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远

我国秘书学界公认的秘书学家刘耀国进入古稀之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刘耀国秘书科学研究文萃》（以下简称《文萃》）。这部文集共分9个部分、74篇文章。耀国同志毕业于复旦大学，1986年开始任上海《秘书》杂志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编，并兼编辑部主任，从此同我国秘书事业结下了浓厚的情缘。他干《秘书》编辑从一开始就是把自己作为一名“学者型编辑”对待的，因此，结合编辑工作进行秘书科学的学术研究，写作了数十万字的文章；2004年10月他从《秘书》杂志领导岗位退休后，更是意气风发，就职于多种学术团体，奔走大江南北，开展学术调研，参加各种秘书学术交流和著作评审活动，同时笔耕不辍，撰写或编辑了秘书科学方面的一批专著和文章。《文萃》所辑印的就是他从1986年至2014年这近30年间所写的主要文论。这些文章五彩缤纷，涉及秘书科学这门综合学科的多个领域，特别是反映了耀国同志对秘书科学史、私务文书和机关信息工作这三门学科作出的突出贡献。因此，笔者捧读《文萃》后，总的感受是：纵横秘坛30载，“三学”并进谱新篇。现围绕这个主题，谈谈以下看法。

秘书科学史研究的带头人

秘书科学史是关于秘书学孕育、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是秘书基础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早在上世纪80年代秘书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兴起以来，已故的安徽大学教授董继超在其主编的《公务秘书学》（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6月版）开始涉足我国秘书科学萌发阶段的研究，而紧跟其后并取得显著成果的第一人要数耀国同志。我们从《文萃》中见到，他从1994年起，就秘书科学的历史沿革和阶段特征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就有关问题同董继超、刘翔飞、钱世荣等先生商榷。我们从这些文章中可看出耀国同志的主要贡献：

第一，最早提出我国秘书科学发展史可分成四个阶段：“史前阶段，从先秦到18世纪下半叶；萌发阶段，从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准备阶段，从20世纪初期到70年代末期；开创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同时，对以上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初步概括。

第二，最先阐述我国秘书科学在18世纪下半叶“以幕学的特殊形态出现”，其主要标志是清代最早的幕学专著《幕学举要》《佐治药言》和《续佐治药言》。幕学是以研究幕友的活动为对象的。清代幕友是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的私人秘书，但其从事的是公务活动，目的是辅助官员治民，所以号称“佐治”，这是“秘书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幕学描述了秘书活动的特点和作用，秘书工作的原则和要求，以及秘书人员的工作态度和职业素养等。

第三，较早地提出“对秘书活动的研究应该首先把它置于整个领导活动大系统内去考察，然后再在秘书活动自身系统内予以深入。”这一结论是耀国同志在《试论清代幕学与仕学的相辅相成》一文提出的。幕学著作和仕学著作在清代同期出现，并被合辑成丛书；同时，幕学中有吏治活动的记叙，仕学中又包含了对使用幕友的经验总结，这反映了客观上秘书活动和吏治活动的紧密联系。由此耀国同志又提出：“在当代，秘书活动和领导活动内在的紧密联系，也应使秘书活动研究和领导活动研究相互关联，使秘书科學和领导科学相辅相成。”这应成为深化秘书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原则。

第四，先行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秘书科学问世的历史背景、直接动因、标志性著作和发展趋势等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对钱世荣先生提出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秘书科学研究出现“爬坡”与“滑坡”的论断率先开展学术争鸣，发表了6篇系列文章，令人信服地指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当代秘书科学研究的历史轨迹，在波浪式地前进，在螺旋式地上升，而不是时而前进，时而后退，乃至前进与后退‘半斤八两，甚至倒退多于前进。”

秘书科学史的研究，不仅要从纵向展现秘书科学的历史沿革，而且要从横向对有代表性的人物、著作、事件进行调研和整理。从后者看，《文萃》在《学者研究专论篇》《秘苑人士访读篇》《秘苑人士怀念篇》《学术著作评论篇》和《学术著作序文篇》5个栏目所载的35篇文章，大多可纳入秘书科学史研究对象的范畴。这些文章除综合性文章涉及的一批秘苑人物和著作外，专评或采访秘苑人物22人、著作18本（套）。秘苑人物分布在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和其他事业组织、企业单位。他们中有开山奠基的秘书学家李欣、常崇宜，有秘书职业教育家姜炳坤、宋斌，有老一辈秘书领导武正国、王全书、李萌臣，有“80后”秘书学研究者史海威和刘伟，等等。耀国同志对众多秘书人物和秘书著作的研究，其侧重点放在秘书学术思想方面，这为他系统整理我国秘书科学发展史作了很好的准备工作。

私务文书学开创的先行者

《文萃》在《应用文研究篇》登载8篇文章，反映了作者在应用文学术领域特别是在私务文书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应用文分公务文书和私务文书，即私人文书。从历史上看，公务文书和私务文书是同时发展的，一些文种如信函、契约、柬贴等公私兼用，但人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研究公务文书上或者将两者纳入应用文系统一起加以研究，很少有人把私务文书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对象加以系统研究而写出论著。可喜的是耀国同志对于后者开了先河。1998、1999年，他先后写了《私文书研究点滴》《私务文书分类之管见》两篇文章。后一篇文章是作者为1999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第四届现代应用文国际研讨会”撰写的交流论文，并被收录会议文集发表。以上两篇文章对私务文书的概念、特点和分类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释，在秘书学界引起了关注和反响。当时，著名的秘书学家董继超写文称赞《私务文书分类之管见》一文，“不仅对应用写作学是一大突破，而且也是对文书学的一大贡献，从而填补了文书学关于私人文书的空白”；“对研究秘书学特别是私人秘书学也具有开先河之功”。

但是，耀国同志并没有就此止步，他继续向编写私务文书的专著努力。他同上海大学教授、两岸三地著名的汉语应用文写作专家于成鲲合作编著了《家用文书》一书，于2000年11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接着，他又继续深化研究，独自完成了《民用文书写作》专著，于2005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该书共8章48节，13.2万字，除从宏观上对民用文书的内涵和外延，特点和作用进行阐述外，对7类44个民用文书文种的写作，包括文种特征、内容结构、写法或签发等进行了逐一分析，颇具指导性和实用性。这本著作，是作者多年来研究私务文书的集中总结和标志性成果，在秘书学术界具有开创意义。

机关信息工作理论升华的开拓者

耀国同志和中共河北省委信息中心原负责人袁庆学共同编著了《机关信息工作教程》，由河北科技出版社于2012年4月出版。这本书主要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党政机关为主体的机关信息工作的经验和前人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了进一步的全面系统的理论升华，是一部善于总结、开拓创新的难得之作。

今读《文萃》，可以看出《机关信息工作教程》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产物。我们对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都有一个不断探索和开拓、深入和扩展的过程。通常要经历三个步骤：首先是搜集整理和继承前人知识。其次对相关知识进行分课题研究。再次是综合起来进行全面系统的知识创新，形成专著。当然，这三步特别是一、二步是互相联系和渗透的，彼此交叉。耀国同志对机关信息工作的研究走的正是这条路子，这反映在《文萃》中关于机关信息工作的9篇文章里面，其中有4篇是写河北的。

现代意义上的党政机关信息工作发端于上世纪80年代初，而开信息工作先河的是河北省。1982年出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高扬向志，来河北后不久，为了适应领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需要，首次提出从省委办公厅做起，党政机关要建立灵敏的信息反馈系统。在他直接引领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全省上下初步建立了纵横贯通的党政机关信息工作系统，出现齐抓共管信息工作，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河北信息工作的经验引起时任上海《秘书》副主编耀国同志的注意，我记得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多次来河北进行以机关信息工作为主课题的调研活动。其成果：一方面，对河北信息工作的经验进行整理，先后发表了《他们何以能双丰收——采访河北省委办公厅综合二处》和《河北省委办公厅信息工作接力团队20余年来持续三丰收的成果及其启示》；另一方面，对党政机关信息工作理论较早开展研究并卓有成效的侯磊（曾任职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副秘书长，从1984年12月起主管办公厅信息工作6年多）进行专门采访，先后发表了《实践深度和理论高度的第一流结合——论侯磊同志对党政机关信息工作的研究》和《他在实践中努力探索机关信息工作的需求规律——记中共河北省委副秘书长侯磊同志》。我还记忆犹新，2007年他来河北，再次调研信息工作，请相关同志座谈，是那样认真，刨根问底。当我提及早在1987年原省委办公厅综合二处干部程云山就有专著出版时，引起他的兴趣，非要我想法弄到一本。鉴于时日过久，加以该同志早已调离办公厅，经多方努力，才获得程著《信息与领导科学化》，满足了他的要求。耀国同志在对河北和其他地方的信息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进行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从纵向（发展历史）与横向（基本理论）两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文萃》收入的《建国60年党政机关信息工作发展历程简述》和《党政机关信息工作和领导工作关系理论的背景与要点》便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经过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专题研究，再加上同著述颇丰的“老”信息工作者袁庆学合作，将机关信息工作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写作《机关信息工作教程》的条件成熟了。常言道：“十年磨一劍”。耀国同志对党政机关信息工作的研究，如果从他于1988年采访河北信息工作的经验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他们何以能双丰收——采访河北省委办公厅综合二处》开始，到2012年同袁庆学合著《机关信息工作教程》为止，整整奋斗了24年，大大超过了通常的“十年磨一剑”！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榜样

搞科学研究，就是做学问。做学问，要有好的学风，即马克思主义学风。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文萃》中贯彻始终，这也是耀国同志“三学”并进谱新篇的根本原因所在。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学风？就是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倡导的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统一、实事求是的学风。只有这样的学风，才能进行真正的理论研究，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笔者通读《文萃》深深感到，耀国同志不愧是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进行真正理论研究的榜样。主要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调查与研究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和纽带。《文萃》中的许多文章，都是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研究课题的现状、历史及相关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然后进行综合和总结写出来的。此其一。其二，按历史文献的本意作出诠释和评论，不随意拔高或降低。文献调研是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文萃》反对用主观主义的态度任意阐释文献。比如，对古代秘书遗产《册府元龟·幕府部》的研究，有的学者随意拔高其中的秘书思想，耀国同志对这种倾向做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其三，从客观事实的全部总和出发研究问题，而不以个别或片断事实为据。比如，《文萃》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秘书科学研究是否存在“爬坡”与“滑落”问题，在“争鸣”中耀国同志逐一列出该时段发表的互相联系的众多理论文章、专著以至写作者的研究热情，总起来认为不存在“爬坡”与“滑落”的结论。这种采取“事实是怎样的”的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正如列宁所指出：“如果不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把握事实，而是片断的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其四，根据纵横比较评价研究对象，从而看出已经达到的学术水准。《文萃》在评价秘书人物的学术思想和秘书学术著作时，总是将其放在秘书学术研究的大环境里或者其本身的学术研究生涯中进行纵比和横比，从而对他们的学术成就作出科学评价。这不失为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因为只有比较才能鉴别，才能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结论。其五，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不溢美不掩过。《文萃》评价秘书人物和著作，哪怕是名人名著，都运用“一分为二”，既肯定其成就，也指出其不足。其六，坚持论证主题的同一性，不“偷换概念”，不“偷换论题”。《文萃》里的学术论文或“争鸣”文章，严格遵循逻辑的同一律，即在同一思维过程或语境条件下，使用概念进行推理、论证，始终坚持“A就是A”，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确定的。在学术“争鸣”中，往往见到违背同一律而随意“偷换”论题，出现“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现象。这也是一个是否从实际出发，按实际说话的问题。

采取什么样的学风，来源于做学问的根本立场和态度，也就是说，这是由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决定的。做学问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还是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是追求一己之名利，出“小资风头”还是出以公心，探索和发展真理，这是采取主观主义学风还是实事求是学风的分水岭。有近50年党龄的耀国同志经过长期的党性锻炼，从其一生的工作和学术活动看，是正确解决了做学问“为什么人”和“怎样为”这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的，从而为坚持和发扬馬克思主义学风奠定了思想基础。董汉庭先生在《坦诚的为人纯真的学者》这篇对耀国同志的“印象记”中，用大量事实评价耀国同志“举才无私”“淡泊名利”“勤奋好学”“求真务实”“坦诚待人”等等，这说出了我同耀国同志交往多年的切身感受。他在学术“争鸣”中直言不讳，那怕是自己多年来的朋友也不讲“面子”。他说：“友情归友情，但事实要尊重，真理要坚持，只有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才能维护真正的友谊，那才是真正的感情。”这就是说，友谊服从原则、原则维护友谊，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秘书科学研究方法的三点建议

任何一本著作都极难做到十全十美，白璧无瑕，《文萃》也不例外。这里，着重从秘书科学研究方法提三点建议，或许补《文萃》之不足。

第一，秘书科学的政治性决定了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文萃》在阐释苗枫林先生所著《中国用人史》对“幕宾策”的论述有所“感悟”时，指出“既要从业务角度去研究，又要从政治角度去研究”，这无疑是对的。在阶级社会里，从政治角度去研究问题，就要讲阶段斗争、阶段分析方法。《文萃》对清代早期幕学所描述的秘书活动特点和作用，秘书工作的原则和要求，以及秘书人员的工作态度和职业素养作了很好的诠释。但这些诠释只着眼揭示秘书活动的一般社会性，对其包含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阶级实质却未引起注意。

第二，要注重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秘书工作特殊性的研究。对于秘书工作中带规律问题的研究，不仅要探索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的普通性（共性），更要注意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特殊性（个性）。《文萃》的文论对后者注意不够。比如，我国秘书学的开创人李欣提出秘书工作的基本规律，即“双线”（领导需求线与秘书追逐线）规律，笔者认为这只是秘书工作的共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其特殊的实现形式还应增加一条，即人民群众的“校正线”。也就是说：“秘书工作应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不断适应领导工作日益发展的辅助要求。”《文萃》提出：“党政机关信息工作的根本宗旨，是通过为领导工作服务实现为人民服务。”这一论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领导决策同人民的需要相一致时，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之间不一致时，则应当按照上面提到的秘书工作基本规律的特殊实现形式加以调整。

第三，从我国国情出发，使秘书科学本土化。改革开放以来，西学大量涌入，如管理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西学植根于西方社会，没有哪一种理论是针对中国本土讲的，所以对西学只能借鉴与参考，吸取其适合我国国情的东西加以改造利用，绝不能将其视为金科玉律，死搬硬套。有的学者从西方现代管理学的角度去审视我国当代秘书科学，将其归结为“秘书管理”，认为秘书工作“实质上就是秘书管理”，它“是秘书学研究的主体部分”，试图从管理学的原理原则出发去规范我国的秘书工作。这种迷信“洋教条”的倾向是不可取的。而《文萃》却肯定其“学科意义”，认为“可使我国当代秘书科学在其开创阶段就能明确应有的研究方向、研究范畴和研究要求，让其从起步时就从学理上步入学科生长的科学轨道”。这涉及我国当代秘书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学科定位，以及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与方法等问题，是需要认真探讨的。

笔者将以上三点作为商榷意见提出，或许并非《文萃》之不足与瑕疵，即使是也只是白璧微瑕、瑕不掩瑜，不应降低这部著作在现代秘书科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