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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权市场研究述评与中国特色水权市场研究展望

2017-06-14王亚华舒全峰吴佳喆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年6期
关键词:水价中国特色

王亚华 舒全峰 吴佳喆

摘要水权水市场改革是我国水资源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我国水权市场尚未发育完成,水权交易还未成体系,更缺乏水权交易的制度体系和技术支撑。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有效运作的水权市场,需要具备产权明晰、计量监测技术支撑、监管制度完善等多方面的条件,同时也会受到交易成本、第三方效应、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从已有的水权交易模型来看,国内学者基本上是沿用了西方发展起来的水权交易模型,很少考虑中国国情因素。总体来看,国内水权水市场研究目前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缺陷。第一,在水权市场发展的规律研究方面,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和市场制度本身,对水权市场运作的内在机制认识不足;第二,在水权市场的国际经验借鉴方面,过于强调个别国家的“先进经验”,对水权市场发展的教训和伴随的问题认识不足;第三,在水权交易和市场制度建设过程中,过于强调理想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模式,对国情条件的制约和中国特色的因素认识不足。当前亟需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系统探索中国国情因素对水权市场构建的影响,重点揭示中国特色的水权市场制度体系特征,提出中国情境下的水权交易模式、交易规则、水权监管制度以及与国情条件相适应的水价政策。通过理论集成和知识创新,增进对中国特色水权市场制度的理解,为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研究支撐。

关键词水治理;水权;水价;水市场;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F323.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6-0087-14DOI:10.12062/cpre.20170320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水权市场交易为方向的水资源管理改革越来越受到国家决策层的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推行水权交易制度;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要高效利用资源,明确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国家层面的一系列战略方针体现了我国水资源治理范式的变革。在此背景下,继新世纪之初的“水权水市场”大讨论的热潮之后,水权市场再次成为我国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本文基于对既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回顾中国水权市场改革实践,总结水权市场发展的国际经验及教训,探讨水权水市场改革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强调结合中国国情构建中国特色水权市场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论文采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绘制国际水权水市场研究知识图谱,并深入分析国内外水权市场及其有效性的研究进展、水权市场建设的影响因素、水权交易模型的开发等研究动态。在此基础上,辨析我国现有水权市场研究的不足,提出未来我国水权市场研究的重要方向和关键问题。

1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水权市场改革

1.1中国水权水市场改革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面临严重的水危机,水资源短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为了应对严峻的水问题挑战,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的水管理模式开启了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和可持续发展水利的大转型。水利部提出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充分发挥市场在水资源优化配置领域的作用,积极探索建立水权制度和水权交易市场[1]。2000年末我国首例水权交易事件(浙江省东阳义乌水权转让),更使水权水市场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

从新世纪之初开始,水权水市场改革成为中国水资源管理改革的重要取向。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建立健全水权

制度,积极培育水权市场,鼓励开展水权交易,运用市场机制合理配置水资源,已经成为中国水资源管理的基本政策。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的水权水市场改革不断推进,在法规政策制定、水权制度建设和水权交易实践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2004年黄河中上游宁蒙地区开展了水权转换试点工作;2005年水利部发布《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和《水权制度建设框架》;2014年7月,水利部印发《水利部关于开展水权试点工作的通知》,选择在工作基础好、代表性强、地方积极性高的7个省区,开展不同类型的水权试点工作;2016年11月,水利部和国土资源部印发《水流产权确权试点方案》的通知,选择部分地区作为试点区域开展水流产权确权试点,探索水流产权确权的路径和方法,为在全国开展水流产权确权积累经验。

总体来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初始水权分配的框架初步形成,开展了一系列水权市场的实践探索和试点,特别是取水权的确立及水权交易的实践探索,为水权制度建设进一步创造了必要条件,但水权确立登记、水权交易规则、水市场与中介组织、社会监督机制、政府监管与服务等一系列制度尚未建立,水权流转不顺畅,权利保护不充分,水权制度建设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实践中水权市场尚未发育完成,水权交易还未成体系,更缺乏水权交易的制度体系和技术支撑,水权市场的建设仍将经历长期的研究和探索。

1.2水权市场发展的国际经验及教训

水权市场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经验,对我国有宝贵的参考价值。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水资源被大多数国家视为公共财产,由政府机构开发和运营。但是随着全球水资源问题的挑战凸显,这种情形在过去几十年正在逐步变化,将经济手段引入水资源配置领域,已经成为全球水管理领域新的发展趋势之一[2]。虽然水权市场在历史上并非罕有,但是大量引入市场分配水资源,主要是近30多年的事情。从19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水市场化趋势明显。澳大利亚、美国西部和智利等国水权市场发展,被视为水权市场发展的代表;秘鲁、墨西哥、西班牙等国家也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分配水资源[3];以印度、巴基斯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灌溉部门内部的非正规水权交易较为活跃;2000年以来,中国也开始了水权水市场的探索。目前上述国家大多数也是水权水市场研究的重要力量(如图1所示)[4],尽管中国水权水市场的探索起步较晚,但从国际水权水市场研究空间分布中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其相关研究发表数量仅次于美国,与来自澳大利亚学者的研究数量较为接近。除了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欧洲国家(主要是欧盟国家)也是一支重要的水权水市场研究力量,且欧洲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网络较为密集,基于欧洲本土水资源多为跨域的特征联合开展了大量研究与探索(如图2所示)。

应当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水权市场的发展,并未改变水资源分配和管理由政府主导的格局。目前绝大部分国家仍然是依靠行政手段配置水资源,全世界建立水权市场的国家只有十几个,而运作良好的水权市场只是局限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少数发达国家。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尽管开展了水权市场的探索,但是由于水权法规不健全、制度执行不力及客观条件制约,水权市场的运作面临很多问题,政府需要大量干预和介入,水权市场因而具有“准市场”的特征[5]。

水权市场的出现和发展,是水资源日益短缺的现实自然催生的结果。美国西部和澳大利亚等国建立水权市场运行表明,可交易的水权,对于提高用水的效率、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具有重要作用[6]。澳大利亚的水权交易被普遍认为是发展水权市场的一个典范。澳大利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水权制度改革,20世纪90年代完成墨累-达令河流域的用水总量控制,规定流域内任何新用户(灌溉开发、工业用途和城市发展)的用水都必须通过购买现有的用水权来获得。2013年,澳大利亚全国的水权交易量为75亿m3,占当年用水总量的三分之一[7]。Connell[8]的研究指出,墨累-达令流域的水权交易体系大量节约了由于干旱带来的损失。Settre[9]等以墨累—达令流域为对象的研究显示以市场化为主导的水权市场绩效要优于政府主导的水资源管理绩效。

与此同时,开展水权交易的上述国家的实践也显示,水权市场的实际效果与人们预期有较大差距。尽管从新古典经济学提供的框架来看,只要能够清晰界定水权,水权市场就能够自然发挥作用,带来大量控制成本的节约,但是水权市场在实践操作中却遇到不少难题。作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和澳大利亚拥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而且美国西部的水权市场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澳大利亚的水权市场也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他们的水权市场制度的实施近年来还不断出现问题。智利被誉为发展中国家引入水权市场的范例,在水权市场改革中遇到了更多问题。智利在20世纪80年代初修改水法、放开水市场后,水权市场在推行中遇到很多环境问题,迫使政府重新修订水法,对水市场交易做大量限制[10]。直到今天,新一届智利政府还在讨论修改法案,限制水权的私有权利,重新强调用水的公益性[11]。各国在发展水权交易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走了“弯路”甚至“回头路”,说明水权市场比想象中更为复杂和困难。

1.3水权市场改革面临的难题

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水权水市场建设上取得的成就與经验值得中国借鉴,智利、秘鲁、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所积累的教训同样值得中国参考。中国学者和政策研究部门目前也已开展了大量的学术或政策研究,取得一系列进展。然而,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迅速,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盘根错节,水资源管理改革亦变得纷繁复杂,在此背景下,目前急需更多以及更高质量的与中国水权交易市场建立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12]。

鉴于水权市场在实践中的复杂性,国际上有很多研究和反思。Challen[13]总结澳大利亚水市场发展教训指出,水市场改革涉及大量集体行动和外部性,并不是通过私有产权就可以解决问题的。Bauer[14]在反思了智利发展水市场的经验后提出,水市场的运作受制于法律规则、政治选择、制度安排、经济和地理条件、以及文化因素,所以对水市场应持谨慎的预期。因此,水权市场是一项复杂的制度体系,其建立和发展绝非易事,其完善更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的水权水市场改革,并没有脱离世界范围内的一般规律。虽然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但我国实践中涌现出的水权交易只有数十例,水权市场建设进展缓慢。世界范围内的实践经验已经表明,一个国家要成功引入和有效运作水权市场,必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水权市场制度体系。中国作为拥有独特国情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水权市场,显然有巨大的难度和挑战。这就需要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深入探究,除了国际文献中讨论的一般性的制约水权市场发展的因素,还有哪些中国国情因素制约了水权市场的发展?中国特色的水权市场制度有何特征?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如何发展水权市场?这些理论难题亟待回答。

2国内外水权市场研究动态

2.1水权市场研究的总体进展

水权水市场的研究,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有不同的研究热点,既体现了该领域研究的丰富性,也印证了水权市场交易问题的复杂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上更多关注的是农业灌溉与农业产出的问题;到了本世纪初,转向对水资源管理绩效、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探讨;2005—2010年间,进一步深入到对水权交易模型和可再生能源问题的讨论中来;2010年至今,关注的热点则偏向废水治理、生命健康等主题。总体而言,国际上水权水市场研究热点以水资源管理为主线,根据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需求不断变化和拓展。

从研究热点的演变来看,水权水市场是一个涉及到众多学科交叉研究的领域。该领域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量涌现相关文献,目前最热门的研究学科包括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 sciences)、社会生态(ecology)、工程学(engineering)、能源(energy)、农业(agriculture)、水资源管理(water resources)、经济学(economics)等多类不同方向,从侧面展现了国际上水权交易行为所涵盖的领域之广,水资源管理与水权交易不仅仅事关农业,也跟环境、生态、能源等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相关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网络颇为密集。科斯(Coase)[15]的《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一文中有关产权与交易成本问题的讨论为水权水市场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Howe[16]等关于水市场中创新性的水资源分配、Ostrom[17]关于灌溉制度管理、Rosegrant[6]关于发展中国家水权交易市场效益潜力以及Bauer[14]关于智利水权水市场的政治经济分析等理论或实证研究,则成为水权制度(water rights system)研究中最受关注的文献,在水权水市场研究的知识图谱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水市场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不同于最初的理论探讨为主,围绕水权交易的经验性研究也逐渐增多。Saliba和Bush较早发现,尽管水权市场在理论上有很大的潜在收益,但是实践中的发展状况不尽人意,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的水权市场主要是区域性的和非正式性的[18]。智利是最早大规模引入水市场的国家,根据Bauer[14,19]对智利1976年以来发展水市场经验的总结,实践中的水市场要比理论上复杂和困难得多,其实际效果也与理论预言有较大差距。Pigram[20]对澳大利亚和Howitt[21]对美国发展水市场的经验研究,以及Easter等[22]对全球多个发展水市场国家的调查,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水市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这种差距,刺激了学术研究,学者们认识到,水市场的失效主要是源自于不完全市场假设。虽然理论上水资源配置中引入市场,可以节约大量成本,但是现实中的很多因素,抵消了市场的成本节约性,这些因素有很多,包括交易成本、第三方影响、回流、市场势力、技术条件、风险和不确定性等众多因素在文献中都被广泛深入地讨论。例如,很多学者在文献中提出和强调交易成本对于水权交易的约束作用[23-25]。Hearne和Easter[10]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们指出,由于水权交易市场中存在交易成本和第三者负效应(外部性)两大问题,水权交易制度在实际应用上存在很多困难。Nickum等[26]利用确定性的交易成本解释了水市场制度的组织和运作。交易成本的作用,是降低水权交易的可能性和市场规模,增加了交易价格的离散性。由于交易成本因素的存在,水权的初始分配和不同的市场结构选择将对水市场的效率产生影响。例如,Montero[27]证明,在交易成本约束下,市场绩效和交易价格对初始分配很敏感,即使是对于不变的交易成本也是如此。王亚华对黄河流域的水权市场进行了模拟,发现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跨地区的水权交易所带来的潜在收益是相当可观的,但是随着交易成本的增大,潜在的市场收益快速降低[28]。

国际文献的一个总的趋势,是围绕美国、澳大利亚、智利以及一些新引入水权交易地区的市场实践,开展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图3中可以看出,国际文献研究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灌溉(irrigation)领域,关注市场(markets)、管理(management)、绩效(performance)、效率(efficiency)、模型(model)等主题。其中,国际文献对水权市场的绩效和影响探讨越来越深入,运用的技术非常先进。例如,Hall 等[29]通过构建空间平衡模型来评估跨区域水权市场的作用;Michelsen等[30]建立了基于理性预期理论(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ory)的两程式模型,研究市场参与者的投机行为和社会经济因素对于水权价格的影响;Young等[31]则利用CGE模型分析了人口的增长和不同的水政策机制对于水价和区域经济的影响。Qureshi等[32]通过构建非线性农业生产方程来计算行政限制所带来的额外成本;朱廷举等构建了随机地表水供给的水利经济最优化模型,模拟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供给条件下的水权交易行为[33]。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领域的国际文献已經越来越分工细密化、定量模型化与理论精致化。

随着该领域国际文献的日益丰富,近十几年来,开始出现带有集成性质的文献。例如,世界银行在1997年出版的《美洲水市场》一书,是对北美和拉美发展水权市场经验的全面总结;Bjornlund等[5]通过总结美国西南部、智利水权市场发展过程,结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水权市场的表现,探讨水权市场的影响因素和其对社会、社区及环境的影响,并总结出对发展中国家的9点建议;Grafton等[34]构建了全球第一个综合且完整的水权市场框架,运用该框架识别中国北部、澳大利亚、美国西部、南非、智利等五个国家的水权市场优缺点。该框架从“制度基础”、“经济效率”、“公平”、“环境可持续性”四个维度,共26个指标来衡量市场情况。评估发现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和相关机构设置对水市场发挥作用有显著影响,且即使是现今发展成熟的水市场,仍需要在市场治理和水权制度方面加强建设。

中国水权市场领域的研究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的,在过去十几年涌现出了很多文献。傅春[35]、姜文来[36]、祖雷鸣[37]、汪恕诚[1]、石玉波[38]等对水权的概念进行了探讨和界定;王金霞和黄季焜[39]、李晶等[40]、陈虹[41]等介绍了国外水权市场经验;王亚华[2]、肖国兴[42]、王亚华[43]等对中国古代和当代的水权交易及其变迁作了制度分析。一些学者提出了中国建设水权市场制度的设想,胡鞍钢和王亚华[44]提出了黄河水资源引入准市场配置的改革思路;盛洪[45]设计了水权的拍卖机制和水权交易体系;常云昆[46]设计了黄河水权交易的规则;胡继连等[47-48]设计了水权市场的运作和管理体制,并应用于黄河流域和地下水资源的管理;苏青和施国庆[49]探讨了基于取水权市场的数字黄河水资源调度和管理系统;汪恕诚[1]探讨了南水北调开展水权交易的制度设计;段永红[50]、单以红[51]、李晶[40]、王亚华[52]、张舒[53]等尝试对中国水权市场制度进行总体设计。围绕中国的水权市场实践和试点工作,涌现出一批经验研究文献,如沈满洪[54]、王亚华[55]、王晓娟等[56]、王宝林[57]、黄本胜等[58]、谢元鉴等[59];值得一提的是,王金霞[60]较早围绕中国北方的地下水水权交易现象开展了实证研究,研究了自发地下水水权市场的规模和特征;王金霞等[60]发现地下水在中国特别是北方的灌溉面积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农民自发的地下水市场较为活跃。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更为理论性的文献,探讨水权交易的内在机制与水权市场的定量模拟,如张云昌[61]探讨了水权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沈满洪[54]、Wang[28]研究了交易成本对于水权交易的影响;Heaney[62]、王金霞等[60]和王亚华[63],利用不同的方法构建了数理模型,估计了黄河流域引入水权交易的收益;李浩和胡继连[64]基于两部门模型研究了黄河水权转换影响因素;刘一明和罗必良[65]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水权交易对农户灌溉用水行为的影响。

总体来看,过去十几年中,国内在水权市场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很多进展,对水权水市场的概念进行了广泛讨论,对中国水权市场构建的相关问题做了很多探讨,借鉴国际文献对水权市场的理论分析不断增多,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水权市场发育缓慢,水权交易实践案例寥寥无几,制约了有关水权交易的实证研究工作,限制了结合中国国情发展有关水权市场理论的空间,也使得中国水权交易制度建设缺乏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

2.2水权市场的有效性研究进展

水权交易的作用在文献中已经被广泛地研究,被证明有多方面的功效,包括协调水资源约束与经济发展、减少政府支出、激励节水等。新近的研究还显示,建设水权交易制度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拓宽水利设施融资渠道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66]。与此同时,水权交易也可能伴随着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如对农村和农民的影响,可能侵害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及对生态环境潜在的不利影响。有效运作的水权市场,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

(1)清晰而明确的“水权”。Anderson等[67]认为在法律上明确水权到底是什么,是市场存在的最主要的前提条件。世界银行在1997年出版的《美洲水市场》一书中也明确表明“市场中有可定义的产品来交易,这是市场建立的前提。

(2)科学合理的初始分配制度。澳大利亚经验表明,水权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在制度设计时应该考虑到总资源使用情况、未使用的取水权因素及环境用水量[68]。Bekchanov[69]等对中亚地区咸海盆地的水权交易研究后,也建议以历史用水量为基础来分配流域区域初始水权。

(3)强有力的政府监管。水权使用监管是建立水权市场的基本条件之一。由于自然资源产权市场很难具备自由市场条件,“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市场的有效运作依赖强有力的监管制度,市场永远是一个很好地仆人却并非是主人[70]。

(4)社会文化的认可。学者们通过对国际上正式和非正式的水权市场进行研究,发现但凡成功的水权市场都因为其制度的设计贴合历史习惯和社会共识,反之则不会被社会遵守。同样,在印度和西班牙,由于水是农户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所以当地农民不习惯进行水量交易[71-73]。

(5)配套的制度保障。不少学者指出,不能单靠水权市场手段来进行水资源管理,即使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政府也采取了一整套水资源管理制度,充分的制度安排是市场发展持久的必要保障[74]。这些制度安排应当包括配套的惩罚监督机制,应对第三方影响补偿机制,以及交易冲突调解机制。

(6)充分的水文知识。对于水量分配的不稳定性会阻碍有效的市场参与,所以充分的水文知识就相当关键,农户可根据已有的知识来对市场交易价格做出判断,理性决策[75]。

(7)足够大的市场收益。由于建立水权市场制度的成本很高昂,所以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需要看到足够多的市场收益,才会决定采用水权市场的方式解决水问题。

世界银行在总结了世界范围内引入水权市场国家的经验教训后,归纳提出了水权市场发挥作用的9个前提条件:“①可定义的交易品;②水需求大于供给;③水权供给的流动性;④購买者权利的保障;⑤冲突调解机制;⑥系统的可调节性;⑦补偿机制;⑧价值可接受性;⑨持续的资金来源”[3]。

中国水利部专家提出了建立水权市场的五大基本条件:“一是有明晰的初始水权。明晰初始水权是开展水权交易的前提,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和水资源管理实际,主要是明晰取用水户的取水权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水的使用权。二是有相应的水权交易平台。三是有相对规范化的水权交易规则体系。四是有计量、监测等技术支撑手段。五是有较为完善的用途管制制度和水市场监管制度等”[56]。

2.3水权市场建设的影响因素

水权市场的运作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围绕水权交易的价格机制及相关制度建设,涌现出了大量的文献。除了上文提到的一些重要因素,包括清晰的水权界定、交易规则设定、政府监管等因素,文献中还提到了很多因素,也会影响水权市场的运作。

(1)设施设备。Shah[76]与Meinzen[77]通过研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非正式水权市场,发现由于当地水量设备成本费用高,水权市场很容易存在卖方市场垄断的现象,使得交易水价被随意提高。在正式水权市场中,例如美国加州,由于联邦政府为供水厂建设了完备的供水体系,而灌区农户享受供水公司的一部分股权,有权汲取供水体系中的水,并且这项权利还能进行交易,故而在很低的行政成本下,水权市场在美国西部(例如北科罗拉多节水灌区,加利福尼亚中心山谷项目)相当发达且冲突极少[6,77-78]。同时,水利设施的成本、设施的异质性也会影响水权市场的发展[79-80]。

(2)交易成本。根据科斯定理,在正交易成本的真实世界中,初始产权配置和制度安排,将会显著影响资源配置效率[81]。Hearne和Easter[10]在对智利水市场进行分析时,发现兴建水库等蓄水设施,水利设备私有化等方式能有效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智利的水权市场便得益于此。王亚华[82]的研究指出,交易成本是理解水权市场的关键,水权市场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能够设计出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

(3)市场信息。Bauer[83]通过对智利的案例分析,得出在发展中国家,对于买方提供即时和详备的市场信息是极为关键的,这样可以降低市场交易对买方这一弱势群体的负面影响。

(4)潜在市场规模。Lee和Jouravlev[84]认为交易水价应该由买卖双方来决定,正是买卖双方的互动才构成了水权市场。但这是基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假设,Bjornlund和Mckay[85]指出在一个小范围市场(thin market),卖方会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水资源,使得用水效率并不高的买方也能购买得起多余水量,有损于水权市场的效益。对于小型市场来说,非正式的水市场带给市场参与者的收益更大。小型农户不需要对管理和设备进行投资,直接交易,给买卖双方都会带来经济收益。但是这类市场不能进行大范围的水量移交,并且电费和地下水取水费低的情况下会导致严重的地下水枯竭问题[86-87]。

(5)第三方效应。水权市场可能造成负面的第三方影响[88],例如环境流量与生态基流缺失,弱势农户会遭受损失,地下水过度采集及上下游水回流等问题。水权市场也可能对于贫困农户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

(6)市场参与者的特性。市场参与者的异质性越强,水权市场的收益就会越大[28,84]。市场参与者的社会关系、传统文化都会影响参与者对于交易制度的反应[89]。Michelsen等[30]的研究也显示,市场参与者的投机行为对于水权价格的变动有很大的影响。

(7)终端水价。全成本的终端水价能够推进水权市场的发展,刘一明和罗必良[65]利用边际分析方法分析了水权交易对农户灌溉用水行为的影响,发现灌溉用水的水价和水权交易价格的提升,能够激励市场参与的双方通过采取有效的灌溉技术或改变种植结构来节约灌溉用水量,且后者进一步促进了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

(8)交易限制。Wei等[90]回顾了澳大利亚大干旱时期(1997—2009)澳大利亚出台的水资源政策与农民在应对大干旱时期的灌溉行为、态度和能力的变化,通过对农民的问卷调查,政策限制导致10%—15%的农户不能参与水权交易。

(9)利益分配机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非正式水权市场下,水权交易的支付方式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劳力等。通过合作生产的方式,一方提供土地和劳力,一方提供水资源或一方提供土地,一方提供劳力而另一方提供水资源,能确保即使在枯水季,卖方也会按照约定及时供给,避免了大部分水权市场的问题[5,85]。

(10)补偿或回购制度。澳大利亚政府引入了从农户手中回购取水权的政策,研究发现利用经济补偿换取地表水取水权的政策,会节约农户对于灌溉设施的投资,同时提高就业[91]。智利同样采取了节水补偿机制,也备受农户亲睐[14]。

(11)基层社会组织。包括用水户协会在内的基层社会组织,在确权登记和推动开展水权交易活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阿曼水权拍卖市场也是由当地的村民自发形成的,仅由一个经理人来负责举办拍卖会,做出将拍卖所得进行设备维修的决定以及协调冲突,并收取每笔交易費3%~5%的费用,该拍卖市场已经持续百年[79]。

(12)制度建设成本。通过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权市场形态,Easter和Rosegrant[22]发现,当建设水权市场的制度成本越高时,比如确权登记的花费,建立必要的水量传输、存储设备及管理机构等,越不可能产生正式的水权市场。

(13)非正式制度。不同于正式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强制性,非正式制度通常体现为对个体行为的规范性。水权交易行为往往也会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郑航等[92]研究发现,农村用水户协会的卖水者趋向于将水量卖给熟识的或者处于同一乡镇行政区的用户,而不愿意将水卖给其他乡镇或者不熟悉的用户。“熟人”或“半数人”社会的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影响到农户的水权交易行为,这也是我国水权交易区别于世界水市场发达国家的国情特色之一。

2.4水权交易模型研究评述

水权交易建模是推进水权市场模拟和分析的重要途径,一直是国际文献中水权市场研究的热点。过去几十年中,国际文献中已经发展出数量十分可观的水权交易模型,建模的思路和模型的品种非常多样,模型技术也非常先进。例如,Michelsen等[30]建立了基于理性预期理论(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ory)的模型,研究市场参与者的投机行为和社会经济因素对于水权价格的影响;Bell and Heandaney[93]用盐度和土地利用分析法模拟了未来澳大利亚水权市场的作用效果;Sunding等[94]构建了三个数理模型方程(农业和资源模型、农业经济模型、理性人模型),探讨水权市场对生产者生产灌溉方式、农作物生产量及价格及作物灌溉面积的影响;Peterson等[95]用CGE模型评估了跨灌区及灌区内水权交易的影响差异;Qureshi等[32]建立了生物物理与经济模型,用来评估环境流的成本;朱廷举等构建了随机地表水供给的水利经济最优化模型,模拟地表水和地下水联合供给条件下的水权交易行为[33]。

水权交易模型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模拟水权市场的绩效,另一方面是探讨水权市场的影响因素。围绕一些关键因素对水权交易的影响,开发出了大量的数理模型。例如,以交易成本对水权市场的影响为例,Takayama and Judge[96]提出了一个空间均衡模型,利用静态最优化问题描述交易成本对水市场产出的影响;Lund[97]引入了“状态依存的交易成本”(contingent transaction costs),将带有不确定性的交易成本纳入了模型分析;Garrido[98]提出了一个数值规划模型,研究了西班牙农业部门内部的水市场;Carey等[94]提出了一个概念模型,讨论了交易成本对非成熟(immature water market)水市场的影响;Timothy和Lata[99]构建了可变交易成本对交易均衡的影响模型;王亚华[100]参考Stavins[101]发展的带有交易成本的排污权许可证交易模型,构建了交易成本最小化约束下的水权交易模型和数值模拟方法[28]。

从已有的水权交易模型来看,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两种不同视角的建模思路。利润最大化的建模思路,是以个人或某一部门(例如工业、农业、某一流域)这一视角进行市场模拟,探究个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或社会/部门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探寻个人/某一部门在水权市场中的决策逻辑,这是绝大多数模型的建模思路,也是相对传统的建模思路。成本最小化的建模思路,学者的理论基础是基于要将使用量从过往的使用水量减少到所分配的水量,需要以最小的成本达到这一目标。这一思路过去主要用于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模拟中[27,99,101]。近年来,由于中国政府强化了水资源适用的总量约束,很多省份的实际用水量超出了国家的总量控制额度,面临减少水资源使用量的任务,故而成本最小化模型逐渐被用于中国水权市场的研究[28,102]随着中国水权实践的开展这种模型还会不断增多。

以水权交易模型为基础,可以对水权市场展开模拟,表1是本文搜集的部分利用水权交易模型来模拟水市场的代表性工作。

从已有的水权交易模型来看,国际文献中的大部分模型工作是建立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情条件基础上,这些模型以西方社会为背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本导向,利润最大化和竞争性的市场均衡是其出发点。其模型考虑的约束条件,主要由水权市场自身伴随的一些因素,例如交易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第三方影响,市场势力等。国内学者基本上是直接沿用了西方发展起来的水权交易模型,很少考虑中国国情因素。例如,中国与西方发展水权市场最大的国情背景差异之一是人均资源禀赋。以户均经营耕地为例,澳大利亚是中国的上千倍,美国是中国的数百倍,欧洲是中国的数十倍。但是,目前在水权交易的模型中,尚未有学者注意到这种背景条件的差异。而这种资源禀赋国情条件的差异,将会对水权市场的构建和绩效产生基础性的影响。

3国内水权市场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国内外文献已经充分揭示,有效率的水权交易,需要有很多前提条件和制度保障。我们发现国内文献与国际文献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在探索中国水权市场的制度建设中,与中国国情因素的结合不够,对中国条件下的管理实践研究支撑不够。总体来看,国内研究目前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缺陷。

第一,在水权市场发展的规律研究方面,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和市场制度本身,对水权市场运作的内在机制认识不足。

从国内已有研究来看,绝大部分关于水权交易的理论研究,都暗含了理想意义上的自由市场假设,以此构建数理模型或论证水权市场的有效性,只有少量的研究探讨现实因素对水权市场的制约,与国际文献的理论研究深度和广度显示出巨大差距。同时,从国内水权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水权交易试点方案来看,亦将自由市场作为隐含的改革目标,并从自由市场的“理想目标”出发,对现有的制度体系提出批评和改革建议。这实际上是从想象中的“理想世界”出发来试图改造“现实社会”。可以说,目前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实践,都存在过于强调市场作用的倾向,希望建立一套完善的市场制度,让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一种危险的改革倾向,实际上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治理领域,市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通常难以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应当扮演更为重要的作用,在长期拥有集权传统的中国尤其如此。

事实上,建立一个自由运作的水权市场,并不是中国水权制度改革的目标。水权制度只是一种具体的手段,水权市场是服务于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工具之一。水权制度建设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与国情条件相适应的水权制度体系,服务于水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我们需要“跳出水权看水权”,利用系统和全局的观点审视水权制度改革。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也是强调了“系统治理”,利用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过去我们长期迷信政府配置水资源,但发现了严重的“政府失灵”,现在搞水权改革,不能简单迷信市场配置水资源,因为水权领域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当前,我们需要超越“万能药”思维,利用市场,又不迷信市场,正确处理水治理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第二,在水权市场的国际经验借鉴方面,过于强调个别国家的“先进经验”,对水权市场发展的教训和伴随的问题认识不足。

过去十几年,国内涌现出来一批国际经验研究文献,对我们了解国际经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回顾这些文献,会发现绝大部分文献集中在澳大利亚、美国西部和智利的水权市场经验。国内在水权交易制度设计过程中,一个暗含的出发点,是把澳大利亚水权市场作为潜在的参照系,作为先进经验进行模仿和借鉴。实际上,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国情条件迥异,人均土地资源禀赋相差千倍、水利设施不健全、上千年的行政分水传统,这些国情制约,决定了中国的水权市场,很难发展出一套类似于澳大利亚的自由市场模式。美国也仅是在西部地区的部分州建立了水权市场,且政府对水权市场施加了大量的限制。发展中国家中学习澳大利亚成就最大的智利,其水权市场改革在国内充满的争议,直到最近智利总统都试图将水权市场体系推倒重来

(重新将水资源作为公共物品对待),但由于路径依赖对水权制度只能小修小补,对此国内文献并未关注。欧洲部分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存在小规模的灌溉部门水权市场,国内文献鮮有介绍。南亚地区诸如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也存在水权市场,但主要是非正规水权市场,国内文献少有论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学习澳大利亚模式,大多数国家利用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如水价)或混合手段配置水资源,也成功应对了水资源稀缺问题,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对此国内文献未见反思。

简而言之,目前国内有关国际经验的研究文献是不全面的。对发展水权市场的几个主要国家包括美国和智利,对其水权市场体系存在的问题研究不够;对南亚的非正规水权市场缺少研究,对欧洲的水权市场关注不够;对各种水资源分配制度差异背后的原因,缺少系统的比较研究和深层次的认识。这容易导致在我国的水权制度研究和设计中,忽视不同国家国情条件的差异,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使得一些研究建议和制度设计缺乏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开展水权市场制度的国际比较研究,分析各国水权市场的差异及制度选择的影响因素。在更全面把握水权市场发展国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能够最大限度让国际经验服务于中国的水权市场建设。

第三,在水权交易和市场制度建设过程中,过于强调理想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模式,对国情条件的制约和中国特色的因素认识不足。

正如上文总结,一个国家要成功引入和有效运作水权市场,必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水权市场制度体系。从国内已有的文献来看,围绕如何与中国国情结合构建水权制度,相关的研究还很少。早在新世纪初,胡鞍钢和王亚华[44]与汪恕诚[1]均指出,由于水资源特性和中国国情的复杂性,水市场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完全市场,而是一个“准市场”,“准市场”对于地方政府角色与功能的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108],这就必然需要把与地方政府运作紧密关联的国情因素纳入政策议程。

但从过去十几年的文献来看,在探索水权制度相关的国情因素方面,研究进展缓慢,只有少数因素被认真讨论。例如,王亚华[109]认为,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在发展水权市场的过程中,由于集权管理体制、转型经济背景和复杂的产权问题,以及更大的水文不确定性,用水需求的不确定性,管理者和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面临着更高的交易成本。因而如何降低交易成本,是中国水权市场构建的一个关键,以此可以理解近年來中国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水权交易实践,实质上是一种中国国情条件约束下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55,63]。

事实上,还有更多的国情因素值得深入研究。哈佛大学学者[110]最近的研究指出,制约中国水权市场发展有三大因素:①对水资源分配采取行政控制的合法性导致中国水权的分配主要是给机构而非使用者个人;②农业结构和小农经济的国情,中国以灌区作为最基本的农业生产和水资源使用的单元,这使得水权成为灌区的公共财产并不能分配到个体;同时,人均占有的资源量非常有限,限制了通过市场途径的潜在收益;③由于中国政府倾向于保护农村发展和农民利益问题,所以将农业用水转向工业用水会有政策敏感性的情况出现,这同时也导致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利益的冲突(中央要保护农民利益,地方更倾向于加快经济发展)。国外学者指出的上述三个方面,的确都是很具中国特色的因素,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

通过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水权市场的有效性不是自动的,而是存在一系列阻碍其有效运作的因素。有效率的水权交易,需要有很多前提条件和制度保障。根据世界范围内的水权市场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我国要发展和建设有效的水权市场,需要建立在三个方面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第一是对水权市场发展规律和内在机制的科学认识;第二是对世界范围内水权市场改革经验教训的全面认识;第三是对如何建立与国情条件相匹配的水权交易制度的清醒认知。从目前国内已有的文献和改革方案设计来看,在上述三个方面均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与不足,上文已经逐一指出。

因此,当前亟需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工作,加强对中国国情条件下的水权市场特征和水权交易机制的理解,为中国特色水权市场的发育路径进行理论设计,为水权交易制度构建提供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未来需要从更宽广的视角出发,来回答中国特色水权市场构建问题,特别要重点探索如下问题:

第一,哪些中国国情因素制约了水权市场的发展?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特色的水权市场制度体系有何特征?

第二,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如何发展水权交易?如何构建水权市场?更具体地,如何协调各种水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构建符合国情条件的水权交易规则?

第三,水权监管是水权分配的关键条件,在中国广大地区不同的自然地理、社会文化以及小规模农业耕作农户等国情条件下,如何分区域分类型对水权交易进行有效的监管?

第四,作为水资源供给侧改革核心环节的水价改革又该如何推进?水价改革如何与水权水市场改革匹配?采用什么样的水价制定政策才能与中国的各地的国情条件相适应?

为了回到上述关键问题,未来需要积极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以世界范围内的水权市场发展经验为参照,以中国水权制度建设和水权试点实践为具体研究对象,开展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从而形成对中国特色水权市场制度体系的深刻认识。

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实践,水权交易在我国从新生事物逐渐为社会接受,国内学术界的工作也对水权市场积累了一定的认识。但是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关于水权市场的认识还有较多的局限性,对于水权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国情因素对水权市场发展的制约,仍然“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未来希望通过进一步加强这个方向的研究,通过理论集成创新和广泛的知识传播,增进对中国国情条件下的水权市场制度的理解,将水权市场的理论认知向前推进一大步。过去十几年,通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实现了对水权市场从“不了解”到“了解”的飞跃,可以视为第一个阶段。未来,我们希望通过学界的继续努力,进一步实现对水权市场的认知从“了解”到“理解”的提升,将国内水权市场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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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water rights market studies and a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Chinese water rights market

WANG Yahua1,2,3SHU Quanfeng1,2,3WU Jiazhe1,2,3

(1.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3.China Institute for Rur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The reform of water rights and water market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reform, but also is one of the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water rights markets has not yet been completed, the water rights trading also has not been a system, and it lacks the support of water rights trading system and technology.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show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clear boundary of property rights, technology support of measurement and monitoring, improving of the regulatory system and many other conditions for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of the water rights markets. Whats more, the transaction costs, thirdparty effects, and social culture also have important impact on it. From the existing water rights trading models, most of domestic scholars follow the water rights trading models developed by the foreign scholars, which rarely consider the factors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Overall, there are three major shortcomings in the domestic water rights markets researches. First, in the study of the regular patter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ater rights markets, those studies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role of the market and the market system itself, but lack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water rights markets. Second, those studies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water markets, but understood little of their problems and lessons. Third, in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rights trading and markets system, those studies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ideal free market model, which restricts the considering of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knowledge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more indepth research at present,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impact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rights markets, focus on reveal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rights markets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ut forward the water rights trading model, trading rules, regulatory regime, and water price policies appropriate to national conditions. Through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the understanding of water rights markets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improved, which will provide the research support for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and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Key wordswater governance; water rights; water price; water marke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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