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强

[摘要]黑龙江省在清朝以前，因为地处东北边塞，未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至清朝前中期始稍有起色，对黑龙江的智力伴随着清政权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完善。清前中期，在清朝直接、间接的推动下，黑龙江学校教育取得了近300年的第一次发展，便是黑龙江蒙学的设立和发展。清前中期，黑龙江学校教育发展滞缓，官学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比较微弱。而与此同时，社会对于教育有一定的需求，黑龙江也有一定的教育资源（主要表现在蒙师上）。于是，黑龙江私塾、义学等蒙学在清前中期成为与官学相匹配的重要的教育机构。受限于社会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黑龙江蒙学比较内地及吉林、奉天（辽宁省旧称）仍有一些差距，分布较散、窄，规模较小，史料记载也较少。但黑龙江蒙学的设立和存在，在清前中期黑龙江社会上毕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清前中期黑龙江的文化普及和社会教化，达成了蒙学识字教育、道德教育的教育目标。

[关键词]清前中期；黑龙江；蒙学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10-0085-05

黑龙江省在清朝以前，因为地处东北边塞，交通阻断，地广人稀，未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至清前中期始稍有起色，因为东北是清朝龙兴之地，所以对黑龙江的治理伴随着清政权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完善。清前中期，在清朝直接、间接的推动下，黑龙江学校教育取得了近300年的第一次发展。但是，这一次发展仍然十分微弱，且发展水平与清朝龙兴之地整体水平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尤其表现在学校的设立上。设立学校的数量、规模是衡量地方教育发展水平比较直观的一个标准。据学者不完全统计，清前中期在吉林已经设有14所八旗官学，而黑龙江仅有4所[1]。虽然从数据上说，这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两相对比已足以说明黑龙江学校教育发展的滞缓。

然而，清前中期黑龙江学校教育尤有值得关注之处，便是黑龙江蒙学的设立和发展。在清前中期黑龙江教育发展史上，蒙学发挥的作用比之寥寥可数的官学更为活跃。目前学者们已注意到清前中期黑龍江蒙学，但未有专门的论述，并且，对黑龙江蒙学在清前中期黑龙江教育史上发挥的作用也未能详述。

一、清前中期黑龙江蒙学的类别与分布

蒙学是古代传统“教育最基础的启蒙教育机构，主要以儿童为对象”[2]。蒙学非专称，而是一系列启蒙教育机构的统称。清前中期黑龙江蒙学的类别和生员与其他省份有所不同，在地理分布方面亦较有规律。

（一）蒙学类别及其生员来源

清前中期黑龙江的蒙学，主要有私塾和义学两类。

1.私塾。私塾是清前中期黑龙江“蒙学教育的主要机构，是在民间广泛设立的由私人经办的学校”。私塾按照经办人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类。一类由富贵人家经办，“富厚之家，延专师以教儿童，师称主人曰居停，主人称师曰西席”[3]，这类私塾，称为“家塾蒙馆”，又称“停馆” “教馆” “坐馆”，其生员来源由经办人富厚之家主决定，往往是自家和亲友子弟幼童。另一类由民间集体发起、经办，由村寨发起、经办称为“村塾”，由宗族发起、经办称为“族塾”。这类由集体发起、经办的私塾又称“朋馆”。其生员来源相对家塾比较广泛，涉及全村、族的子弟幼童。此外，还有由蒙师自己经办的私塾，称“蒙馆”，或作“门馆”，生源来源较之以上二者都更为广泛，凡私塾周边或远来入学的子弟幼童，满足蒙师条件，经得蒙师同意都可入学。

清前中期黑龙江蒙学中，以私塾占主体。私塾中，又以家塾为主要。驻守黑龙江，被编入旗的“汉军知习汉书，然能执笔为文者绝少，其能尊礼文士以书传家者尤不易得。唯闻崔布衣璠，不惜重资购书史，为子延师，岁费百余金，此为巨擘”。崔璠延揽蒙师为其教授子嗣，这就是典型的“家塾”。“河南李谦六慎吉，初佣吕君景儒家，既吕君见其能文，请为诸子师。”[4]李谦六受聘于吕景儒，为其教授子嗣，也是“家塾”。吴江名士吴兆骞子桭臣撰《宁古塔纪略》，记道 “余父惟馆谷为业。负笈者数人，诸同患难子弟。为陈昭令，叶长民，孙毓宗、毓章，许丙午，沐中贞，田景园，及吕氏昆季”[5]，谓其父以教蒙馆为业，所教授的生员来源是“诸同患难子弟”，这应当是由吴兆骞自己设立的蒙馆。

2.义学。 义学也称“义塾” “朋馆”，是“靠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以及个人捐献而设立的一种蒙学”。义学的设立，使“市井乡村贫穷儿童往读之”，是“为民间孤寒子弟而设立的教育机构”。但是在清前中期的黑龙江，社会的贫富差距不如内地悬殊，因而没有特意注重孤寒子弟，而是主要照顾没能进入官学就读的八旗子弟。“宗室永（琨） 为将军，选齐齐哈尔八旗子弟二十人，从龚君光瓒习汉书，岁给束修八十两，柴炭费二十余两。事始嘉庆元年，俗谓之汉官学，实义学也。后龚忤副都统，徙呼伦贝尔，王君霖代之。将军那（启泰） 召龚还，王卒，龚复代之。十一年秋，余初抵任，龚赦归。将军观（明） 从八旗請，乃以余代。”时任黑龙江将军的永琨发起、设立义学，选拔齐齐哈尔八旗子弟，高薪聘任龚光瓒教授八旗子弟。龚光瓒后，由王君霖继任，王死后，龚再次担任蒙师。后来龚被赦免离开黑龙江，时任黑龙江将军的观明又聘任西清继任。由永琨发起、设立，龚光瓒、王君霖、西清相继担任蒙师的这所义学，是清前中期黑龙江规模较大、记载较多的义学。

清前中期黑龙江设立的私塾和义学，区别于官学。都是由社会个人或集体发起、设立的，官方在私塾和义学设立过程中参与较少，甚或放任而未参与。家塾、蒙馆都属于这一类。齐齐哈尔义学虽由黑龙江将军永琨发起、设立，受继任黑龙江将军的干预，但并不代表齐齐哈尔义学属于官学性质，黑龙江将军干预义学不在其政治责任之内。而是出于永琨、观明个人扶持义学的意愿。龚光瓒被赦离开黑龙江后，齐齐哈尔义学面临无蒙师的处境，齐齐哈尔八旗人请黑龙江将军观明为之再聘蒙师，观明这才“从八旗请”，聘西清继任。西清在记载其事时，也说“实义学也”[4]。

社学也是清代蒙学教育机构的重要部分，私塾、社学和义学号称“蒙学教育的三大支柱”。但典籍对清前中期黑龙江社学的记载却十分稀少。黑龙江无社学记载的原因，与社学的性质有关。在顺治帝令各直省府州县每乡置社学后，又于“雍正九年，题定州县于大乡巨堡，各置社学一区，俱由该管，官选择生员学优行端者补充教习，免其差徭，量给廪饩”。可见设立社学不仅是出于清帝的旨意，而且社学生员由官府选择，且由官府承担“免其差徭，量给廪饩”，社学的设立、生员的待遇与官学几乎无异。清前中期，黑龙江完全由官府主导的官学尚且发展十分滞缓，更勿论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社学了。其次，清帝“题定州县于大乡巨堡”设立社学，但并未说明在旗地和边省地区设社学，清前中期黑龙江未置州县，又地广人稀，无大乡巨堡，因而未重视在黑龙江设立社学。《盛京通志》中可见宁远州、辽阳州设有社学，是因为此二地已设为州，且人口相对稠密。另外，从全国范围看，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官学和民间私学的繁荣，间于二者之间的社学本身就被二者取代，或归并到官学中，或为私塾、义学取代。黑龙江在后期社会教育水平发展后，便也无设立社学的必要了。

（二）蒙学分布

清前中期黑龙江蒙学的确切数量已不可考，但能从典籍记载中看出其大致的分布。清前中期，黑龙江诸城、厅堡中设有蒙学的有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城、宾州、宁古塔等。其中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三城设蒙学，见《黑龙江外记》“齐齐哈尔蒙师最多，束脩至薄，有以负欠兴讼者。墨尔根、黑龙江蒙师寥寥”，另“齐齐哈尔义学，初用御史府空舍，后将军那（启泰）以为御史奉裁，旧府当毁之，生徒乃就教者私寓受业，十余年来学虽不废，而讲肄迄无定所”[4]。宾州、宁古塔设蒙学，见《吉林通志》“宾州厅义学，光绪十一年署同知毓斌在城内设立，分为二斋，曰‘穷理，曰‘居敬”。“宁古塔汉义学，在城内东南隅文昌庙北，屋三楹，建年未详，光绪八年曾建五楹，分为三斋，教习三名。”

这是典籍中记载比较明确的黑龙江蒙学分布情况。此外，还有一些蒙学，因规模较小，官方参与度较低，未被典籍明确地记载下来。从上述蒙学的设立和分布情况看，可以发现：首先，蒙学往往设立于大城中，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城、宁古塔均为黑龙江建置较早、规模较大、发展较好的城镇，为将军、都统驻地，八旗驻防重镇，人口相对稠密、官学建设情况也较完善，有设立蒙学的资源、氛围、需求。而呼兰、三姓、阿勒楚喀、拉林、双城等地虽然也设有官学，但这些城镇规模、级别、官学建设的情况都不及上述四城，故设官学可见，而蒙学记载稀少。其次，蒙学往往设立于文化流人聚居的地方，“流人通文墨，类以教书自给”，因而为富家任蒙师教学或自设蒙馆比较多。黑龙江蒙学分布情况除了记载在官方典籍如《吉林通志》中，更多的是记载在文化流人留存的文章、笔记中，或是一些记叙文化流人事迹的著述中。有关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城蒙学的史料见于《黑龙江外记》，这是一部记载了许多有關文化流人事迹的笔记。宁古塔为宁古塔将军驻地，初驻于黑龙江，后移驻吉林，宾县在有清一代一直属于吉林，宁古塔和宾县蒙学这才被官修《吉林通志》详细地记载下来。

二、清前中期黑龙江蒙学蒙师的来源及其待遇

蒙学设立，必先有蒙师，然后才有生员。蒙学是围绕蒙师而设立和存在的。蒙学开设成功与否，教育水平的高低，与蒙师的关系非常紧密。蒙师富有文才，富家将争相延揽，周边子弟也会竞相投奔蒙师从学。黑龙江蒙学的蒙师来源广泛，与内地蒙学颇有不同。表现如下：

1.文化流人。黑龙江蒙学蒙师来源的主体是文化流人，这也是黑龙江蒙学与内地蒙学最大的差异所在。清代将大批犯罪官员、士子、平民等流放到东北，以助龙兴之地的垦荒和社会发展。“康熙初年，辽东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之后，沙俄对黑龙江的侵略愈趋严重，为了反击沙俄的侵略，黑龙江、吉林成为流人集中之地”[6]，形成了比较显著的流人现象。

遣戍到黑龙江的流人，其中不乏学识渊博的文人名士，在清前中期给黑龙江带来了文化的曙光。即使是稍识文采的秀才、举人、贡生等，在荒芜的黑龙江也是不可多得的文人。“宁古塔满洲呼有爵而流者曰哈番。哈番者，汉言官也。而遇监生、生员，亦以哈番呼之，盖俗原以文人为贵。”[7]流人中识文采者，称为文化流人。相当一部分文化流人“类以教书自给。齐齐哈尔最著者，江西王雨亭霖，教授八旗义学，仿周兴嗣《千文》，撰《万字文》未就，卒。……河南李谦六慎吉，初佣吕君景儒家，既吕君见其能文，请为诸子师。有劝其立家室者，谦六以家有糟糠辞，时人义之，俄卒，裁三十余。又范如松者，字近光，安南人，事黎维祁为大臣，阮光平立，入中国，安插水师营，亦以训蒙为业。识者称其熟于史鉴，慷慨有华风，后释归国”。吕景儒为著名文化流人吕留良后裔，吕留良“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士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家。……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这些都是比较著名、为典籍记载下来的文化流人，遣戍到黑龙江，投身蒙学教育。可以说，文化流人开创了黑龙江私塾蒙学教育的先河。

除此之外，黑龙江还有大量由文化流人而为蒙师的，吴江名士吴兆骞为其中声名显著者，更有许多声名稍逊，或默默无闻，但为黑龙江蒙学和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化流人，未被典籍记载下来。

2.商人。 黑龙江蒙学中，还有不少商人作蒙师的。清前中期，东北虽较内地落后，但仍有不少商人涉足。卜魁“土城南门，抵木城里许，商贾夹衢而居，市声破嘈嘈”[8]，可见商人盛况。流放东北的“文人富则学为贾；贫而通满语则代人贾，所谓掌柜者也；贫而不通满语则为人师”，可见文化流人中也有不少从事商贾，比较著名的蒙师陈敬尹、周长卿就为其中前者，钱德维为其中后者。“贾者，皆流人中之尊显而儒雅者，与将军辈皆等夷交，年老者且弟视将军辈”，因而也颇受尊重。商人们在经商之余也从事蒙学。西清尝记“墨尔根、黑龙江蒙师寥寥，有志习汉书，多倩晋商指授，故口中别字愈不胜数”。说的便是黑龙江蒙学中的晋商蒙师。晋商在黑龙江比较活跃，“与蒙古、索伦、达呼尔交易，皆通其语，问答如流，盖皆童而习之，惟通国语者寥寥，满洲多能汉语故也。布特哈近岁能汉语者亦多，……土人无问何部，翻译《通鉴纲目》《三国志》类能强记，剽为议论，而不知读翻译四书、五经。其习汉书者，《三字经》《千字文》外，例读《百家姓》《名贤集》，然于《论》《孟》《学》《庸》，略能上口即止。间有治一经，诵古文数首者，又皆徒事占毕，不求甚解，是以通者绝少”。这就是内地晋商蒙师在黑龙江从事蒙学教育的“杰作”，虽因自身文化水平偏低，导致教育收效也比较一般，但这毕竟为黑龙江蒙学教育和社会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3.官员、贡生、举人等。 官员从事蒙学教育，也是黑龙江蒙学蒙师的重要来源之一。包括被派遣到黑龙江任事的官员、被贬谪到黑龙江的官员、被流放的官员、致仕官员等。其中被流放的官员与文化流人颇有重合。被派遣到黑龙江任事的官员，典型的是西清。西清是雍正、乾隆两朝重臣鄂尔泰的曾孙，出身高贵。到西清时，家势日趋衰落，西清受黑龙江将军观明之邀，由京师至黑龙江，先后担任齐齐哈尔义学蒙师、银库主事、司榷和司法审判官等职。西清在任蒙师时，对黑龙江蒙学和蒙师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记录，成为后世研究黑龙江蒙学的重要材料。除西清以外，典籍记载的黑龙江官员蒙师十分稀少。

黑龙江蒙学蒙师的来源，还有贡生、举人等。贡生、举人担任蒙师的情况，在内地和盛京（今沈阳）比较多见，在记载黑龙江史事的典籍中未找见相关材料。但黑龙江既有官学，官学生员参加岁贡和科举考试，虽然成绩不可观，但总有考中的贡生、举人的生员。同样，也会有回黑龙江就任蒙师的情况。

典籍对黑龙江官员、贡生、举人等蒙师记载稀少的原因，首先是蒙学在清代学校教育体系中层次低，蒙师地位也较低，又加黑龙江蒙学本来就不甚发达，因而为典籍疏漏。其次是蒙师不作为官职，只是一种社会职业或兼职，官方典籍不会记载，且黑龙江官方典籍本身也十分稀少。

三、清前中期黑龙江蒙学的教学目标与实效

清前中期黑龙江设立的蒙学（私塾和义学）区别于官学，不仅表现在蒙学设立过程中，而且表现在蒙学的教学目标中。黑龙江在墨尔根、齐齐哈尔、黑龙江等城设立八旗官学，是出于为清朝培养文武官吏和保持满洲传统的官方目的。而蒙学则更多地为社会和民间考虑。在社会教育水平比较发达，对教育和科举比较重视的地区，蒙学作为生员正式进入官学、书院前的准备，在满足道德教育和识字教育后，也会更多地注重知识教育，以求为正式教育和科举考试奠定扎实的基础。蒙学被视为“读书儿童一生发轫之始”。而在社会教育水平比较落后，对教育和科举都不够重视，蒙学教学目标就会简单一些。

（一）识字教育的目标与实效

清前中期黑龙江蒙学的教育目标，与其他教育水平落后的地区一样，往往是“父兄所求者，不过能识日用字，写柴米油盐账而已”就可以了。这种教学目标的产生，与清前中期黑龙江社会教育发展水平和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紧密相关。

清前中期，黑龙江虽有八旗官学，但寥寥可数，官学教育的水平也比较低，秩序比较松散。“黑龙江满洲、汉军有在奉天入学之例。乡试届期，京师必行文咨取生监，不过奉行故事，其实曾应童试者无。”承担教育重责的官学尚且如此，民间蒙学又能如何？在黑龙江的“汉军知习汉书，然能执笔为文者绝少，其能尊礼文士，以书傳家者尤不易得”。西清任事黑龙江时，就见黑龙江“蒙馆诸书，买之店肆，纸版模糊，字多减笔”。偶有内地携带来的《尔雅》《盛京通志》《八旗通志》等书，也都“散佚断烂，不可收拾”，从而感慨 “书之不行于塞上” “不重于塞上”。即便是重视子弟教育，巨资购买典籍、聘请蒙师的崔璠，在其“显时，子弟知习汉文，故其家多书，后式微，书亦散乱，今所存止此，然已无能开卷者”。吴桭臣记载“宁古塔书籍最少，惟余父有五经、史汉……周长卿有《杜工部集》、《字汇》……呀思哈阿妈有纪事本末。车尔汗阿妈有《大学衍义》、《纲鉴》、白眉《皇明通纪纂》”。黑龙江对于学习必备的书籍都如此不重视，那么其对教育和科举的重视程度便也可见一斑。

黑龙江社会上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比较低。“黑龙江历今二百余年，尚未设立学校者，非谓黑龙江旗民独不待教，不当教也。特以非所素习，教之有渐耳。其时边荒广远，人情朴厚，所重尤在将才，故不以文义为急。”[9]并且，清廷已有定制，“东三省以骑射清语为重，出身入仕本不假科举阶梯，兼之将军衙门各司号为津要，凡稍通文义者，始派行走，继为委官，则由笔帖式以至主事，按格循资立可坐致，而亲故提挈，非文即武，凭藉以起，均易践履亨衢，固不必日事呫哔，为此迂远之途也”[10]。因而，人们并不热衷文才的教育，稍通文义就可以为人谋事。不求在日后的科举中大红大紫，反而视科举为“迂远之途”。

官学衰微，岁贡、科举不盛，教育资源（书籍）匮乏，教育风气薄弱，清前中期黑龙江蒙学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设立和存在，其教学的目标必然也不会高远。蒙学收到的实效，也往往点到即止。黑龙江接受过蒙学教育的“土人无问何部，翻译《通鉴纲目》《三国志》类能强记，剽为议论，而不知读翻译四书、五经。其习汉书者， 《三字经》《千字文》外，例读《百家姓》《名贤集》，然于《论》《孟》《学》《庸》，略能上口即止。间有治一经，诵古文数首者，又皆徒事占毕，不求甚解，是以通者绝少。第能句读部檄，得其大旨，则群起而指目为才人，此英俊者所以不能有成也”。能识汉字，粗通文才，得其大旨，便能称为“才人”，要求相当低。同时，因“黑龙江蒙师寥寥”，且多水平不高，人们“有志习汉书，多倩晋商指授，故口中别字愈不胜数”。蒙学的教学质量并不优良。但结合清前中期黑龙江蒙学设立的初衷，就能看出黑龙江蒙学教育已经基本达成了其教学目标。

（二）道德教育的目标与实效

道德教育不仅是黑龙江蒙学的教学目标，也是所有蒙学设立的初衷。蒙学名义的来源“蒙以养正”，指的便是道德教育。在文明社会中，道德往往优先于知识，教以道德是教育的根本。黑龙江蒙学对于知识教育的追求比较乏力，但对于道德教育十分重视。“近则领境日辟，金徒、马贼、游民日众，良莠不齐，习于私斗。勇力尚而天性薄，货财重而身命轻。风俗人心，今昔不同，设有招诱，势必昧于去就。亟应思患预防，潜移默化，使之明于大义，深以朝秦慕楚为耻。该省归化最早之区，近接国家发祥之地，知必时厉圣虑。臣愚耿耿恳恳，欲其兴学校者，非遽欲其儒学比于齐鲁也；但欲引人入善，使知名教之乐，名分之严而已。应试不及五名，读书者必不止五名。一家有一读书之子，则一家可闻圣言；一村有读书之人，一村可闻圣言。闻圣言则渐明大义，大义既明，则非礼犯分之事鲜矣。”这是清中期奉天府府丞兼学政王家璧向清帝上疏变通黑龙江设学的奏疏。王已经意識到黑龙江学校教育发展的滞缓，读书和应试的人数稀少，面临这种现实情况，对黑龙江学校的知识教育不能太过苛求。但道德教育却绝不能松懈。作为黑龙江学校类别之一的蒙学，在官学数量少、分布散，社会影响力有限的情况下，便承担起了加强道德教育的部分任务。使生员知名教、守名分、明大义、尊礼仪、引人入善，教化社会。

齐齐哈尔人达呼尔富（林）“以马甲贴写幕府，喜与蒙馆老生游”，受到了蒙学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久之渐知书理，习卜易，祀先亦设神主，部俗尽改，同类目为怪物，不恤也。尝言跳神一事，不见经传，既知其非，而因循不改，用夏变夷之谓何。其识如此”，这便是黑龙江蒙学在教化社会上发挥实效的例子。达呼尔富（林）虽然不是蒙学生员，但与蒙师长期交往，也间接受到了蒙学的教育，改变了原有的陋习，崇华慕夏，遵从礼仪，谨守名分。蒙学达成了弘扬道德，教化社会的教学目标。

四、结语

清前中期，黑龙江学校教育发展滞缓，官学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比较微弱。而与此同时，社会对于教育有一定的需求，黑龙江也有一定的教育资源（主要表现在蒙师上）。于是，黑龙江私塾、义学等蒙学在清前中期成为与官学相匹配的重要的教育机构。受限于社会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黑龙江蒙学比较内地及吉林、奉天仍有一些差距，分布较散、窄，规模较小，史料记载也较少。但黑龙江蒙学的设立和存在，在清前中期黑龙江社会上毕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清前中期黑龙江的文化普及和社会教化，达成了蒙学识字教育、道德教育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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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屈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