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嘉

编者按：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地重申“为孩子们减负”，可是在实践中，对于学生课业的要求却越来越高，家长们不得不让孩子们在课外参加额外的培训，以填补学校授业的缺口。鉴于此，当前，少年儿童课外辅导培训（以下简称：少儿辅导培训）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培训市场中发展最迅速的产业之一。然而，近来少儿辅导培训机构突然关门、机构负责人跑路的案件频频发生，令少儿辅导培训市场的诸多问题浮出水面。针对少儿辅导培训市场目前通行的预存学费模式及监管部门各管一段的现状，唯有理清监管思路，出重拳净化少儿辅导培训市场，才能真正编织好辅导培训产业的规范网，更好地维护学员、教师等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产业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自2010年以来，我国少儿辅导培训市场规模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逐年增长，截至2015年，该市场规模已接近人民币2600亿元。然而，根据中国教育学会于2016年12月27日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已经迈过人民币8000亿元大关，参与学员的规模超过1.37亿人次，辅导机构教师规模达700万到850万人次。可是，在该行业快速增长背后，却是培训机构负责人跑路案的频发。

培训机构负责人频跑路

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于2017年1月15日在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会议上参加浦东新区代表团联组审议时所言，“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培训机构，有合法的、正规的，但也有很多是误人子弟的，甚至是非法的。”

鸡年春节过后，近期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就曝光了数十起辅导培训机构负责人跑路案。2015年，在广州增城区的一小区内，一家打着“东方金子塔儿童潜能培训学校分校”招牌的培训机构，仅仅承租了两层楼的别墅作为办公场地，就开始招收三至七岁的儿童进行早教培训。但是该培训机构办学未满一年，其负责人就于2016年7月突然失联。事后，一百多名学员的家长向诸多部门投诉，却至今没有任何回音。据受害家长们统计，该培训机构欠款达人民币三十余万元。

然而，并非只有小机构不可信，连锁辅导机构亦不可靠。2017年1月初，在上海，一家名为“童年汇”社区儿童学院的四家分校区突然关门。唯一开门的一家校区，由于拖欠教师工资和春申校区的房租已经超过两个月，亦遭到学员家长们的质疑。至2017年1月中旬，要求“童年汇”退款的学员至少有400余人，涉及金额已达人民币上千万元。

不仅仅是连锁辅导机构可能跑路，甚至连金融机构承担担保责任的辅导机构亦可能跑路。环球美联（北京）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球美联”）是一家在北京开办近十年的英语教育培训机构，其与百度、宜信等多家互联网金融平台达成了分期付款信贷合作协议。然而2016年12月，公司美籍华人老板管晓锋涉嫌携巨款跑路，造成学员学费总损失约人民币上千万，由此引发了“环球美联事件风暴”，而信贷合作方“百度”“宜信”无疑在法律上存在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

这不得不令学员、家长们心生疑问：辅导培训机构究竟有多少家值得信赖！

跑路案背后的风险

如上所述，当前我国的少儿辅导培训市场正在急速扩张。在这种大背景下，一旦辅导培训机构经营不善，或者机构负责人将学员学费挪作他用（高风险投资如炒股、放高利贷），或者将“预付费”包装成“具有融资功能的理财产品”……其资金链断裂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即便辅导培训机构与靠谱的金融机构进行信贷合作，依然无法回避资金链断裂的难题。

风险一：预付费促销，学费面临被挪用的风险

虽然我国教育部推行了多年素质教育，然而功利化教育已经深入骨髓，由此催生了辅导培训市场的表面繁荣。在“利润至上、成绩唯高”的经营理念下，多数辅导培训机构为了吸引更多的学员报读，降低学员家长一次性预付高额学费的担忧，常常会选择与知名的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并打着合作伙伴的广告推出“分期付款模式”。这种分期付款的模式能够为学员带来诸如赠送课时的优惠，学员一次性预交的学费越多，其获赠的课时自然水涨船高。然而学员一般都需要向辅导培训机构预交一至三年的学费。

上述案例中，“环球美联跑路案”就涉及众多的金融机构。而这些金融机构以互联网金融平台居多，如“百度有钱花”“宜信”等。互联网金融平台作为金融企业，本身就存在准入门槛低、监管难的问题，良莠不齐、自带风险。同样出于招揽客户、提升业绩的主观意图，互联网金融企业在为辅导培训机构提供金融借贷服务时往往会降低门槛，甚至是毫无门槛。在互联网金融企业与辅导培训机构“经济联姻”的背景下，虽然有利于辅导培训机构进一步做大做强其硬件与软件，然而急功近利的预付费促销模式带来的大量资金却极易被相关负责人轻易挪用。这恰恰折射出辅导培训机构、培训行业存在着监管真空的老大难问题。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事发在2015年年底的“朗文启智”案。

风险二：辅导培训机构身份模糊，多部门各管一段

实务中，多数的辅导培训机构在民政部门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此种“既是学校、又是企业”的模糊法人属性在客观上是辅导培训机构“脱管”的源头。正如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统计与测量分会理事长、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张敏强所言，“辅导培训机构的双重身份为其‘打擦边球经营提供了客观上的温床。有鉴于此，目前，工商、民政、教育等监管部门只能对辅导培训机构各管一段。可是一旦出了事，则谁也管不著，往往不了了之，令受害者投诉无门”。

譬如，2016年5月，在湖南省长沙市，73名学员的143万元被“明思教育”补习学校董事长周靖波卷走。当东窗事发后，受害的家长们四处寻求救济，希望得到公权力的帮助。然而家长们找工商部门，得到的答复是“明思教育”是学校，应诉诸教育部门；教育部门则声称由于“明思教育”在案发时并未办理“办学许可证”，而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了营业执照，因此属于“企业超范围经营”，理应由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管辖；公安部门则表示鉴于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诈骗罪、非法集资罪等刑事犯罪的嫌疑，故无法在刑事层面进行立案，因而无法启动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建议受害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违约责任。但是当前的民事诉讼推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举证难、审限长，民事执行亦存在无法规避的难点。在这样的窘境下，受害者们在监管部门的互相推诿中投诉无门，多头监管呈现的却是一种“无人监管”的尴尬局面！

织起辅导培训产业的规范网

2017年1月18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会议上参加闵行区代表团的联组审议时，针对当前教育培训市场乱象，再次强调：“如果培训机构是纯粹以盈利为目的的，这样的培训市场，党和政府要管。教育绝对不能被资本绑架，党和政府必须依法整顿教育培训市场。”那么，对待“野蛮生长”的辅导培训市场，我们如何才能编织起辅导培训产业的规范网呢？

首先，应加快明确对辅导培训机构的监管责任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3年6月29日第一次修改，以下简称：《民办教育促进法》）第66条规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国务院至今未针对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制定“另行规定”。同时，《民办教育促进法》于2016年11月7日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删去了原法条文第66条。这就为经营性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埋下了无法可依的伏笔。

正如知名社会学家王开玉教授所言，“表面上看，辅导培训机构要接受教育、民政、工商等多个部门管理，可是这些管理部门对辅导培训机构的审查没有统一标准，并且各部门管理范围不明确，存在一定监管盲区，在处理问题时难免会出现相互扯皮‘无人管的现象”。因此，须从立法上明确辅导培训机构的监管责任主体，理清其模糊的法人属性这一焦点和重点问题。

其次，明确规范预付学费的金额上限和支付周期，建立行业协会和风险保证金制度。与其让辅导培训机构漫天要价，不如规范一个指导价格，帮助学员和家长们捂一捂钱袋子！诚如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所言，“监管部门应对预付学费的金额上限和支付周期予以明确规范。规范预付费制度，才能真正地提高辅导培训机构违规的成本”。同时，可以参照其他行业（如网上订餐行业），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指导下，建立辅导培训机构的行业协会和风险保证金制度，培训机构必须把风险保证金存入指定的第三方银行账户，一旦出现跑路等情形，风险保证金就可以用于赔付客户损失。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