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胜应

椿树做的小床。长一米八，宽一米五，是二十年前爷爷为庆祝我上学，特意雇人上门量身打造。一顿饭，一盘胡萝卜炒肉丝，西红柿炒鸡蛋，煎豆腐，炒白菜，半只炖鸡，一壶烧酒。杨木匠吃得满嘴油腻，喝得红光满面。等我和弟弟上桌子的时候，只见杯盘狼藉。看着我和弟弟争先抢着还残留几根胡萝卜丝的盘子，爷爷流了眼泪。安慰我们说，下次一定管够。这一等，就是三年。那是我考取了初中。爷爷非常高兴，卖掉了两担新谷，买回三斤猪肉。虽然很香，但却找不到三年前的味道。看我们兄弟俩低头拱饭，爷爷偷偷地流着泪。我打心底就发誓，一定要活出一个模样来。可惜，三年后的中考，我以几分之差，无缘中专。那时候的爷爷，身体每况愈下。弟弟将进入初中，我决定跟随叔伯们南下福建打工。爷爷虽然不忍，但也没有拒绝。他一辈子不喜欢认命，但也不得不偶尔认命一次。就像我的父母在替别人家盖新房一样，那么多人没事，偏偏他们夫妻俩，双双被倒塌的砖块砸中。

空调十六度。身下垫着竹制的精细凉席，身上盖着薄薄的毛毯。红玉背靠着我沉睡。真热，真他妈的热，我想。深夜，我辗转难眠。红玉起来上卫生间，不满地嘀咕，大半夜还不睡，明天还得赶工。我心里异常烦躁，第一次对她大声吼，就知道赶工，不是有人做吗？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老子精力充足，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碍你何事？张大宝，你吃错药了，竟然敢吼老娘。要不是老娘，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破工厂受罪。你这没良心的。红玉气急扑过来扭打。我一脚踹了过去。肥胖的红玉，像球一样，滚下了床，落地后发出了一声闷哼。随后是嚎啕大哭。我没有起身安慰，而是取出硬玉溪，点了一支。吐了几口烟雾，我才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地说，我要回老家一趟。哭着的红玉听见我说要回老家，马上不哭了，警惕地问，回去做什么？回去多久？什么时候回去？我看了她一眼，爷爷过世了，我得去奔丧。红玉虽然蛮横，但也知道大是大非，知道我是谁带大的。爷爷突然离世，她似乎也被我的悲伤感染了，马上黏过来安慰我，给我备资金，叫我回家该花的地方一定要花，要让爷爷体面地离开。红玉没有说跟我一起回的意思，其实我也没有想带她回去。乡亲们的流言蜚语不把我淹死才怪。

爷爷的丧事由堂伯父主持，三年前就光荣成为人民教师的弟弟，配合着把各项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我的归来，无疑是悲伤中的一丝喜悦。当然，这丝喜悦，很快就被悲伤扼杀。看着乡亲们忙前忙后的帮衬，我内心流过一阵阵暖流。还是小地方好，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心不是铁做的，也不是豆腐做的，而是肉做的。就连以前爷爷得罪过的人，在这时候，也纷纷赶来帮忙，送爷爷最后一程。在这里，死者为大。生前再大的仇恨，也会跟随人的死亡而烟消云散。回来第一件事，我一句话不说，扔下包裹，直奔堂屋的灵堂，直挺挺地跪倒在地，喊了三声，爷爷不肖子孙张大宝回来了。一边喊，一边磕头。眼泪忍不住就默默地流了出来。我丝毫感觉不到额头已经被磕出血来了。若不是堂伯父阻止我，我一定会磕晕过去。中午饭后，我才逐一地和长辈们、伙伴们打招呼。抑扬顿挫、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让大家多了异样的眼神。见面招呼完毕，我跟随阴阳先生去后山择地。地择好后，刚到屋，就被堂伯父给拉去了院外的墙角。堂伯父很认真地提醒我，大宝啊，你怎么操着满口的外地話，你怎么不说我们这里的话。你这样子，像什么样儿啊。大家都在议论，说你在外混出息了，忘本了。要是你爷爷泉下有知，能够安静地走吗？

躺在小木床上，吹着小电扇，开着五瓦的小灯，我辗转难测。在这夏日炎炎的季节，盖着崭新的棉被，却没有感觉到一丝的热度。好像此刻正是隆冬，外面大雪正下。堂伯父下午提醒我的事，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但无论如何，我始终改不了口音。我这不是第一次为说话倍感难安了。记得九八年春节，在和爷爷弟弟吃完年夜饭后，我就带着简单行李，去了隔壁镇二姨家。在二姨家过了年三十，第二天清晨，就跟随二姨夫坐上了南下的班车。到了湖南的吉首，排队几个小时，终于买到了火车票。然后在株洲转车，又排队买了几个小时的票，这才坐上去福州的车。到了福州后，又坐了几个小时的客车。历经二三十个小时，我和二姨夫终于抵达了福建泉州。二姨夫在刺桐路为一个养牛小老板喂养奶牛。吃住在牛圈对面，一个临时搭建的小窝棚，四周都是高大的楼房，想进去，还得经过一个破旧的铁门。铁门长年上锁，进出铁门得自备钥匙。二姨夫虽然有钥匙，但也不可以随意交给他人。更悲哀的是，老板瞧不起我的小身板，还认为我是童工，拒绝雇佣我，并且警告二姨夫，赶紧把我送走。迫于无奈，二姨夫只得把我交给他的一个老乡。我在二姨夫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跟随他去了北峰镇的群石村。那儿有许多小厂，多是一些小老板在市里的大厂接活儿来加工，挣取一些小利润。这些加工厂都是做陶瓷工艺的。所谓的陶瓷，就是用泥巴烧成各种各样的物品，和老家烧砖、瓦、坛子是一样的道理。只是这里烧成的，多是一些小动物和一些生活用品，比如小鸭、小鸡、小狗或者圆形的小罐子、烟灰缸等等。我们则在这些陶瓷土坯上面涂抹色彩，让它们形象丰满起来。

二姨夫的老乡叫万军，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个子不高，皮肤黝黑，五官轮廓比较清秀，在小厂里很受大家喜欢。其实大家喜欢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他是小厂里的质检员。所有完工的产品，都需要他的检验才算合格。因为初次涉及陶瓷，我心里有些畏惧，但在万军亲手指导下，我很快就熟悉了。其实我很喜欢这个活儿，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画画，对描画有天赋。当时我中考填报的就是一所艺术师专，如果不是因为从来没有涉及颜料，我的色彩考试也不会一塌糊涂，以致于最终以几分之差失败。通过几天在坏土坯上的学习，我很快就熟能生巧起来。由于绘画功底好，像一些高难度的线条、眼睛，我也能够很美地画出来。万军瞧见大喜，马上把这喜讯告诉了老板。老板当场验证，叫我现场绘画。见我表现优异，立即委以重任。刚好老板接了一批唐老鸭的产品，眼睛的绘画是一大障碍。厂里多是一些学徒和年级大的妇女，手脚不灵活，眼睛画出来非常难看。像这样的动物，最关键的地方就是眼睛。眼睛活了，动物就活了。

得到老板的肯定，我很激动，加班加点地干了起来。很快一个月就过去了，也到了结算工资的时刻。老板娘一个一个地叫去办公室，轮到我的时候，看着年轻漂亮的老板娘，我显得十分拘束，站在办公桌面前，不敢坐下，也不敢抬头看对方，只是低着头，双手揉捏着自己的衣角。老板娘笑着说，小四川，你很害羞哟。对于小四川这个称呼我没有反对。九七年重庆直辖独立，我并没有更多的感觉。厂里好几个四川人，只有我有这个荣幸，反而让我有些小窃喜。我，我……我顿时结巴了起来，不知道如何回答对方。不是我找不到语言，而是我不知道如何发音，才能够让对方听懂。老板娘似乎有意打趣我。她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问，你，你什么啊？我，我……我仿佛喉咙被巨石堵住了，就是说不出话来。老板娘见我脸蛋紧张得通红，知道不能够继续打趣我了，便把钱递给我，叫我数数，三百八十元，数目对了，就在收据上签字。我仓皇签下自己的名字，哪里敢去数钱，转身就想离开。老板娘起身叫我，很认真，也显得关切地说，小四川，你得和万军他们学学普通话。我嗯了一声，转身弯腰表示感谢，便快速地逃离了办公室。

萬军见我想说普通话，顿时笑了。你小子，总算开窍了。普通话有那么难吗？你仔细想想，我们说的是四川话，我们只要说慢一点，是不是别人也能够听懂？我想想，好像是这样一回事，点了点头。万军又道，你只要把声音稍微变一些，就和说普通话差不多了。我按照万军的说法试了又试，可惜还是不行。只有一些简单的句子，说出来有点普通话的味儿。万军见我方言根深蒂固，也懒得再继续指导我了。我想想，反正厂里大多都是老乡，说不说普通话无所谓，也就不再那么刻意了。我甚至想，我虽然不会说普通话，但凭借我的能力，老板也不会开除我。就这样很快过去了半年。半年时间内，来了一些人，也走了一些人。因为是暑假，村里的一些放暑假的学生纷纷前来厂里做活，赚取一些零花钱。那时候的我，已经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了，不仅参与色彩的调配，还参与部分产品的检验。有一天，来了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漂亮女子，老板亲自嘱托由我带她。我内心有些激动，也有些慌张。这女子一米六五左右，身材高挑，且不像当地其他女子一样皮肤黑。她的皮肤很白，看起来水嫩水嫩的，让人看了一眼还想再看。女子很热情，主动和我打招呼，还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出于羞涩，只象征性地伸出沾满颜料的左手，示意对方，手脏，不方便。女子叫高邦，就在隔壁高厝村，是市里一个职业中专的在校学生。暑假太长，她闲着无事，就来厂里做活儿。她还告诉我，她家里也有加工厂，不过是做鞋的。做鞋容易伤手，她一个大美女，自然不愿意去做那样的事。对于这样的一个大美女，放到现在来说，就是一个白富美了。她不排斥我这样一个打工者，自然赢得了我的好感。

几天相处下来，高邦突然意识到我不会说普通话。她好像找到了自己的优势，终于可以反过来教我了。有天完工完得早，她没有着急回家，而是把我叫住，说要和我聊聊。我忙说，有什么好聊的，你快回家吧！我去爬清源山呢！高邦道，不允许。带点撒娇的味道。那神态，看得我有些痴了，内心跳得很厉害，脸蛋情不自禁地红了。我有点傻乎乎地，嗯嗯地回着对方，却不敢看她。她笑了起来，轻声对我说，你害羞了。我忙道，哪里，我热的，你不觉得今天好热吗？高邦知道适可而止，她附和着，今天都快40度了，确实很热，不过，再热，我也得和你谈谈。我想和你说个事儿，你答应我，别生气好不好？我大方道，说吧，不生气。她道，你是不是说不来普通话啊？我没有想到对方还是引到了这事，承认吧，觉得丢脸；不承认吧，自己好像是真的说不来，便没有吭声，点了点头。要不，我教你说普通话吧。你教我？怎么，小瞧我了不是？我保证教会你。我说好啊。高邦自以为教我说普通话是件简单的事儿，一个下午，我连几个简单的句子都说不出来，她非常郁闷。但说出来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去的。高邦决定了，每天都要教我一会儿。做活儿的时候，她也不忘用普通话和我交流、对话，可惜我就是死脑筋，就是转不过弯儿，始终进入不了大门。眼看开学将近，高邦也焦急了起来。她甚至对我下了狠招，很郑重地告诉我，如果我学会了，她给我介绍女朋友。因为时间相处比较长了，我和她之间几乎没有陌生感，变得十分熟稔。我开玩笑说，还不如把你介绍给我。高邦竟然面色不改地说，行啊，只要你学会说普通话。见对方满口答应，我很兴奋。就算对方没有时间教我，我也自己练习，向万军他们请教。可惜，还是突破不了那道壁障。高邦也有些失落，不知道是她没有教会我的原因，还是做不成我女朋友的原因，总之，在她离开工厂回学校的前一天，她和我耍了小脾气，说以后不理我了。这让我手脚无措，心里有点酸楚感。

高邦的离开，让我失落好长时间。这种感觉在我读初中的时候也体验过，那是我的一个叫李英的美女同桌。懵懂当中，我给对方写信，和对方约会。只要她不理我，我就会难过，倍感失落。那种感觉和高邦离开带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甚至高邦的离开，带来的失落感更强烈。我知道自己爱上对方了，但想到自己的身份，我最终摇摇头压制了那份感情。时间继续飞快地流逝。到了当天，二姨夫突然来厂里找我们，说他四十五岁的生日快到了，盛情邀请万军和我去他那儿做客。那天我们如约前去，到场的时候，已经有许多老乡都到了。当然，这些都是我不认识的，毕竟二姨夫和我不同乡镇。万军和他们非常熟悉，有的甚至一起长大。大家许久不曾见面，显得十分亲热，敞开肚子喝酒，很快就喝得醉醺醺的。酒后谁也没有着急离开的意思，聚在一起打牌，因为人多的关系，最终商定扎金花。我对打牌不感兴趣，就在二姨夫的小床上休息。等到傍晚醒来。一打听才知道，万军输惨了，好像有四五千元。那个时候每个月的工资最多也才五百来元，一年也才几千。万军相当于把一年的酬劳都输了。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现钱，大部分都是在二姨夫他们那儿借的。因为输多了，心情不好，晚饭也不吃，一个人回去了。我虽然有点怪万军走的时候不叫我，但想到他输了那么多，心里难受，我也没有怪他，反而同情他，为他难过。因为回去要走很长一段路，加上喝酒头晕，没有食欲，我也没有吃晚饭，和二姨夫等人打过招呼，也离开了。回到厂里，万军一个人躺在床上抽烟，发呆，见我回来了，也没有招呼。我想安慰他几句，又深怕他更加难过。好在厂里吃饭是不要钱的，抽烟也可以在厂门口的小卖部赊欠。万军第二天就从赌博的阴影走出来了，继续干着活。见他像没事一样，我也放心了。

没有想到的是，月底结算工资的当天夜里，万军偷偷地卷了厂里几个工人的工资，半夜逃跑了。第二天清晨，我还在睡觉，就被那几个工人揪住，要扭送我去派出所，说我和万军是同谋。我当然打死不承认，但万军卷铺盖偷跑的事，绝对和偷钱有关系。唯有我和万军是唯一真正老乡关系，也是万军把我介绍过来的，我自然成为了他们发泄的对象。这事被老板知晓了。老板也为这事痛心，但还是为我说话，毕竟我也不知道万军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知道老板为我说话，一方面是我真的无辜，另一方面，是我的能力在那儿。要是我被逼走了，厂里的活儿就耽搁了，到时候，老板损失就大了。为了安抚大家，老板私人掏钱，给每个被偷的工人补贴了两百元，那些人才没继续闹下去。这事虽然平息了，但我内心的不安始终无法排除，特别是接下来的日子，那几个人对我十分仇视，还扬言要找机会报复我。眼见年关越来越近，我十分担心，大家忙着回去过春节的时候，有人会在临走前收拾我。想着我现在的本事，在其他工厂也可以谋生，我决定跳槽，换一个工厂做。想法一旦滋生，就再也难以控制。一个礼拜后，我借口家里爷爷生病需要钱，找老板娘支取了两百元。老板娘也没有二话，直接拿了三百元给我，还吩咐我，停下手中的活儿，先去给家里寄钱。老板娘的关心让我很感动，但我还是选择了离开。离开前，我写了一封感谢信，放到老板娘办公室门口就匆匆地走了，也不知道，老板是否认真看了我的感谢信。其实，看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需要我的，不是感情，而是技术。

离开群石村小工厂，我幸运地在后茂找了一个比原来还大一些的陶瓷加工厂。这加工厂还有个名字，叫华光陶瓷工艺厂。这里也有几个老乡，没有多久我就和他们熟悉了。听他们说，老板是个离婚女人，模样长得不错，就是有些胖，好像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媳妇，因为不能生育，被人家抛弃了，后来拿了一些钱，自己在这里办了加工厂。不过，这不是她生钱的主要门路，据说她在市区还有个门面，她长期在那儿做化妆品生意。加工厂一直都由一个江西的男子打理，私底下大家都在谣传两人是情人关系，不过，真实情况不得而知。其中一个叫杨明的老头笑着打趣我，老板特别喜欢帅气的小年轻，你的模样非常合适，说不定你被她看中，转眼就发达了。对于杨老头的打趣我嗤之以鼻。我是那样的人吗？但初来乍到，我也没有过于表露脸色，只是笑着说，她怎么可能看得上我，我连普通话都说不来。几个老乡都惊讶地看着我，你可是读过书的，怎么说不来普通话呢？特别是杨明，他拍拍胸脯说，瞧，我大字不识一个，照样说得顺溜。杨老头确实没有说大话，他的普通话，方言音比那几个年轻点的更少。我万分尴尬。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就是改变不了呢？对于我们说四川话的人来说，只要把音调稍微变化一下就是普通话了。来到华光厂，每天夜晚睡觉时，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说着话儿，感觉每个音都很准，比普通话还普通话，可惜说出来就是变样。

日子在无聊、繁琐中流过。半个月后，我见到了传说中的老板。身穿一条黑色的紧身牛仔裤，上身穿着一件带毛的皮衣，很好地把她一米七左右的高个凸显了出来。不过，从那比较凸的腰身来看，她比较胖，属于丰满类型的女人。脸蛋不算很漂亮，但也属于小美女范畴。特别是浑身上下散发着的成熟女人味道，瞬间就吸引了我。她进了工厂就把我叫去办公室。她叫我坐下，像警察审犯人一样地审问我，现在多少岁，叫什么名字，读过几年书，哪里人等等。我有些忐忑地知无不答。问完了，她突然附身过来，挑逗地看着我说，你觉得我美吗？我结巴着说，美，很美。说完我紧张得浑身冒汗。看我这紧张模样，老板放肆地笑了起来，肆无忌惮的，胸前的肉，抖得厉害。她说，你果然不会说普通话，看来方刚那家伙没有骗我。你怎么不会说普通话呢？很有意思。这样吧，姐姐教你好不好？我吓了一跳，连忙说不敢。她说，就这样定了，我会经常过来，到时候你就跟我学普通话。

离开办公室，从老乡口中我才知道这个女人叫红玉。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教我讲普通话，好像她没事做一样。我不敢把这些事情告诉老乡，怕他们嘲笑我。就算我没有说，被红玉叫去办公室，依然被他们打趣了一段时间。他们说，我要发达了，被老板看中了。我经常在想，难道她真的看中我了？要不然她也不会问我，她漂亮不漂亮。也不会提出教我说普通话。我心里有些不安，想离开这里。可是年关要到了，我离开这里，又去哪里找这样一个适合安身的工厂呢？我狠下心来，走一步算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等真正到那天再说。经过和红玉的相处，我发现事实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那样。她只是生活寂寞，想找个人说说话儿。至于那小江西方刚，也并不是她的什么情人。她只是分身乏术，不得不把工厂交给一个外人管理。红玉是打算真的教我说普通话，见通过对话教不了我，她还去咨询了一些朋友。最后她找到了个方法，不知从哪里找来几本初中语文教材，叫我空闲下来就放开嗓子大声读书，她还亲自教我一字一句地念。不知道为什么，读书，我的发音很端正，字正腔圆的，很标准的普通话。红玉非常惊讶，似乎看到了曙光，便教得更认真了起来，甚至有时候，店铺也不开，跑来教我。这让我十分感动。受她的邀请，那年我留在了泉州，没有回家过春节，也没有因为远在异乡而感觉到孤单。红玉带着我去了很多地方玩，还带我去惠安看了海。在她不厌其烦的指導下，我终于会说普通话了。红玉惊喜地忍不住抱着我转了一个圈儿。我就像个木偶一样，任由她抱着。

红玉仿佛认定了我这个弟弟，在小江西归家后，她便把工厂交给了我。我受宠若惊，但也倍感惊喜，认真地替她管理。我们的关系随时间的推延，不断地深交。在半年后的一天，她的生日宴会上，酒后她向我倾诉了她的辛酸。她并不是不育，而是老公有了另外的女人。她不甘心，找男人闹，结果被男人抛弃了。她知道无法更改这个结果，便索要了一些赔偿，要不然她就亏大了。后来她不再相信男人，觉得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平时故意做得很喜欢男人的样子，像个富婆，喜欢和小年轻在一起，外人则误以为她是那样的坏女人。其实她心里很苦，一直希望找个疼她的男人。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红玉说我很好，真的很好。说到这里的时候，红玉睡了过去。看着眼前春光流露的成熟魅力女人，我身体有了反应，我心慌，紧张，不知该怎么办，就这样安静地守护在她身边，直到第二天对方醒来。她很认真地看着我说，我昨晚没有说什么胡话吧？我摇头。她说真的？我再摇头。她这才放心地洗脸去了。我有些纳闷，她话里的胡话是什么意思？

就这样，在华光又过了半年。爷爷意外地生病了，需要一笔钱，我只得硬着头皮找红玉支取工资。红玉二话不说，直接拿了两万给我，并放我回家看爷爷。我当时很感动，说了声谢谢。回到家里，把爷爷照顾好，半个月后我便再次回到了华光。原本红玉给了我一个月的假期，我也想在家里多陪陪爷爷，可是，因为我满口普通话，爷爷非常生气，叫我说方言，我竟然怎么也说不出来。爷爷愤怒地骂我，背弃祖宗，还扬言不要我这个孙子。我十分伤心，万分不解，不就一个普通话吗？到处都有人说。当初，因为说不来普通话，成为大家的笑柄，为何我会说了，又因说不来家乡话而被亲人唾弃。对于爷爷的指责，我很恼怒，一气之下，离开了家。回到华光才知道，红玉因为投资化妆品，买到了假货，导致很多顾客使用产品脸部受损，巨额赔偿，掏空了她的存款。她不得不把店铺、住房转手，只身住到了工厂里。这次事件对红玉的打击很大，她的性情大变，竟然以借我的两万块钱要挟我和她结婚。我当然不甘心，可我又没有办法偿还欠款。我甚至想到过偷偷地跑掉，让对方找无可找，但想到祖祖辈辈都没有做出这样忘恩负义的事情来，我只得同意了红玉的无理要求。就这样，我们连结婚证也没有扯，便住在了一起。时间一晃就多年过去，因为和爷爷闹别扭，也因为和红玉的同居，老乡们的谣言到处扩散。我终觉无脸见人，便一直不回家，如果不是爷爷过世，我还没有回家的念头。

爷爷的丧事办好后，我给小弟留了一些钱，便打算离开。小弟也没有挽留我，因为他也要赶去上课，让我一个人呆在家里，也呆不习惯。他去学校前告诉我，今年年底可能会结婚，希望到时候我能够回家。我点头答应了。爷爷去了，家里就剩下我两兄弟。弟弟的婚事，是家里的头等大事，我自然要到场。小弟欲言又止地看着我，我知道他肯定有不便说的话想和我说，既然是不便说的话，我也没有追问。小弟见我没有问，只好走了。他离开几分钟，我就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叫我带嫂子一起回来。我想到了红玉。这些年，我们在一起，虽然没有办证，但也算是事实夫妻。几年的努力，我们把工厂做得有了起色，在泉州也买了房子、车子。除了没有生孩子，该有的都有了。只是我也不知道在想什么，为什么就不想和红玉生个孩子，难道我心里还隐藏着其他的想法？我这样想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曾经去高厝村找过高邦，也单独约她出来喝过咖啡，也得知了当初她并不喜欢我的事实。就像当初我给李英写情书一样，她虽然答应做我女朋友，事实上，她并不喜欢我。她给我的答案很简单：我家徒四壁，连件像样的衣服都穿不起，她怎么可能喜欢我呢？

在离开前，我给初中同学杨波打去了电话，他是我初中毕业后唯一还保持着联系的同学。杨波得知我竟然在老家，大为高兴，非要叫我喝一杯。杨波是当时我们班上考取中专的三个同学之一，后来和县上领导的女儿结了婚，工作安排得不错，在县财政局上班，有车有房，育有女儿一个，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的。不知道为何，我脑海里突然闪过李英的影子来。我鬼使神差地问，知道李英的消息吗？说到李英，杨波嘿嘿地干笑着，很肯定地告诉我，如果来聚餐，保证能够见到李英。杨波的答案让我振奋，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聚餐在县上新修的朝阳酒楼。见到杨波，我直言不讳地说，干吗选择在这样的酒店，纯属浪费。杨波拍着我的肩膀，低声说，怕什么，公费报销，又不花你的钱。再说了，兄弟你回来了，我怎么能够在小地方请你呢，这不是让你掉价吗？听了他的话，我只能笑着摇头，不知如何作答。我和杨波是最先到的，十多分钟后，几个同学陆续来了。有两个还记得名字，有两个一点印象都没有。好在大家都主动报着名字和我打招呼。赵谦，刘铭，吳迪，王志成，这四个同学都在县城谋生。赵谦在县自来水厂送水，刘铭在职校教书，他当初和我一样，没有考上中专，不过他没有弃学，而是去读了高中，后来考了个师范大学，算是曲线救国了。吴迪自谋职业，学了广告策划，开了个广告公司。王志成后来参军，通过家里关系，到县交通局做了一名司机。李英和刘铭一样，也去读高中，考了大学。大学毕业后，通过公考，目前在一个乡镇做公务员。前些日子，刚借到县委统战部工作。李英是在半个小时后才来的。她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裙，头发高高地卷起，棕色，白嫩的脖子露出来，给人一种高雅的气质，看得我怦然心动。只是，白嫩的脖子上，缺少饰物，看起来有点小小的遗憾。多年不见，李英也不再是当初的小女生，显得很开朗，走到我身边，直接叫杨波让位，靠着我坐下就自罚了三杯啤酒。喝酒的举止和她的穿着打扮有些出入，但不影响我的感觉。

整个宴会几乎都是在灌酒的气氛下进行的，没有多久，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李英非要去唱歌，说喝得不够尽兴。既然美女要求，几个男士当然欣然接受。原本我是不愿意去的，多年来不曾放开喝酒，几杯下肚，就觉得头昏脑涨，有些难受。但李英死挽着我的手，不准走，整个身子往我身上挤着，胸前比以前不知道大了多少的乳房摩擦得我难受。我有些心猿意马，便答应了，豪爽地挥挥手说，杨波买单，唱歌我请客，哪里都不去了，就在朝阳酒店唱歌。见我如此豪爽，李英娇羞地说，宝哥哥威武。在吧台，我直接要了个豪包。可惜，唱到一半，同学们就跑掉了一半。等到了12点，还剩下杨波、李英和我。杨波悄悄对我说，兄弟，我得走了，你嫂子打电话来催我很多次了，再不回家，就挨批了。你和李英难得见面，抓住机会，她还是单身哟。说完对我露出了诡异的微笑，转身悄悄走了，也没有和正在嗨歌的李英打招呼。杨波的话，仿佛一根火柴，划过干枯的稻草。我看着一边唱歌一边扭动身体的李英，情不自禁地走过去抱住了她。我大胆的举动，并没有引起李英的反感，她似乎有意更加地靠近我，还增加了扭动的幅度，挑逗我。我借着酒意在她耳边轻轻说，很晚了，我们去休息了吧。李英停掉歌声，突然不满地说，张大宝，说普通话！

责任编辑 石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