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中的“大一统”思想探析

2017-05-31赵志浩

理论与现代化 2017年2期

赵志浩

摘要：孟子主张用王道政治统一和治理天下，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以德服人和施行仁政，即由内在的仁义出发，由内而外地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路径，最终实现天下统一和天下大治的目的。推行王道政治还要善于教导民众，让民众懂得孝悌忠信等的道理，孟子强调指出用中原华夏文明教化和改造四邻少数民族，进而实现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上的“大一统”，因此孟子所主张的“大一统”主要是指“文一统”而非“武一统”。孟子还主张在“大一统”社会内部实行合理的社会分工，同时又提出了融洽社会关系的“君民同乐”思想，用以调和因社会分工造成的不和谐局面。孟子所设想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和美好图景，成为人们修正现实政治的理想坐标系。

关键词：大一统；王道政治；仁政；教化；与民同乐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2-0055-05

战国时期，面对诸侯争霸，人们渴望天下“一统”局面的出现，思想家孟子也设想了自己心目中的“大一统”图景。当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1]时，孟子回答说：“定于一”，即是说：“王问列国纷争，天下当何所定。孟子对以必合于一，然后定也。”[2]孟子希望天下统一，并明确反对武力统一，认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1]，这表明孟子主张用“王道”统一天下和希望统治者施行仁政。孟子所倡导的“大一统”，就是用“王道政治”统一和治理天下。

一、以王道政治统一天下

“崇王黜霸”是孟子的一贯主张，即鲜明地主张王道政治、反对霸道统治，“孟子黜霸，其意在尊王而促成统一。”[3]他比较霸道与王道之间的区别，“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4]

在孟子看来，“以力假仁”和“以德行仁”，也即“以力服人”和“以德服人”，是王道和霸道的主要区别。他认为，尧舜禹以及汤武王周公是“以德行仁”和“以德服人”的代表，“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5]孟子憎恶“霸天下”的行为，认为春秋“五霸”是“三王之罪人”，“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6]

《孟子·告子下》篇中具体阐发了当时的良臣为何成了“罪人”，即“古之民贼”：“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6]这也是孟子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表现。他曾对比霸道之民和王道之民的区别，“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王道政治下的民众，“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7]这样的民众，岂不太容易治理了吗？

孟子极力推崇王道政治，“言必称尧舜”[8]，而当有人提及春秋时期的霸道政治时，孟子不屑一顾，他甚至认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1]，实际上是孟子本人不愿谈论齐桓公和晋文公称霸之事，所以当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时，他才说“臣未之闻也”，还不如谈谈王道之事，这是表明自己反对霸道政治的说辞。因此，当孟子的学生公孙丑谈到管仲和晏子的功业时，孟子反问道：“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并且说，“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4]这是说孟子不愿与管仲为伍。管仲曾帮助齐桓公治理齐国，使齐国称霸诸侯，连孔子都称赞管仲助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9]之功，而孟子却不愿与之为伍，原因就在于管仲帮助桓公推行的是霸道政治。孟子因此对春秋时代诸侯之间的征战持否定态度，“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10]

孟子认为他所处的时代，连春秋时代的霸道之治都不如，“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6]这便是孟子看待三代以来政治走向的态度，说明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充满批判精神。然而，孟子并非对历史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11]王道政治并非不能实现，而是由于君主不愿作为所致，“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1]

正是坚定“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以孟子才用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鞭笞现实、针砭时弊，希望上天让他平治天下。平治天下的具体办法是效法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5]只要效法文王，施行王政，无论大国小国，皆可平治天下，“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12]《孟子·梁惠王》中阐述了王道政治的具体表现，如“不嗜杀”、“不违农时”，、“省刑罚，薄税敛”、“修其孝悌忠信”等各项内容。总之，通过“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以善服人”“以善养人”等，以使天下人心服，“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在《孟子·公孙丑上》篇中，更是指出了施行王政的具体措施，如“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廛，无夫、里之布”等等。

二、施行仁政以平治天下

孟子倡导王道政治的主旨，是让统治者施行仁政，仁政爱民，仁民爱物，意在使天下统一。他认为，“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5]“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10]

孟子认为，不施仁政无以得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5]而得天下就要获得民心的支持，因此施行仁政的过程，就是获得道义人心、争取民心的过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5]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以德服人，使人“中心悦而诚服”，“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1]，而施行仁政才能使人心悦诚服。

孟子并非把仁政视作治理天下的手段，而是要求统治者由内而外地发出仁义的行为，“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3]。唯如此，才是真正的“以善服人”，“以善养人”，才能真正地获得道义民心，进而实现平治天下的目的。有了道义仁心，推己及人，就会发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举，从而“天下可运于掌”[1]。这就是孟子由内在的仁义出发，经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路径，最终实现天下统一和天下大治的目的。

《孟子》整个篇章不只是从道理和逻辑上论证仁政的实施路径，还从实际操作层面论述了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比如，在《孟子·梁惠王上》篇中，孟子建议梁惠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统楚之坚甲利兵矣。”

孟子对梁惠王建议的“仁政”措施，涉及经济、政治、教育等的具体层面，包括农林牧副、税收、法律、教化等的具体措施。在对齐宣王的建议中，孟子重复了大致相同的具体细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

孟子主张“制民之产”和“先教后诛”，先让民众有“恒产”：“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1]

孟子建议的这些“仁政”措施，目的都是让统治者推行王道政治，进而实现“王天下”的目的，即以王道政治统一天下。再比如，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指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4]论说了这些“仁政”措施及客观效果后，孟子接着指出，“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4]

三、用教化方式实现文化统一

在传统儒家那里，“大一统”主要指思想道德和礼乐教化上的统一，即利用“礼乐之教”和“成德之教”，使天下之民懂得“孝悌忠信”的道理，进而实现四海之内的“文一统”。比如，孔子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9]为理论依据，提倡“有教无类”[4]，并提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9]，由内圣而外王。孟子则认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人们通过教育，把这四种“善端”挖掘出来，便“皆可以为尧舜”[6]。

在政治上，孟子认为，施行仁政的根本是“得民心”，要想获得民心的支持，就要善于教导民众，“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7]“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8]正是通过这种“善教”，引导民众向善，使“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5]。

基于以上认识，《孟子》的不少篇章在劝诫统治者时，都提出了对民众进行教化的具体建议和措施，在《孟子·梁惠王上》篇中，孟子建议梁惠王“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1]。这是让梁惠王施行仁政，减轻刑罚，减轻赋税，让青壮年除了从事耕作之外，还要利用空闲学习孝悌忠信的道理。

孟子建议齐宣王时认为，除了要让人们有“恒产”之外，还要“驱而之善”，引导民众向善，“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1]。当滕文公向孟子询问如何治国时，孟子提到让民众拥有恒产、减轻赋税等，同时举出夏商周时代的学校教育问题，以论说文明教化的作用，“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8]

通过“谨庠序之教，申以孝悌之义”[1]，让民众明人伦，懂礼仪，从而实现“省刑罚”的效果，这样才能够得民心，使天下之人前来归附，无敌于天下。

在孟子的教化思想中，特别提出了对夷狄之民的教化，也就是他的“以夏变夷”的思想，“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8]在这里乔木比喻为夏，幽谷比喻为夷狄，所以孟子主张以夏变夷，他认为夏不能变为夷，夏是高于夷的。这与孔子的夷夏互变思想是不同的，“孔子的思想中以及在后来的公羊学派中，夷夏是可以互变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夏是可变的实体，不是不变的顽石。”[14]不过，孔子同样提出了用华夏文明吸引边远民族前来归附，也就是他认为的使“近者说，远者来”[9]“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9]。

相比于孔子，孟子更加强调华夏文明的优越性，并提出用华夏文明教化和改造夷狄之民。在《梁惠王》下篇中，孟子指出，商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商汤的军队向东征讨，为何西边的少数民族会埋怨呢？同样，向南征伐，北方的少数民族也埋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他们埋怨“奚为后我？”即他们埋怨不先征伐他们而先去征伐别人。孟子这里是说少数民族对商汤的信任与期盼，劝诫统治者要施行仁政，也说明了夷狄希望受到中原文明的教化，表明了孟子的“以夏变夷”思想。那么，商汤征伐四方必定不只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仁政”“爱民”等感化的方式实现天下“归心”。

孟子用“以夏变夷”思想论证“仁政”“教化”等的重要性，“以夏变夷”主要是指用中原华夏文明改造四邻少数民族，使其归于华夏文明，进而实现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上的“大一统”。所以，孟子所主张的“大一统”主要是指“文一统”而非“武一统”，实现“文一统”的方式是施行“教化”。

四、倡导社会分工与君民同乐，实现社会和谐

在“大一统”社会内部，孟子倡导实行合理的社会分工，比如在《离娄上》篇中，孟子强调君臣各行其道，不相互干涉，“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还强调全社会范围内的“劳心者”与“劳力者”进行分工，“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8]

“大人”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要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孟子认为这是“天下之通义”。因此，孟子又认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8]。在劳心者与劳力者、官与民之间保持合理的社会分工，各自干好各自的事情，然后通过交换各自的劳动产品，实现互通有无，各得其所，最终实现天下大治，“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12]通过社会分工与社会交换，互通有无，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分工与协作。这便是孟子对大一统社会内部人们生产生活相互协调、互为补充的设想。

然而，不合理的社会分工难免会导致贫富贵贱的产生，特别是“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社会分工很容易使君民、官民之间产生对立，而孟子是主张“人和”的，他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1]。那么，在社会分工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的融洽和谐呢？面对这个问题，孟子在提出合理社会分工的同时，又提出了融洽社会关系的“君民同乐”“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等思想，用以调和由社会分工造成的不和谐局面。孟子认为，君王只有与民同乐，才能让百姓为君王做事，实现“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工协作，他认为，“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謂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1]齐宣王接见孟子时，孟子不失时机地建议道：“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15]这里是说统一天下靠的是与百姓同乐。

孟子承认现实社会的分工现象，并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在孟子看来，形成并保持合理的社会分工是维持社会统一秩序的前提和基础。然而，欲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协调和处理好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就需要统治者对民众的关心和爱护，“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保持社会和谐，真正实现“王天下”的目的。故而，孟子在回答齐宣王的问题时，答道：“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5]当齐宣王说“寡人好货”“寡人好色”时，孟子回答说，“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11]意思是不管齐宣王好货还是好色，只要能与百姓同之，也就是与民同享，并不构成施行王政和仁政的妨碍。

孟子规定了“劳心者”“劳力者”的社会分工，同时又为协调君民关系提出了“与民同乐”的思想。而且，孟子还进一步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孟子虽然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分工论，但又在社会分工基础上安排了“民贵君轻”的逻辑次序。这是孟子对“大一统”理想社会的理论设想。

孟子提出社会分工思想表明他对社会现实和事实的承认，是基于社会现实和社会治理需要而提出的，而“与民同乐”和“民贵君轻”思想则是对王道政治秩序的理想设定，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天下一统的政治目标。

综上所言，孟子的“大一统”政治诉求是由内在的精神价值而非由外在的强制发出，“在先秦儒家看来，救治天下失序的关键在于唤醒人们对精神价值秩序的关怀，而不是以外在的强制力作为保障的‘有序化模式的建立。”[6]在先秦儒家的政治理念中，由内在道德通向社会和政治秩序，孟子的学说最具代表性。虽然，“因着时势的限制，孟子并没有想到除了道德修养外，是否可以有某种制度来保证统治者尽可能积极的发用不忍之心。”[17]但孟子所设想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和美好图景，成为人们修正现实政治的理想坐标系。

参考文献

[1]方勇译注.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孟子·公孙丑上》

[5]《孟子·离娄上》

[6]《孟子·告子下》

[7]《孟子·尽心上》

[8]《孟子·滕文公上》

[9]张燕婴.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213-214.

[10]《孟子·尽心下》

[11]《孟子·公孙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