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威+刘德学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间产品是主要的贸易对象，研究分工地位的传统方法将不再适用。本文借鉴了Koopman等人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欧盟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测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经济体1995-2011年制造业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数和国际分工地位指数，并进行跨国跨行业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价值链参与程度国别差异较大；中国制造业整体的国际分工地位仍处于较低的位置，有被“锁定”的风险；国际分工地位较高的主要是资源密集型行业；高技术行业的分工地位指数为负，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 价值链参与程度 国际分工地位 贸易增加值

引言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出现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门槛，一国只需要在产品的某个环节生产中具有优势就能够融入价值链条，承担与禀赋条件相适应的生产任务，获得分工利益与贸易利益。对国际分工地位的考察向来是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难点问题，传统的产业间、产业内分工模式，可以通过贸易差额、贸易条件来判断分工地位，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存在“所见非所得”（What You See Is Not What You Get）的情况。因此，如何构建科学的指标准确判断一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当前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国际分工地位的研究进展

随着国际分工的演变，学术界对分工地位的认识也随之变化。金芳（2008）认为，在传统分工模式下，贸易规模和出口品的行业结构可以作为判断一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指标。如果整条生产链条都在一国之内完成，利用贸易差额和出口产品结构分析国家的分工地位有其合理性。一般来说，贸易顺差越大、出口产品结构中高技术比重越大的国家无疑占据了分工链条的高端，而贸易处于逆差、出口产品主要是自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则处于价值链条的低端地位。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产品的生产环节分散到不同国家，再通过中间产品贸易连接起来，因而出口产品中包括了大量国外价值，导致了总规模地位与主体结构分工地位的不一致、制造能力优势与增值能力优势之间的不一致。

针对这种困境，学者们改进了衡量办法，主要沿着两条线索进行：一是对出口产品价格的考察；二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利用相似度或者复杂度指标进行判断。Schott（2004）认为出口产品价格越高，分工地位越有利。他在研究美国进口产品时发现，虽然是同一产品，价格却存在差异，发达国家的产品价格高于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Fontagné et al.（2008）将Schott的研究推广到多个国家，得出的结论相似：同一年度出口到相同市场的同种产品，日本产品的单位价值分别是巴西、印度和中国的2.4 倍、2.9 倍和3.9 倍。施炳展（2010）持有类似观点：中国出口产品随着技术含量增加，分工地位却逐渐恶化。蒲华林和张捷（2012）以零部件进出口的单位价值比率作为衡量标准，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发现中国出口零部件的价格远低于进口零部件的价格。胡昭玲和宋佳（2013）利用CEPII BACI数据库分析了中国出口品的价格，得出结论认为，入世后中国的分工地位有所改善，而且呈现出“U型”变化特征。

另外一些学者提出了相似度或复杂度指标，用以考察国际分工地位。Hausmann et al.（2007）定义了出口复杂度（PRODY）指标，并以此来衡量各国的分工地位。但复杂度指标并没有考虑到出口中的国外价值成分，数值有所夸大。Wang and Wei （2008）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通过计算出口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简称为ESI）来反映该国与发达国家的地位差距，但这种方法在选取参照国家和行业方面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借鉴Wang and Wei（2008）的研究方法，计算了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并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来反映该国在价值链的位置。黄先海和杨高举（2010）计算了中国高技术行业的“加权的增加值—生产率”指数，发现分工地位虽有提高，但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郭晶和赵越（2012）对多个国家的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进行考察，表明中国的分工地位明显下降。邱斌等（2012）以出口复杂度作为衡量地位的指标，并进行了實证检验。

综上可知，要准确衡量一国所处的分工地位并非易事。一般而言，零部件、中间产品等需要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因此出口中间产品占主导的国家应该处于价值链的上游，而依靠进口中间产品进行组装的国家则居于价值链分工的下游位置。因此，本文借鉴Koopman等人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欧盟最新公布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简称为WIOD），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详细分解出口中的国外增值以及间接出口价值，重新考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经济体1995-2011连续17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国际分工地位，对目前的文献做了有益的补充。

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的国际分工地位衡量

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不断发展和深化，显著地影响了全球的贸易模式以及各国的分工地位，中间产品多次跨越国境有可能高估了贸易额（尚涛，2015）。用产品价格来衡量一国产业国际地位，存在不足之处。因为产品价格除了反映产品品质外，它还受到成本、汇率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将产品价格高低作为国际分工地位的指标，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其次，案例研究固然可以深入分析（Linden，2007；Xing and Detert，2010），但却无法从宏观整体的层面来反映一国的分工地位。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资金等要素密集程度较高，可以专业化从事研发、营销等生产环节，获得较高的回报。而后发国家主要具备充裕的低技能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优势，主要承担生产制造、组装等环节，获得回报较低且不具备可持续性。由此可见，我们可以通过一国在具体产品生产中所从事的环节来反映该国价值链的位置。

Koopman et al.（2010）将出口产品的价值按来源进行分解，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标以及国际分工地位指标。本文借鉴这种研究方法，采用贸易增加值的框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计算出1995-2011年连续17年40个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以及国际分工地位指标，并进行跨国跨行业比较，对当前文献做了有益的补充。

根据Koopman等人的方法，我们将一国的出口价值按来源分解為五个部分：

（1）

在（1）式中，下标r和s表示国家，等式左边Er*表示r国的出口总价值。等式右边第Ⅰ部分表示r国出口被其他国家作为最终产品和服务消耗掉的国内价值增值，其中Vr是N×N对角矩阵，其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r国各部门的直接价值增值系数，Brr称为“完全消耗系数”，它表示r国增加一单位的生产所需要的本国投入，Yrs表示r国产品出口到s国，以最终需求的形式被消耗掉的价值；第Ⅱ部分表示r国出口作为中间产品被s国用于加工生产其国内最终需求的价值增值，其中Ars表示r国产出作为s国的中间投入系数矩阵，为N×N阶方阵，Xss表示s国的产出中本国消耗的部分；第Ⅲ部分表示r国出口作为中间产品被s国生产用于出口至第三国中的价值增值，也即是r国的间接增加值出口（或称为转出口），其中Est表示s国出口至t国的价值（不包含s国出口到r国部分）；第Ⅳ部分表示r国出口作为进口国中间产品进行生产，产品流回r国的那部分价值增值，其中Esr表示s国出口至r国价值；第V部分代表出口的国外价值增值部分。

本文主要考察第Ⅲ部分（一国的出口产品作为进口国的中间产品用于生产并出口至第三国产品中的价值增值，称为间接附加值出口，用IV表示）以及第V部分（出口中的国外价值增值，用FV表示）。

按照上述思路，Koopman等人首先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标：

（2）

（2）式中，GVC_Participationir表示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IVir表示r国i行业的间接出口增加值数额，FVir是r国i行业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值部分。Eir则表示r国i行业的总出口价值。该指标越大，说明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越深。但即使参与程度相同，分工地位也可能存在差异（比如：一国的间接出口增加值数额比重大，而另一国出口中的国外价值比重大，计算出来的参与指数可能相同，但他们的分工地位却明显不同）。

为此，进一步利用下式来反映全球价值链条件下的国际分工地位：

（3）

（3）式中，GVC_Positionir表示r国i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其余变量含义相同。指标数值越大，表示该国的间接出口增加值比重越大，处于中间产品出口国地位；数值越小，表明该国出口中的国外价值比重越大，处于中间产品进口国地位。

测算结果

根据上述方法，结合欧盟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本文测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经济体1995-2011年的制造业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数和国际分工地位指数。文章将经济体分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家两类进行跨国比较。

（一）价值链参与程度的跨国比较

表1反映的是发达国家（以G7为代表）的价值链参与程度。从结果来看，发达国家的价值链参与程度一直保持稳定水平，普遍居于35%-45%之间。以2011年为例，德国的价值链参与程度最高，达到44.61%，美国的参与指数最低，为36.85%。从纵向来看，1995-2011年17年间，日本的参与指数变化最大，从20.64%上升至36.93%，变化率为78.87%，侧面反映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积极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加快国际产业转移的事实。21世纪后，日本的角色从出口商转变为零部件的重要供应商，在机械、电子光学设备和汽车行业处于领先地位。OECD报告显示：日本是全球重要的高技术零部件生产商，产量占了半导体供应的21%、光学部件的49%和微处理器的40%。

德国的变化率排在第二位，从32.27%上升到2011年的44.61%，变化率为38.26%，这与德国世界制造强国的地位是一致的。德国生产大量的中间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作为生产投入，同时也从其他国家进口中间投入品。

表2反映了新兴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部门的价值链参与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参与程度差异较大，小规模外向型的经济体参与程度较高，而大型的经济体参与程度相对较低。中国台湾的价值链参与程度最高，达到62.04%，其次是韩国和墨西哥，说明这些经济体非常依赖世界市场。以中国台湾为例，作为小型经济体，由于岛内市场狭小，所以发展中逐渐建立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模式，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巴西的价值链参与程度最低，不足30%，这与巴西的出口结构有关。在巴西出口品中，有超过30%是食品、饮料和烟草等初级产品行业，这类型制造业的生产环节集中在国内，对进口中间投入品的依赖程度并不高。纵向来看，这17年间，印度的参与指数变化最大，随后是韩国和中国。印度在1991年实施经济改革后，贸易、投资和就业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因此逐渐加大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通过加工贸易的形式，中国制造业全面融入了全球生产网络，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从数值上看，中国的价值链参与程度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这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外贸规模庞大有关。

（二）国际分工地位的跨国比较

根据出口总值中的价值分解，可以计算全球价值链条件下的分工地位指数。指数为正，说明该国间接出口增加值在出口中的比重超过了本国出口中国外增值部分所占比重，在价值链中处于较高端的地位。如果指数为负，则说明出口中的国外增值部分所占比重较大，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位置。

表3显示，发达国家中，美国和日本的分工地位指数在这17年间都保持正值，且处在较高的水平，说明这两个国家间接出口增加值数额超过了出口中所含的外国增值部分，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英国的分工地位从1995年起呈现上升的趋势，到了2007年达到顶点，而后略有下降，但一直都处于较上游的水平。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制造业较为发达，分工指数虽然为负值，但绝对数值很小。

表4为新兴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数。数据显示：这些国家（地区）普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台湾、韩国、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表现尤为明显，说明这些国家的生产对进口中间产品有很强的依赖性，出口中的国外价值部分远超别国出口中包含的本国价值增值部分。巴西、俄罗斯的制造业分工地位指数为正值，处于上游位置，与两国主要出口是资源密集型产品有关。

基于增加值的视角，本文详细考察了中國制造业的分工地位，结果显示：分工地位指数多年都保持负值，整体处于价值链的较低位置。纵向来看，1995年至2011年，经历了一次“U”型的变化过程（见图1）。

从图1看，1995年至1998年，中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略有上升。2001年转而向下，至2005年到达低谷，而后有所上升。分工地位变化表现出来的趋势与中国的发展情况一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制造业的发展以加工贸易作为先导，在技术、管理经验缺乏的条件下，通过进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低端环节来组织生产，获得经济发展。随着中国在21世纪初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充分将劳动力成本优势、政策优势和市场优势的潜力发挥出来，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加工贸易的繁荣，导致生产中大量使用进口中间产品，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组装基地。2001年以后呈现出急剧下滑的态势，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加入WTO的过程清理了大量的法律政策条文，加快了外资企业进军中国市场的步伐，贸易成本大为降低，生产过程中利用国外中间投入变得更为容易；第二，加入WTO后，国内企业的竞争加剧，为了保持自身竞争力，企业积极引进国外技术，利用高质的中间投入产品提升产品的质量；第三，2001年后，中国制造业偏向高技术产品（1995年至2001年这6年，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3.89%，而从2001年至2011年这10年间，这一增长速度为25.53%，接近前几年的两倍），大量国外科技公司将产品外包给中国企业生产组装，进一步降低了中国的分工指数，分工地位恶化。2006-2011年，中国政府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创新，本土企业逐渐重视研发环节，技术能力稳步提高，分工地位指数缓慢上升，状况有所改善。

横向比较，中国与美国、日本和德国同属于制造业出口大国，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前四位。同时，四个国家的价值链参与指数也非常接近，但从图1反映出来的分工地位差距却非常明显。美国、日本凭借人才、技术、资金的优势，主要从事研发、设计以及核心零部件的生产环节，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位置。德国的分工地位虽然略有下降，但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中国明显处在价值链的较低端位置，目前来看，主要还是从事较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

（三）国际分工地位的跨行业比较

不同行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差异。为此，我们测算了中国14个制造业部门的分工地位指数，进行跨行业比较分析。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各符号代表的行业分别是：食品、饮料和烟草（c3），纺织原料及其制品（c4），皮革及鞋类制品（c5），木材及制品（c6），纸浆、纸制品、印刷和出版（c7），焦炭、炼油产品及核燃料（c8），化学原料及其制品（c9），橡胶和塑料制品（c10），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c11），基础金属和合金制品（c12），其他机械设备（c13），电子与光学设备（c14），运输设备（c15），其他制造业及回收（c16）。

结合表5、表6和图2的结果，我们看到：1995-2011年，处于价值链上游的行业是食品、饮料和烟草（c3），木材及制品（c6），纸浆、纸制品、印刷和出版（c7），焦炭、炼油产品及核燃料（c8），化学原料及其制品（c9），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c11），基础金属和合金制品（c12），但这些行业的出口额都不大，加总起来只占总出口的20.33%。仔细观察发现，这些行业的分工指数虽然为正，但除了纸浆、纸制品、印刷和出版行业外，其他行业的分工指数仅仅是非常小的正数（例如，2011年化学原料及其制品行业的分工指数只是0.0027）。进一步，我们发现居于价值链上游的行业几乎都是资源型的行业。资源型行业分工地位的提升意味着中国在这些行业扮演了原材料提供商的角色，但其代价是资源输出和环境恶化，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前景。

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行业分布非常集中（以2011年为例，出口排名靠前的行业是纺织原料及其制品、其他机械设备和电子与光学设备，三个行业出口额总和占到出口额的49.24%），这些行业无一例外都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下游。纺织品行业表现尚好，分工地位指数稳步提升，逐渐向上游位置靠拢。相比之下，电子与光学设备以及机械行业等传统上的高技术行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处于下游的位置（1995年行业的分工指数是-0.1363，到2005年一度下滑到-0.2423，此后几年略有回升，但一直都是负值），而且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

对个别案例的分析同样印证了这一观点。Xing and Detert（2010）对苹果公司iPhone手机的贸易状况进行分析，他们发现：在传统贸易核算方法下，2009年中美在iPhone手机上的贸易额达19亿美元。而按照增加值方法，中美的贸易额只有0.73亿美元，中国没有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反而产生了0.48亿美元的逆差。由此说明，传统贸易数据产生了“统计假象”。

结论

第一，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国别差异较大。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依赖程度并不高，新兴国家（地区）与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程度差异较大，小规模外向型经济体的参与程度较高，而大型经济体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中国制造业的价值链参与程度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第二，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经历了先降后升的“U型”变化，加入WTO以及政策导向、技术变迁是主要的因素。跨国比较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的国际分工地位仍处于较低的位置，与巨额的贸易顺差形成强烈反差。长此以往，中国的制造业有被“锁定”在低端环节的风险。

第三，不同行业的分工地位差距明显。14个制造业行业中，有7个行业的分工指数为正，另外7个行业的分工指数为负。居于价值链上游的行业大都是资源密集型为主，在出口中的比重较小。高技术行业在出口中的比重很大，但分工地位指数却常年为负，而且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