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霞

摘 要：杜定友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研究杜定友的目录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杜定友撰著《校雠新义》与《杜氏图书分类法》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其目录学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图书分类理论，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中图分类号：G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5-0002-03

关键词：杜定友；目录学思想；图书分类

杜定友（1896—1967），广东南海（今佛山市南海区）人，现代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杜定友早先留学菲律宾，专攻图书馆学，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广东省立图书馆馆长、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建国后，他被聘为广东人民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平生治学勤奋，著述宏富，计著作80余种，论文400余篇。他的目录学代表作有《校雠新义》《图书目录学》《著者号码编制法》《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鸦片战争以来史料目录》等。

1 《校雠新义》中的目录学思想

《校雠新义》是杜定友的目录学代表著作，初版于1930年，竖排线装，虽名为“校雠”，也论及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诸多问题。全书共分10个问题，依次为类例、四库、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编次、书目、藏书、校雠。每个问题中又设若干小题，上下衔接得当，条理清晰。

1.1 关于类例

杜定友详细地论述了类例的演变轨迹与作用。古代目录学针对图书分类，强调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而针对藏书，也只重视典籍。“今之言类例者，与古代不同：类例之法不能以现有之书为准，一也。类例之法不独总括群书，抑亦总括群学，二也。类例之法非独部类中文，犹需兼及西学，三也。现代之分类，为搜罗一切文献，分别部次，以备选用，辨章流别，褒贬校雠，均非其责，四也。类例之法要以书的内容为依据，就已有之书，以测未来之书，就已有之类，以备未来之类，门类多少，因时而定，不能因其范围，止其流别，五也。凡此五点，古之目录学家，未尝言及。”

1.2 关于四库

杜定友探讨了四库变迁与分类的形成，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小说类五之十二》中认为：“小说体制多属文学，正宜条别内容，详编子目，以合类例，其不属于文学者，亦当体察类别，而归入之。此言类例者，所不可不注意者也。”通观全书，杜定友以丰富的资料阐述了目录学的实际内容，值得称道，但是他否认了目录学的独立存在，似不尽妥。

1.3 “中国无目录学”

杜定友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中国无目录学”“目录，簿记之学也”。杜定友所说的“中国无目录学”，并不是全盘否定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存在，而是基于新目录学进行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自然存在弊端，“其弊在乎乱”。可见，杜定友所说的中国无目录学，是基于古典目录学的局限性而言的，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目录学的存在。

杜定友过分强调图书馆目录的特点，他对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态度是矛盾的。在《校雠新义》一书中，杜定友既旁征博引，详细阐述了古代书目的分类和经、史、子、集及其子目的源流与内容，论述了中国古代的书目方法，如人次、书次、类次、互著、别裁、次第等，又覺得其不适合今日之图书馆目录工作，因而否认它的存在，认为“中国无分类法”“中国无目录学”。杜定友根据现代文献急剧增长的特点，要求目录成为快速揭示并有效查检文献的工具，这比同时代的目录学家先进、开放得多。但是，他未能全面分析各类型目录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图书馆目录与其他书目的区别与联系，一味用图书馆目录的标准来衡量，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又不能平心以求其是非，所以难免有偏颇之处。

1.4 目录编制方法

在目录编制的具体方法上，古代目录学一般都十分重视类例，以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书之亡未必尽亡于类例之不分，而多亡于管理之失职。”“类例不分非书失记，而在于无以致用。”杜定友认为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应有所不同，学术分类重在考镜源流，而图书分类则重在致用。

杜定友继承了古代目录学的互著别裁理论，并更系统、更全面地应用了这种理论。“互见之法，有可用于类例者，有可用于目录者。第其用法不同，请详其说：经之易家与子之五行阴阳相出入，经之乐家与之艺术集之诗歌相出入；小学之书法与金石之法帖相出入；其余职官之与故事相出入，谱录之与编年相出入；儒家之与经解相出入；食货之与农家相出入。凡兹种种，当于分类表中互著之，使司书者得权其出入，定其归类，故只有类之互著无书之互著，能互见其类不能互见其书。此类例之互见法也。岂有每类之下必历载其书哉。”“又书之有相资为用者，如《尔雅》与《本草》相资为用；地理之书与兵家形势之书相资为用；声韵之书与乐府之书相资为用；传记之书与史部之书相资为用；时令之书与农家之书相资为用；又如郑樵所谓‘性命之书，求之道家，小学之书，求之释家。凡兹种种，当于类名之下互著之，使检书者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故只有类之互著而无书之互著，能互见其类不必互见其书，此类次目录之互见法也，岂有每类之下必历载其书哉。”“种类之互见法又有二焉，类名之有相通者，取其一不取其二，取其近不取其远，故不用文翰而用文集，不用谱牒而用谱录；种类目录中必曰文翰见文集，谱牒见谱录，故检目录者不至怅然若失。类名之可资参考者，必列举之曰：地理参见兵家形势，游记外记等等。使阅者可以广其眼界，一隅三反，此图书目录之所以有助于学者也。”“共有一书两名者，《太史公》今名《史记》，《战国策》初名《短长语》，则必曰《太史公》百三十篇见《史记》，《短长语》见《战国策》，此书名之互见也。亦有名异而实同者，《白虎通》即《白虎通德论》，《风俗通》即《风俗通义》，《世说》即《世说新语》，《吕览》即《吕氏春秋》，《班昭集》即《曹大家集》。则必曰《白虎通》见《白虎通德论》，《风俗通》见《风俗通义》，《世说》见《世说新语》，《高览》见《吕氏春秋》，《班昭集》见《曹大家集》，此书名互见法之又一也。书名互见之法必于书名目录中见之，子分类等其他目录无与焉，且互见条下必曰见而不互著之，盖从简也，免误会也。亦有一人而数名者，昌黎韩愈，永叔欧阳修，复有韩文公、欧阳文忠公，又曰退之昌黎伯，又曰醉翁六一居士。则用其正而见其号，必曰韩退之见韩愈、韩昌黎见韩愈。故检书者偶知其一必得其二，此著者目录之互见法也。”“古书鲜少，故于每条之下并列其书不觉其繁，且古无著者书名种类目录，而只有分类目录一种，计无所出，乃用互著之法，不知近世版籍以千万计，有一书言二类者，则类次目录可以见之，无需乎互著也。其有命名相通、种类出入者，但见其名其类可也，不必一一尽载其书。”此外，杜定友还将序分为类序、书序两种。他所说的书序，其实就是传统目录学所说的解题，现在所说的提要。

1.5 关于文献整理

杜定友十分重视地方文献工作，“各地的图书馆，对于保存地方文献，尤为专有之责”。他曾积极参与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经他手编成的地方文献有《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和《鸦片战争以来史料目录》。其中，《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编撰的，共收入资料500多件。

2 现代图书分类法的创制

20世纪初，西方的编目思想和方法已经得到引进，并开始影响我国图书馆的编目工作。杜定友的目录学思想集中于一点，就是致用，即致“便检取”之用。

杜定友根据读者在使用目录过程中有可能遇到的9个问题，建议编制8种类型的目录以便应用，即书名目录、著者目录、种类目录、分类目录、参考目录、分析目录、字典式目录、书架目录。这8种目录中，前6种在当代已被普遍应用，是不可或缺的。

杜定友还对编目条例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当时我国的图书馆编目无统一规则，是各个图书馆自行制订的，形式各异，有诸多不便。“编目者最忌朝三暮四，毫无准则”，因此业界应当编制一部统一的编目条例。于是，杜定友于1921年编制出了《中文图书编目法》，1926年又出版了《图书目录学》，这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图书编目条例。

杜定友关于图书分类问题的著作中既有对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批判与继承，又有对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代表的西方图书分类思想的吸收与扬弃，表现出了明显的创造性。他一改《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做法，以进化论指导图书分类法的编制，依次分类如下：总类为000标记、哲理科学为100、教育科学为200、社会科学为300、艺术为400、自然科学为500、应用科学为600、语言学为700、文学为800、史地学为900。“其普通书籍，不能归入九类之中者，另列为‘普通类，以‘000代表之，位于九类之首。”

同时，杜定友还认为图书分类必须具有实用性，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他的《杜氏图书分类法》对类目的划分很细，多数类目都分为5级。杜定友也注意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的进步，学科的名称也在发生变化，因而在进行图书分类时，其类目也必须“因时而定”。针对当时西学书籍大量出版的现象，他认为“近代藏书，兼收外籍翻译之品，汗牛充栋，自印刷术精、出版日盛，故类例之法非属部属中文，犹需兼及西学”，因此在编制图书分类时，他认为应“就已有之书以测未来之书，就已有之类以备未来之类”。这与现今编制、修订分类法所遵循的预见性原则是一致的。

此外，杜定友认为标记符号应具有以下特点：①助记性。②简便性，即“必求其简便详明”。③伸缩性，即“有伸缩之余地，有增减之可能”。这些都是现代分类法编制的重要原则。

3 结语

杜定友在目錄学领域，特别是图书分类方面取得了诸多创造性成果。他以坚实的学术功底和大胆的开创精神，编制了中国第一部兼容中西图书的《世界图书分类法》，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图书分类体系，在我国分类学史上开中外图书统一分类之先河，并成功地将中国古籍纳入其中。在其编制的图书分类法中，杜定友还较为广泛地采用了西方近代分类法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对今后图书分类法的编制有一定的借鉴与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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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周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