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角下农科英语科研论文结论部分的元话语研究

2017-06-08叶卢雅韩梦仙魏上予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 2017年4期

叶卢雅+韩梦仙+魏上予

摘要：元话语是引导读者理解语篇的工具。近年来，跨文化视角下元话语的研究越来越多，然而对农科论文结论部分的跨文化研究却不多见。本文以Ken Hyland（2005）关于元话语的理论框架为分类模式，以华中农业大学学术论文语料库为语料来源，以英汉学者的英语学术论文结论部分为研究对象，进而考察元话语在其中的分布特征和应用。结果表明，英汉学者在文本交互型元话语与人际互动型元话语的使用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前者体现在过渡标记、框架标记、内指标记和证源标记的使用上，后者则体现在对模糊限制语和参与标记的使用。

关键词：跨文化元话语农科学术论文

一、引言

结论部分是对整个研究做出总结与评价，并在前文基础上进行演绎推论，包括指出研究的重要性与局限、对未来的研究给出建议（Yang&Alison，2003）。因此，结论部分在学术写作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也就要求作者要慎重考虑语言的选择问题，才能做到简洁有力地收尾。

元话语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Harris（1959）提出，此后，不同的学者对它有不同的定义。其中，Hyland和Tse（2004）认为，对元话语的理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观点强调元话语的组织篇章的功能；广义的观点是，元话语体现了作者在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运用语言和修辞的方法，以及把话语组织和话语含义结合起来的方法。

在元话语的分类上，前人从词语、标点、视觉等不同视角出发对其进行分类。Hyland将元话语分成两大类十小类，两大类分别是文本交际型元话语（interactive metadiscourse）和文本互动性元话语（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前者发挥语篇衔接功能，后者则帮助作者建立起与读者的良性互动关系。基于更细微的功能差别，文本交际型元话语又可分为：过渡标记（transitions）、框架标记（frame markers）、内指标记（endophoric markers）、证源标记（evidentials）和解释标记（code glosses）；人际互动型元话语可分为：模糊限制语（hedges）、强调词语（boosters）、态度标记（attitude markers）、自我提及（self mentions）和参与标记（engagement markers）。

近些年的研究显示，元话语研究领域更加宽泛，研究内容日益深化，研究对象也愈加精细化（付晓丽、徐赳赳，2012），而跨文化的元话语研究便是其中的一大趋势。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看，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元话语研究主要聚焦于英语论文的对比分析：Abdollahzadeh（2011）探讨了英美作者和伊朗作者所写的英语论文中的元话语使用差异，结果显示，差异主要体现在互动元话语上；Perez-Llantala（2010）在研究中采集了三方语料，即1/3由北美作者撰写的英语论文、1/3由西班牙学者写的英语论文及1/3由西班牙学者撰写的西班牙论文，综合考量了跨文化和跨语言因素对元话语使用的影響。国内跨文化视角下的元话语研究不及国外丰富。鞠玉梅（2013）对比分析了英汉学术论文，发现汉语论文元话语使用少于英语论文；徐江、郑莉、张海明（2014）以中国大陆学者和英语本族语学者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上的英语论文为语料，集中讨论模糊限制语，研究显示前者对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比例略高于后者。无论国外还是国内，跨语言视角下的研究都更为丰富（Peterlin，2008、2010；Abdi，2009；鞠玉梅，2013），相比之下，跨文化视角下的元话语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本研究从跨文化角度出发，研究英汉学者所撰写的英语论文中元话语使用的异同，以期丰富这一视角下的元话语研究。

在研究领域上，国内外的元话语研究涉及的学科都较为广泛。Hyland（2001）对机械工程、物理、哲学、社会学等八个学科学术语篇中的元话语进行了研究。M.Milagros del Saz Rubio将Hyland的元话语与Swales的CARS模型相结合，研究了农科科研论文引言部分的元话语。国内学者对元话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科，如鞠玉梅（2013）所选取的语料来自于《外国语》等语言研究期刊，而近年来随着传媒的发展、元话语研究领域的拓宽，新闻中的元话语逐渐得到重视（穆从军，2010；黄勤、熊瑶，2012）。可以看出，国外的元话语研究虽然涉及的学科较为广泛，但针对农科的研究并不多，国内的元话语研究在农科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为农科科研论文，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术论文元话语的学科领域。

从数据的容量来看，国内外元话语研究样本数量小。例如Ting Li&Sue Wharton（2012）的研究选取了80篇中国学生所写的英语文章，从跨语境、跨学科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元话语的使用情况；周岐军选取了60篇学术论文，对比了文理科学术摘要中元话语使用的异同。不同于小样本的研究，本研究依托大数据，组建的语料库由286篇学术论文组成，在一定意义上减少了偶然性结果出现的可能。在研究方法上，McEnery&Wilson（1996）曾指出传统意义上以数据库为基础的定量研究过于依赖计算机而忽略了具体语境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因而，本研究将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既借用大数据的优势，又通过人工判断减少误差。

无论是从研究视角、学科还是研究方法上，国内外对元话语的研究都趋于成熟，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学者对学术语篇元话语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相较于国外，无论是跨学科还是跨文化视角，这一领域的研究都值得不断拓宽、不断深入。本研究从跨文化视角出发，探究英汉学者在动物科学、植物科学、水产科学和园艺林学这四个农科学科的学术论文结论部分的元话语使用异同，并尝试在教学层面为中国学者提出一定建议，帮助其提高英语学术论文写作能力。

二、语料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华中农业大学语料库HZAU CQPweb为语料来源，选取动物科学、植物科学、水产科学、园艺林学四个子库中的结论部分，组成农科英语科研论文的结论部分。其中又分为两个库：专家库和学习者库。专家库收录英语母语者发表的期刊论文，共40835词；学习者库收录中国农科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撰写的英语学术论文，共17418词。

本研究根据Hyland（2005：218-224）给出的元话语列表分别对专家库和学习者库进行检索，统计出十类元话语的使用频次，在此基础上进行对出现次数的统计，判断英汉学者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并统计出十类元话语中高频词的使用情况，从跨文化角度解释造成差异的原因。

三、数据结果与讨论

（一）专家库和学习者库在英语学术论文结论部分文本交互型元话语的使用情况

2.黑体字代表差异显著

3.“+”代表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使用得多，“-”代表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用得少

如表1所示，专家库中使用文本交互型元话语的比重是32%，人际互动型的比重是68%，而学习者库中使用文本交互型元话语的比重是39%，人际互动型的比重是61%。在文本交互型元话语中，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用得多且差异显著（sig=0.000-），其差异主要是在于框架标记、过渡标记、内指标记和证源标记。

1.过渡标记

根据语料库检索结果，中国学者比英语国家的学者在论文结论部分使用了更多的过渡标记（sig=0.002-），差异显著。过渡标记是表达句与句之间的各种连接关系，如添加、因果、比较、对照等，是一种基于语篇内部的元话语，帮助读者理解观点之间的连接。（鞠玉梅，2013）

在过渡标记的高频词中，英汉学者的前五类高频词基本一致，都是“and，also，but，however，further”，只是具体的排序有所差别。从各高频词的每万词的频率来看，中国学者使用的频率都更高。

2.框架标记

数据显示，中国学者比英语学者在论文结论部分使用了更多的框架标记（sig=0.000-），差异极其显著。这一结果和过渡标记的结果一致，这两类元话语都属于组织篇章结构的显性衔接手段。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长期以来对它们的强调可能造成中国英语学习者过度使用这类显性的衔接手段，即过渡标记和框架标记，因而往往忽略了隐形的衔接手段，如使用同义词、上下义词、替代、重复等手段来组织语篇的结构。这一研究结果应当引起英语教学者和学习者的注意。

框架标记又分为四个小类：顺序标记（first，finally，then）、阶段标记（in conclusion，in summary，overall）、目的标记（focus，objective，purpose）和话题转移（well，return to，with regard to）。具体的使用情况如表2，阶段标记是造成差异显著的主要原因，故而只分析阶段标记的使用情况。从阶段标记的高频词来看，中国学者倾向于并集中使用“In conclusion”（中：17.80>英：3.67）和“In summary”（中：8.61>英：1.71），这也表明了中国学者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还可以使用一些其他的阶段标记，如“overall，in brief，all in all，to sum up”，增加用词的丰富性。

3.内指标记

数据显示，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使用更多的内指标记，且差异显著（sig=0.048+）。内指标记用于标示语篇中的某个成分跟其他部分之间的一种相互照应的关系（鞠玉梅，2013）。具体来看，专家库与学习者库前4个高频词都是“Fig，Figure，table，above”，说明在用词类型上，英汉学者比较相似。但是，专家库中的每一类高频词的每万词频率均高于学习者库中的数值，这表明在每类词的数量上，中国学者使用较少。因此，在英语学术论文写作中中国学者应适当增加内指标记的使用数量，提高用词多样性，但应避免过度使用。

4.证源标记

数据结果显示，专家库和学习者库中证源标记的使用差异显著（sig=0.019），英语学者使用更频繁。证源标记是指标示其他渊源的观点，即来自其他语篇的信息，主要功能在于引导读者理解并且建立作者对信息的控制。在学术语篇中，主要是指来自同类其他文献的资料，可用于支持作者的论证（鞠玉梅，2013）。由于在结论部分主要是阐明自己的发现与总结，所以在两个库中，证源标记使用均较少，专家库中出现次数为53，学习者库中为11。并且，在专家库中，绝大部分证源标记以（姓名，日期）的形式出现，如“Videos from the detector were recorded at a speed of 17 frames/s as previously described（Bai et al.，2013）”，即在观点或论点后标明出处。除此之外，“according to”“quote”和“said”数量极少。而在学习者库中，“according to”出现10次，（姓名，日期）形式仅为1次。相较于英语学者，中国学者证源标记使用数量少可能会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推测学习者在结论部分引用较少。第二，学习者有一定数量的引用，但由于遺漏或者欠缺必要的学术论文规范的知识而没有将应该标记出来的地方标出来。故建议中国学者在进行英文学术论文写作时要注意论文格式与规范，避免一些不应出现的错误，提高英语学术论文写作质量。

（二）专家库和学习者库在英语学术论文结论部分人际互动型元话语的使用情况

如表1所示，在人际互动型元话语这一大类中，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用得多且差异显著（sig=0.002+），这一差异主要体现在模糊限制语和参与标记（两者的sig值均小于0.05）上。中国学者对模糊限制语和参与标记的使用量不及英语学者。这说明中国学者在农科科研论文写作中对人际互动型元话语使用不够恰当，缺乏与读者互动的意识。

1.模糊限制语

根据语料库搜索结果，英语学者比中国学者在论文结论部分用了更多的模糊限制语（sig=0.006+），差异显著。在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数量上，本族语学者除论文结论部分使用的模糊限制语总体比例高于大陆学者外，其余各部分使用总体数量均低于中国大陆学者（徐江、郑莉、张海明，2014）。科研论文中，结论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通常需在前文所述的研究数据的基础上在此部分提出新的命题，而根据Hyland的观点，模糊限制语可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命题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使论文作者为自己以及其他持不同观点者保留余地。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在动物科学等农科的论文写作中未能充分利用模糊限制语降低话语肯定程度，保护自己的观点。因而，为提高农科科研影响力，中国学者需在论文中恰当使用更多的模糊限制语。

英语学者与中国学者在高频词的使用上的差别不大，都用到了“may”“could”“would”“might”，但有所差别的是各自的使用比例，如在学习者高频词列表中，“could”在每万词中的数量为2526.12，是专家列表中相应数据的两倍多，这表明中国学者存在过度使用“could”的趋势。虽然同为模糊限制语，且这前五位多为情态动词，但这些词实则在使用上有着细微差别。以“might”为例，Hyland和Milton（1997）就曾认为，用“might”表达可能性似乎太弱而无法表达说服意图，从而使作者显得“模棱两可、缺乏自信或者幼稚可笑”。而根据上表，中国学者有过度使用“might”的倾向（861.18/每万词>759.15/每万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学者在对模糊限制语尤其是情态动词的使用上不够精准。这可能是因为中学是我国学生集中学习情态动词的主要阶段，大学基本不再涉及，然而中学英语教学由于教材等原因往往只是有选择性地对情态动词的用法进行讲解（程晓堂、裘晶，2007），加上情态动词的使用较为复杂，中国学者在后期英语论文写作中便容易误用。

2.参与标记

总体而言，专家库中的每万词频率高于学习者库，且差异显著（sig=0.000）。参与标记用于明显地建立与读者的关系，用于直接地与读者交流，目的在于聚焦读者的注意力或者将他们视作语篇的参与者，与读者建立某种直接的关系（鞠玉梅，2013）。这说明在结论部分，英语学者更加注重读者的参与，引导读者去思考，将其看作整个研究的一部分，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以便其更能接受自己的观点。从高频词（如“use，develop，increase”）来看，英汉学者都更倾向于使用动词。

四、结语

本文探讨了英汉学者在元话语上的差异，原因如下。教学过程中，对过渡标记，框架标记等极其显性的连接手段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中国学者比以英语学者更频繁使用这两种元话语。在语篇内部的连接上，中国学者可能较为缺乏以此引导读者阅读的意识，以及正确引用他人研究成果的方式，因此造成对内指标记和框架标记的使用不足。对自身研究成果过于自信，缺乏严谨性会导致模糊限制语使用较少。对读者的忽视会导致参与标记的使用不足。

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明确各元话语的作用，避免对某几类元话语的过分强调而忽视其他元话语。中国学者也应尽量多阅读规范的学术论文，学习规范的学术论文写作模式。在学术研究态度上，要尽量严谨，避免绝对，学会为自身研究成果保留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此外，应充分考虑读者，让读者参与其中，毕竟这关系到自己的研究能否为人所理解。

本文是华中农业大学2016年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SRF）项目[项目编号：2016313]。

参考文献：

[1]Hyland，Ken.Metadiscourse[M].London&New York：Continuum，

2005.

[2]Hyland，K&J.Milton.Qualification and Certainty in L1

and L2 StudentsWritings[J].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1997，（2）：183-205.

[3]Hyland，Ken and Polly Tse.Metadiscourse in Academic

Writing：A Reappraisa[J].Applied Linguistics，2004，（2）：156-177.

[4]McEnery，T.&Wilson，A.Corpus Linguistics[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6.

[5]Yang，R.&Allison，D.Research Articl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Moving from Results to Conclusions[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2003，（4）：365-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