给少年矫正收容所对其他机构的行政管理权，尽管它被授权定期检查它们。1943年在加州州长厄尔沃伦的命令下，试图解决诸如惠蒂尔学校的问题，最终在修正案中得以解决。

加州立法机构增加的修正案使加州少年矫治局有着强烈特征。法庭保留了缓刑的权利从而创造了一个双轨制。加州少年矫治局被给予发展和协调不法行为预防方案与为其他提供不法行为预防与治疗的机构提供咨询服务的责任。加州少年矫治局创立了侧重临床诊断个别罪犯和制定个体化治疗计划的治疗模式。

三、加州少年矫治局改革

20年内加州少年矫治局凭借其革新的未成年犯管教治疗和训练实验研究已确立了国内和国际的声誉。除了第一个建立了接待中心和诊所来诊断和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加州少年矫治局还开创了未成年人营区、社区治疗以及设计独立仲裁的犯人申诉程序。实际上这些方案成为不仅是美国，更是全世界的矫正机构制定了审问和复制的模式。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持续到70年代中叶，加州少年矫治局引进并且评估了诸多诊断和治疗方法。这些包括了指导小组的互动、社区治疗、团体治疗、行为矫正、差别待遇和相互作用的分析。虽然加州少年矫治局的一些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其认为远没有得到所期望的突破。

少年矫治局还尝试了在社区中而非该机构中治疗少年犯。由玛格丽特沃伦主导的区别于机构中其他社区的第六社区的个性化心理治疗测试了集约供给的有效性，广受好评。尽管这项研究项目的结果是有争议的，但它表明犯有严重错误的少年是可以在社区治疗的，同时社区的花费也要少于专门机构的。

就像美国大多数的矫正机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加州少年矫治局的方案和服务如《没什么用》一书中所描述的环境一样遭受了相当大的预算削减。同时期少年收容所特色文化环境逐渐承担了更重的安全方面的定位，而削减了大多数少年收容所的传统的训练和治疗定位。尽管如此其林务营活动持续进行，多项具有恢复性司法要点的创新项目在这段时间中被引进。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投资项目”，该项目使少年收容所引入民营企业以获得就业经验；另一个是“领导项目”，其基于加州国民警卫队军官训练计划的集约的新兵训练营想项目。尽管少年收容所仍在以训练和治疗理念来运营，但近年来其已经成为诉讼主体，被指控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教育和心理健康服务以及对其监管人员缺少足够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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