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政

西汉永光元年（前43）秋天，汉元帝出长安城祭祀宗庙。从长安城便门出来的时候要经过一条河，或许是为了试试新鲜，心血来潮的汉元帝提出换乘楼船。命令传下去后，御史大夫薛广德突然上前拦住御驾车马，一边摘下帽子，一边叩首劝汉元帝说：“宜从桥。”意思是当从桥上过而不应乘船。摘帽这个举动颇不寻常，意在表明进谏心意已决，即使被罢官免职也在所不惜。也因此，汉元帝不禁感到有些惊讶与意外，很不高兴地说：“你先把帽子戴好吧。”

薛广德没有理会汉元帝的指示，继续说：“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话说得很清楚，也更决绝：今天的进谏乃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甚至不惜自

杀——就让我的血溅到车轮上吧，您也甭想踏入宗庙了！

说起来，这已经不是薛广德第一次向汉元帝进谏了。就在这一年的三月，出任御史大夫才十多天的薛广德就展现出了“直言谏争”的风格。当时汉元帝也是外出祭祀，事毕后仍然逗留不走，流连游猎。薛广德为此上书说：“如今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您却每日醉心于靡靡之音、亡国之乐，怎不令人哀痛？现在护驾士兵风餐露宿，随从官员劳倦不堪，恳望陛下即刻回程，沉心思考如何才能与百姓同忧共乐，如此，则天下幸甚！”看到薛广德的奏章，汉元帝当即下令返程回宫。这固然有显示自己虚心纳谏的用意，但应当说，也是给足了薛广德面子。

不过这一回，汉元帝却没有那么大度了，甚至可以说恼怒至极，只不过一时想不出用什么来回应薛广德。毕竟薛广德的话义正辞严，行为也合乎道义，似乎还真是让人既恼火又无奈。幸好在这两相僵持之际，光禄大夫张猛上前说：“我听说主圣才能臣直。乘船确实危险，不如走桥上安全。圣主趋利避害，御史大夫的建议看来是可以采纳的。”有了张猛的解围，汉元帝顺势说道：“晓人不当如是邪！”当即改令从桥上通过了。

“晓人不当如是邪”这句话很含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反问，意思是说服人难道不应像张猛那样娓娓道来、循循善诱吗？还有一种是批评，意思是劝谏不应像薛广德那样咄咄逼人、简单粗暴。但不论哪种解释，褒张抑薛的意思都是一样的。事实上，这件事也确实使薛广德在汉元帝心中的印象受到了很大影响。这之后一个多月，汉元帝就以年景欠收、百姓困苦为由，下令免除了薛广德和丞相于定国、大司马史高等人的职务，薛广德就此结束了仅仅十个月的短暂御史大夫生涯。

御史大夫在当时与丞相、大司马合称“三公”，是朝廷中最为尊显的官职。古人认为，“国之存亡，天也”，君主“受天之命”治理国家，故称为“天子”，将“天命”作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一旦天象异常、百姓蒙灾，就意味着上天发出警示，皇帝固然要下“罪己诏”，股肱重臣也要分担责任。薛广德与于定国、史高等人身为“三公”，其被免职，就是这一情形的适用。但相比于于定国近十年的丞相生涯、史高也有七年的大司马经历，出任御史大夫还不满一年的薛广德就显得有些受屈了。

不过，尽管仕途遭到重大打击，但薛广德在当时还是受到了人们的赞誉与尊敬。薛广德罢官后回到沛郡老家时，沛郡太守亲自率人到郡界迎接，老家人也都以他为荣，将皇帝赐予他的坐车高高悬挂，传之后世，以彰其德。

薛广德进谏汉元帝这件事，一般人都对薛广德给予肯定。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薛广德敢于直谏的勇气，另一方面也是缘于汉元帝在历史上并不算太正面的形象。汉元帝继承汉宣帝之位，被认为是西汉由盛入衰的转折点。《汉书·元帝纪》载：汉元帝“柔仁好儒”，还在当太子时甚至被汉宣帝当面训斥“乱我家者，太子也！”由于性格上的优柔寡断，汉元帝并不能坚定地使用以萧望之为代表的儒臣，反而因为崇信弘恭、石显，致使萧望之被逼自杀，并造成朝政紊乱、吏治腐败，被司马光批评“易欺而难悟”。

但细细想来，至少在薛广德进谏这件事上，应当说，很难就此对汉元帝提出批评。

首先，在对待薛广德的态度上，汉元帝并非始终拒谏饰非。如前所说，在这之前，对薛广德向他进谏不可沉迷游猎一事，汉元帝也确实做到了闻过则改、毫不迟疑，用从善如流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事实上，薛广德升任御史大夫之前即为谏大夫，应当已有过多次进谏，如果不是出于对他的了解、信任与欣赏，汉元帝是断然不会将他提拔到如此重要的岗位的。任其为御史大夫，自然也是希望他继续发扬“直言谏争”的作风，上以匡佐皇帝，下以纠劾百官。从这点上说，汉元帝并非“不明”。

其次，尽管对薛广德激烈的进谏方式表示愤怒与反感，但汉元帝最终还是听从了劝告，没有坚持乘坐楼船，也没有当场对薛广德发飙或进行报复。尽管薛广德最后仍被罢官，但汉元帝还是给予了他一定的礼遇，并默许了地方官民对他的尊崇。从这点上说，汉元帝也并非睚眦必报的暴君。

再次，从汉元帝“晓人不当如是邪”的抱怨与牢骚中，不难看出，他内心其实是很受屈的。在他看来，提出乘船或许有不对不妥之处，但也不是说就必须如此、不容分辩，做臣下的有不同意见，自然可以提出，若是言之成理，当然也可以改正；然而薛广德的进谏却是如此决绝，似乎抱定了皇帝说什么也不会听从劝告，因此只能以辞官自刎相逼迫。作为皇帝，他难免感到尊严受到了伤害。事实上，从张猛甫一解围、汉元帝随即改令的表现可以看出，汉元帝还是希望事情以平和的结局收场，并不想搞得两败俱伤。从这点上说，汉元帝亦并非刚愎自用、一意孤行。

古人说，“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及至领悟、痛醒，常常是通过别人的提醒、忠告、劝诫而获得，所以又有“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的说法。历史上，关于进谏、纳谏的格言警句数不胜数，人们也常津津乐道于君明臣贤、从谏如流的美谈乐事。理想状态下，进谏者固然要直面矛盾、敢于直言，而不可瞻前顾后、拈轻怕重，受谏者也应当虚怀若谷、闻过则喜，而不可讳疾忌医、文过饰非。但现实情况中，还应当考虑当时的情势状况、受谏者的个性特征、事情的轻重缓急等种种因素，从而达到进谏者成其功、受谏者得其益的皆大欢喜的局面，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语言的艺术、说服的技巧。

由此，再回到薛广德进谏这件事上，应当说，薛广德这一次的表现，很难说是一个合格的进谏者。一是他的进谏太过简单，只有“宜从桥”三个字，至于为什么“宜从桥”却一句话也没说。二是过于粗暴，罢官也好，自刎也好，都是将汉元帝置于没有退路的不义之地，不管听不听从进谏，都是成全了他的名声，而皇帝不但损伤了脸面，还落下了嬉游纵乐的恶名。相比之下，张猛的进谏就高出一筹。首先，他以一句“主圣臣直”化解了尴尬，不露声色地表明，出现这样的局面，不是汉元帝的难堪，反而是因为他的圣明才能使臣下敢于直言。其次，他解释了为何不能乘船的原因，毕竟圣体隆重，出于安全考虑，确实不可冒险。当然，过桥而不乘船，或许还有花费上的因素，毕竟乘船又是一番折腾，成本巨大，不过这个理由彼此心知肚明就行，也不宜说出来，这也再次说明了张猛的聪明。最后，他强调了过桥而不乘船乃是圣主趋利避害的选择，又给了汉元帝得体的台阶，使其欣然接受了进谏，并发出了“晓人不当如是邪”的感叹。由此再进一步引申，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元帝并非不明、不听之人，其之所以被认为“易欺而难悟”，是否跟进谏之人用意虽好，却不辨情由、不分皂白也有一定关系？

孔子曾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显然，在他心中，对那些巧舌如簧、只会夸夸其谈之辈是十分鄙视的。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排斥语言的艺术、说服的技巧，毕竟他还说过，“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甚至强调不分场合、不察言觀色的开口就是一种莽撞和“睁眼瞎”。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指出薛广德进谏的不足，并非是为了对他进行指责，或是给汉元帝开脱，更不是标榜乡愿式的虚伪，而只是指出，不论是沟通交流，还是对话交谈，注意一定艺术和技巧，或许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