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红霞

[摘要]学说城里话，了解流行语，只是新生代农民工建构城市生活世界的表象层面，只有理解和使用城市交际的话题和谈资，才是展开持续交往的重要桥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访谈和观察表明，有一些乡村生活不良的谈资话题被他们带到了城市，职业和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们与人交际时话题和谈资的多寡与类型层次，在城市他们获取话题和谈资的途径单一而被动。究其原因，在于这一群体对文化资本的接受、吸纳与内化存在主观意识和客观条件的双重不足。只有当新生代农民工借由话题谈资等言语行为，将自身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内化为“城市模式”时，他们才真正成为由表及里的城里人。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话题；谈资；文化资本

[中图分类号] C91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7）07-0084-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7.07.040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从农村来到城市，学说城里话，了解一些城市流行语，充实语库，是对城市文化表面、零碎、片段式地了解和吸纳，仅仅只是建构了城市生活世界的表象层面，只是初听起来像城里人，只有积累起城市日常交际的话题和谈资，才是对城市生活方式、流行文化、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理解和深入，是展开持续交往的重要桥梁。

我们利用两周时间，分别与杭州20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个别访谈，这些人分别在两个小型家庭式工厂和两家市区餐馆工作，包括14名女性和6名男性。同时，课题负责人还在不公开自己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到杭州市区一家中餐馆打工一周，试图贴身地隐蔽地观察他们日常的话题和谈资及获取途径。本文的写作均来自这些访谈和经验资料。

一、新生代农民工话题和谈资的类型

（一）感情类话题

通过访谈了解，调查对象们，尤其是女性调查对象，她们彼此间日常谈论最多的是感情类话题，比如谁和谁谈恋爱、失恋、分手、结婚，“小三，二奶”等时尚流行词从她们口中脱口而出。她们也特别关心身边的朋友或者网络上的网友、电视剧中人物的相关话题。她们对恋爱关系中谁抢了谁的男女朋友津津乐道，反复地从长幼、道德、伦理、感情关系等角度进行评议。相应的，她们非常注重穿着打扮，工作赚来的仅有的钱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拿出来买衣服打扮自己，虽然买的大多是市场里廉价的衣服，但从发型到衣袜头饰都极力模仿城市的年轻女性。她们小心地规避可能暴露自己外地人身份的装扮，比如不喜欢穿工作服。不光是工厂女工不喜欢穿单调的工装，即使是在餐馆当迎宾的姑娘芬，也不喜欢穿工作时漂亮喜气的红旗袍，一下班就脱下旗袍换上便装再出门逛街。在餐馆工作的丽和梅，为了苗条，都吃得很少，以至于丽的妈妈从老家过来看她时发现她消瘦了，还以为餐馆老板太抠门三餐饭不给管饱。以瘦为美的城市时尚审美观念，正日益影响着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们，在她们准备投入全新的向往的感情生活时，她们竭力地为自己包装出一个类似城市的身体，为自己赢得更多与城市男性交往的机会。

（二）职场类话题

调查对象告诉我们，除了感情，平时聊得很多的还有自己的工作，最关心的是工资、奖金和综合待遇，抱怨最多的是上班时间以及与同事的合作情况。好几个饭店服务员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觉得太忙，进入餐饮旺季常常忙得没有休息天，上下班要打卡，轮班的班次不能出错，很不适应。而且，餐饮业竞争非常激烈，就餐高峰时，从服务员点菜，厨房烧菜，再到服务员上菜，最后收银台结账，服务员收拾台面，这一系列环节都需要密切配合才能环环相扣，井然有序，然而，这常常导致服务员之间的激烈竞争与相互指责。工厂的流水线环节也需要工人之间的密切配合，在需要团队合作的时候，有时出现的却是不和谐的指责与竞争，并且这样的事件常常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们口中的重要谈资。他们反复议论这类事件，评价各方的对错。

对于长期在乡土社会生活的人而言，农村社会的生活无疑是闲散惬意的，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需要有非常严谨的时间观念。而且，乡村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也决定了他们多以个体形式独立从事工作，而不需要团队的多方合作，自然，组织性和纪律性很难得到培养。外出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大多有初中甚至高中以上的受教育水平，在学校已经接受了初步的时间观念教育和纪律教育，与同学之间有过一定程度的合作学习经历，但显然这些还不够，在进入城市职场后，他们仍需在反复谈论评价这类职场类话题的过程中，渐渐明晰和内化守时、合作、团队精神等城市观念。

（三）隐私类话题

这类话题主要是指談论同事或者客户的个人隐私。在访谈时，不少调查对象告诉我们，老乡们在一起时常常会谈论各自以及所了解到周围亲朋好友的家庭情况，比如谁家造房子，造了几层楼，谁家兄弟姐妹结婚，礼金收了多少，买了什么金银首饰，大件家具，装修花了多少钱等。以至于碰到一些新认识的朋友或同事，无意中听到对方说起自己家情况时，也会忍不住习惯性地打听房子财产等情况。

在餐馆打工的一周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天在下午休息的时候听到两位女服务员之间的谈话，其中一位在言谈中不经意地向另一位透露了自己中午在包厢服务时听到客人和一位“二奶”之间的对话，她非常细致地描述了这位客人的妻子的情况，包括姓名，年龄、单位、职位、个性癖好，还夸张地表示了对在座的“二奶”的佩服，因为这位年轻漂亮的“二奶”居然就是客人妻子的下属。这个单位就在餐馆附近，在这个单位工作的很多人中午常常来餐馆吃饭，这种隐蔽的三角感情关系，在包厢推杯换盏之间，字字句句入了服务员的耳，然后被不经意地流传出来，很可能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传入当事人的耳中，酿出纷争。

在人人相熟的乡土社会，隐私可能并没有什么明晰的概念，茶余饭后家长里短人们什么都谈，可以说乡土社会狭小的熟人世界中很难有个人的隐私存在，城市所谓的隐私恰恰是乡村社会主要的谈资。但是，在城市，人们对个人的隐私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或约定俗成的习惯，尊重个人隐私是一种重要的城市礼仪，是需要遵守的基本的城市文明。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进入城市，很多人会把乡村那种对人好意的关心和热情无意中带入城市工作生活里，无意中形成对他人隐私的窥探。作为餐馆的服务员，在职业培训时有规定客人的言行不得打听，不得议论，不得外传，但长期形成的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忽视难以短期内得到改变，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交谈资方面，本不该出现的隐私成为了一大话题。

二、新生代农民工话题和谈资的基本特点

（一）话题和谈资保留了乡村社会的一些惯习。从乡村到城市，新生代农民工仍保留了一些乡村社会的聊天谈资，如家庭情感、个人隐私等方面，所谈话题基本上围绕日常工作和生活展开。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由于这些谈资惯习，他们必然遭遇各种各样、或多或少的“文化震荡”和“文化冲突”，并由此积累城市社会的背景知识和文化符号。

（二）话题和谈资的获得途径单一被动。主要来自职业培训、吃饭或休息时的聊天旁听，看电脑或电视节目，以被动、消极的获取方式为主，缺乏阅读、学习、攀谈等主动的、有意识的获得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白领读物以提供流行话题和时尚谈资为办刊理念，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能有意识地增加阅读量，包括去公共图书馆阅读期刊杂志，以这些话题和谈资作为日常社交互动的文化资本，无疑是一条可行的便捷之路。

（三）话题和谈资的多寡、类型与层次取决于不同的职业和岗位。在餐馆等服务行业打工的人与在工厂等密闭环境中从事制造业的人相比，拥有更多城市化的话题和谈资，也相应地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历练，有机会将一些城市观念逐步内化为自身的自觉意识。在普通餐厅工作的人和在高档西餐厅工作的人，所遭遇的客人的背景迥然不同，餐厅服务员与领班经理，接触的人物环境也各不相同，言谈中涉及到的话题也有所不同。

正如社会学家朱虹所言，只有当新生代农民工借由日常交流的话题谈资，将自身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从与乡村文化相吻合转变为与城市文化相匹配时，她们才成为由表及里的城里人。

三、从话题和谈资审视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的累积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根据资本在不同场域所起的作用，把资本分成三种基本的类型，包括：（1）金钱和物质的经济资本，如知识、技能、文凭等；（2）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文化资本；（3）包括地位关系和群体联系等的社会资本。三种资本都有相应的功能以及各自的制度化形式，彼此相互联系并可以互相转换。

透过对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话题谈资的调查了解，我们发现，在城市生活工作中，这一群体对文化资本的接受、吸纳与内化存在主观意识和客观条件的双重不足。

（一）在主观意识方面，由于文化资本具有不可视和难以测量的特征，导致他们大多数人尚未透过语言表层的交际价值意识到語言形式下被遮蔽的经济价值及可能衍生出的文化价值。语言能力是一种文化资本，典型地具有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投资、积累和获得的过程艰辛而漫长，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且不会直接转变为金钱，似乎显得完全没有功利性，但实际上，它以一种隐形的方式产生利润，比如，可以投资于各种市场，如社会交际市场、劳动力市场并获取相应的回报，而且，这种回报既可以是金钱与职务职位等物质性利润，也可以是他人的尊敬或好评等“象征性利润”。这掩盖了它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进行相互转换的隐蔽功能，农民工群体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常常不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语言能力的积累。

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视野所及的是初次就业时的职业收入，忽视了以语言为代表的文化资本具有隐蔽的经济价值，具体表现为：（1）增加职业选择与发展的机会。会说标准流利的普通话或打工地城市语言，熟稔各种时尚话题，可以满足某些职业选择的基本资格，增加就业选择和发展机会。（2）影响职业提升。虽然，文化资本对初次就业帮助不大，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就业主要依靠社会关系网络，由于自我定位低，职业预期低，仅以生存为目标，属低层次适应，然而，对基本适应之后的后续职业提升影响较大，包括提升职业收入、职业稳定性、职业地位声望、职业发展机会等。由于工作的不稳定，频繁流动与更换，他们渴望通过职业流动改变自己处于社会底层的现实，似乎就业机会很多，但可选择范围小，多数仍是水平流动，甚至有向下流动迹象，职业地位无法攀升，职业竞争力差。这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城乡两类人群文化资本优劣的自然选择结果。

在累积文化资本的意识上，农民工内部的分化和异质性已经开始显现：第一代农民工多数文化资本提升意识淡漠。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普遍匮乏，影响职业预期和职业提升。餐饮等服务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显示出与第一代农民工的不同，已经意识到了自身人力资本提升与改变其在权力、地位、社会声望方面处于劣势的境遇之间的密切关系。为了更有竞争力地晋升岗位，他们开始注重职业能力的培养，以获得更强的职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会主动提升人力资本的层次。“在饭店工作，慢慢发现会说点杭州话还是很有用的。在处理一些杭州本地客人投诉的时候，跟他们说上几句杭州话，道个歉，有些小事也就很快解决了。”服务行业部分农民工已经意识到了职业技能再攫取的重要性。这促使我们思考，对新生代农民工语言的关注，应当由语言能力培训等表层的帮扶，实现对其深层次心理的帮扶，不应当只着眼于“语言”，还应目中有“人”。应当借由语言这一外化的交流工具，将对这一群体成长与发展的关注，尤其是心理的关注结合起来，将外在的形式化的物质需求与潜在的更广意义上的内在需求满足结合起来，才能促成这一群体更加丰富、整合的自我认同，才能以此为基础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融合。

（二）在客观条件方面，由于文化资本多需培育而日渐养成，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总体上仍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工作环境中大多或封闭或嘈杂或忙碌，缺乏能够潜移默化培育文化资本的便捷丰富的客观条件。这不仅取决于农民工个人努力程度，也依赖于社会为其所创设的有利条件。

而且，职业类型也导致了这种差距。与在建筑工地和工厂等密闭性环境从事单一制造生产的工人相比，在餐馆等开放性环境工作的人，拥有更多快速城市化的途径，其积累文化资本的速度远远超过其他职业。城市餐馆的空间为他们提供了更多文化接触机会和富于技巧的语言实践空间，使他们在与城市人的频繁互动中获得了累积文化资本的途径。在建筑工地和工厂流水线上工作的人由于与城市社会相对隔离，成为他们交际的一大障碍。同时，封闭式的工作空间大量移植了乡村社会传统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工友也几乎是同乡或来自农村，交际对象上有很大局限，所以，他们虽然在城市工作，但却始终生活在乡村文化背景中，缺乏累积城市文化资本的途径，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身体虽已进入城市的地域空间，但心灵却始终与城市社会保持着相对隔离的状态。如何从社会环境、社区工作和公益服务等角度唤醒他们积累文化资本的意识，帮助他们获得城市社会化的渠道和途径，消除与城市社会内在的冲突和隔离，将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任务，有待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大力重视与积极行动。

参考文献：

[1]朱虹.打工妹的城市社会化——一项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经验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6）：55.

[2]王小红.农村转移人员文化资本的缺失及其对社会地位的影响——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8（6）：79.

[3]朱伟珏.“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J].社会科学，2005（6）：121-122.

From the Topic and Content of Conversations to View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Cultural Capital of Migrant Workers

MO Hong-xia

（College of ZhiJia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4，China）

Abstract： Learning to say urban language and trying to understand buzzword are merely the surface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constructing their city life. Only by understanding and using the topic and content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can they make the relationship lasting. The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suggested that some bad themes as well as substances of rural life were brought to their city life. To some extent， occupation and position can determine the type， level and quantity of their topic and substance in social communication， which migrant workers acquired solely and passively. The reason lies in the lack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objective condition that the groups accept， absorb and internalize cultural capital. It is only when their behavior patterns and values be internalized as "urban mode" that migrant workers truly turn into townspeople， from the outside and the inside.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opic： topic of conversation； cultural capital

（責任编辑：封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