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闻　邓帅

摘要：邓小平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形成的重要一环，包含着丰富的内涵：一是人民至上。邓小平主张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群众路线、尊重首创精神、调动各方积极性；二是集体主义。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既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三是注重实效。邓小平提出的“猫”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都提倡注重实效，此外，对领导力、党和国家各种制度、国家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界等也提出注重实效的价值判断；四是义利统一。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既不回避人民关于“利”的追求，又坚持社会主义“义”的基本原则，是义利统一价值标准的新提法；五是发展“硬道理”。发展“硬道理”观是现实国情的必然选择，是时代主题的必然要求。邓小平价值观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逻辑的价值体系：人民至上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回答了“为了谁”的首要价值问题；注重实效和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展现了邓小平价值观的突出特点；发展‘硬道理价值观则构成了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主题。

关键词：邓小平价值观；人民至上；集体主义；注重实效；义利统一；发展“硬道理”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7）03-0067-10

价值观建设是一项提升和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工作。习近平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抓好这一基础工程，首先就必须搞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渊源。邓小平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形成的重要一环，深入研究邓小平价值观，有利于我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一、人民至上的价值观

古今中外的价值观，都要回答“为了谁”的问题。对此，邓小平价值观的回答非常明确：“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我们都要在认识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在行动上以实现人民利益为依归，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取向。

（一）站稳人民立场

一个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直接决定了其价值观的内容。早在工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科学共产主义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声明：“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而为绝大多数的人谋利益正是共产党的唯一宗旨所在。

坚守党的宗旨，以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早在1943年，邓小平领导太行山敌后抗战时，就特别要求：“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还是从人民立场出发，要求“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对于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就应该加以反对，加以纠正”。在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之后，邓小平更是特别要求“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做得对或者不对的标准”。

（二）坚持群众路线

早在1956年《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邓小平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群众史观在中国共产党工作中的具体要求，就是要遵循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

何谓群众路线？邓小平指出：“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反映群众的要求的，是合乎群众的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是能够为群众所接受、能够动员起群众的，同时又是反过来领导群众的，这就叫群众路线。”邓小平不仅阐述了群众路线的科学内涵，还反复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进而言之，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绩，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而改革开放过程中之所以会所出现种种问题，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些干部脱离群众，消极腐败。

（三）尊重首创精神

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把改革进程中很多制度和政策的“发明权”归属于人民，其中所彰显的就是邓小平对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

在谈到最初的改革，即在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大胆改革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正是因为有了安徽小岗村农民手按血印、签订联产承包协议的冒险探索，才有了后来广大农村改革的新天地。而邓小平的功绩则在于，充分尊重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他们的可贵探索经验加以总结提升，推广普及，进而开创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四）调动各方积极性

人的积极性能否充分发挥是衡量是否真正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标尺。邓小平十分注重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方的积极性。

改革是调动积极性的重要途径。邓小平积极支持和领导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城市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工人的积极性。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敏锐地认识到，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具有特殊重要性，因而十分注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早在1975年，他就拿出勇气，冲破阻力，着手恢复知识分子的政策，要求全党重新认识知识分子的作用与价值。邓小平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忽视科学技术与科技人员的现象进行了严厉批判：“一點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转化为积极因素嘛！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邓小平的这些主张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奉献其社会价值的积极性。

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价值观反映的是人们的价值诉求，归根结底折射的是人们对待利益的立场。人们的价值观主要分为两种，个人主义价值观和集体主义价值观。邓小平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价值观，正确回答了个人与集体的辩证关系。

（一）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必然要求

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谈到青少年成长问题时，就特别强调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性，希望青少年“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邓小平之所以如此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重视对青少年加强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引导，是因为在他看来，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必然要求。

如何看待和维护个人、集体、国家利益，是区分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重要尺度。邓小平对此作出了深刻剖析：

第一，“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本原则，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内涵，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根本目标就在于“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关系，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因为如果抛弃集体主义，主张极端个人主义，就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也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二，个人、集体、国家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作为社会主义的又一基本原则，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正是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指出：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邓小平的这段精彩论述，不仅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内在联系，还道出了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三个核心观点：个人、集体、国家利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有根本一致性；国家、集体利益優先于个人利益；维护个人合理、合法利益。

（二）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我们照抄苏联模式，搞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些人由此得出错误结论，将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划上等号，陷入“拜观念教”。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倡导全社会解放思想，号召去除添加在社会主义名称之上的不实标签，开始了大胆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邓小平时代取得的最大理论创新成果。在这一理论创新成果的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极大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价值观建设的积极意义在于：市场对公平、自由竞争的要求，有利于促进全社会形成自由、平等、竞争、权利等不同于中国古代等级社会的价值观。但市场经济本身又是一把双刃剑，在营造自由、平等、竞争氛围的同时，一些人受市场经济等价交换、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影响，陷入拜金主义。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下的市场经济。

就价值观建设而言，做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文章，必须遵守双重要求：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不能浮在空中来搞价值观建设；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善于发挥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大力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努力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人陷入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毛病。

做到上述双重要求，必须遵循邓小平一再强调的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的思想。邓小平认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因此，邓小平要求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邓小平反问道：“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事实上，两个文明建设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抓精神文明建设，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是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注重实效的价值观

从内涵上来讲，价值是一个关于意义、实效的范畴。客体对主体是不是有价值，关键就是看客体对主体有没有意义；主体行为有没有价值，关键就是看主体行为是否产生了实效，邓小平的价值观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实效，反对空谈。

（一）“猫论”的实质是倡导注重实效的价值观

谈到“猫论”，无论在国外还是在民间的知名度都是很高的。不过，“猫论”也是邓小平理论中被误读较多的一个思想。比如，一种观点认为，“猫论”反映了邓小平不关注意识形态，不看重马克思主义，在实际工作中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其实，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邓小平本人讲得很清楚，他本人并非“猫论”的发明者，而是引用者。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邓小平说这一段话是在20世纪60年代。他引用刘伯承常说的这句四川俗语，要说明的当然不再是打仗的诀窍，而是要探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究竟采取何种生产关系更为理想。他实事求是地分析：“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可见，邓小平在阐述“猫论”时，最为看重的就是实际效果，即“更好更快恢复农业生产”；最为在意的，就是民心向背，即“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由此可见，邓小平“猫论”价值观与实用主义价值观有着根本区别：实用主义价值观为我所用，不在乎是非对错；邓小平价值观关注的恰恰是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与百姓呼声，遵循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实事求是”和“群众史观”的要求。

（二）“三个有利于”是倡导实效的价值标准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积极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最大理论创新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论断，但究竟该不该、能不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一些人由于深受以往“左”的教条思想影响，不赞成搞市场经济，担心这样会变成资本主义。邓小平不主张在这些问题上作无谓的抽象争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但这并不是说，邓小平自己心里对市场经济的属性没有底，不敢争论。他一方面要大家不要陷入空洞的争论，另一方面又给大家一个“尚方宝剑”——“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由此可见，“三个有利于”价值判断标准的提出，本意就是为了消除改革开放新举措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疑虑。这一标准是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一种倡导实效的价值标准。实际上，“是否有利于”这一提法本身，就彰显了“实效”的重要性：只有产生“实效”，对“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实效，才能说“有利于”；若是没有产生“实效”，就会变成“有害于”，就会变成负价值了。

在三卷本《邓小平文选》中，除了“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邓小平还提出了很多与之相似的价值标准，同样倡导实效：

第一，领导力的评判标准。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经济部门领导的领导力提出了评判标准：“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很明显，这一标准强调的就是注重实效的价值导向。

第二，党和国家各种制度的评判标准。工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邓小平提出的这个“三个有利于”的检验标准，虽然没有他在1992年提出的那个“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有名，但其价值导向是一致的，就是强调注重实效。

第三，国家政治体制的评判标准。1986年年底，合肥、北京等地某些高校少部分学生基于种种原因游行。经过教育疏导，事态很快平息。次年工月，邓小平指出：“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之后，在与喀麦隆总统谈话时，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好坏的标准。他说：“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三条标准的价值导向，同样是注重实效。

第四，思想文化界的最高价值准则。如何发挥思想文化界工作者的作用，如何评价他们的工作好坏，邓小平提出了最高价值准则：“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这里，邓小平强调的依然是要注重实效，要求注重精神产品的社会效益。

一言以蔽之，邓小平所倡导的价值观是注重实效的价值观，评价所有工作、制度、体制好不好的价值标准，就在于其是否能产生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政治效果、精神财富，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期待。

四、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题之一，各家学说观点各异。法家主张功利主义，道家对义利持虚无主义观点。但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儒家强调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中国古代义利之辨的合理因素，提出了义利统一的新型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义利关系的唯物主义阐释

由于缺乏经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曾经走过一些弯路。最为严重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观念盛行，在价值观上的表现就是空谈社会主义价值。“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就是这种僵化、空洞价值观的集中表达。针对这种使人陷入“左”倾政治空谈症的错误价值观，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进行了有力批判，开始了价值观上的拨乱反正，分析了一部分人害怕谈物质利益的思想根源，强调实现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倡导树立义利统一的新型社会主义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整个社会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物质生活状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恩格斯则在《论住宅问题》中批判了蒲鲁东著作中离开“利益”侈谈“公平”的错误，强调“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

邓小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忽视物质利益的历史唯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不仅如此，邓小平还阐述了发展生产力、重视物质利益与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他说：“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的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纠正了以往脱离生产力、不顾人民物质利益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错误，还对义利关系进行了唯物主义的阐释。在邓小平看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否则就会使整个社会的发展失去物质基础。因此，肯定物质价值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肯定人民群众的合理物质利益，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在这里，发展社会主义的“义”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的“利”，实现了高度统一。

（二）义利统一价值标准的新提法

前面已经指出，“三个有利于”是倡导实效的价值标准。那么，这一标准反映了什么样的义利观呢？

改革开放之初，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其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拨乱反正工作，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即“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国也发生一场严重政治风波以后，一些人对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心存顾虑，害怕误人资本主义道路，陷入“姓社姓资”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本质，如何评价改革开放。

为制止这场无谓的争论，聚精会神搞建设，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一标准的本质特征，就是义利统一的新型价值观：以“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为价值前提，以“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即物质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共同发展为价值取向，以“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价值依归。这一判断标准，既没有回避人民关于“利”的追求，又坚持了社会主义“义”的基本原则，消除了人们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价值疑虑，是义利合一的新型价值观。

在邓小平看来，“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不难看出，我们要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会倒回到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去。这是因为，我们在搞市场经济的时候，遵循的不是搞西方那种单纯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而是寓利于义、义利统一的新型价值观，着眼于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五、发展“硬道理”价值观

“发展”是贯穿于三卷本《邓小平文选》的关键词，只要仔细翻阅《邓小平文选》，特别是第二、第三卷，我们就能深深感受到邓小平对“发展”价值的重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经典名言，充分说明了实现发展是邓小平最为看重的价值追求。因此，这一价值观可以简称为“发展‘硬道理价值观”。

（一）发展“硬道理”价值观是现实国情的必然选择

邓小平之所以如此看重发展，反复强调发展，是因为他对中国现实国情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还走了弯路，搞“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忽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邓小平指出：“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面对这种现实，邓小平不无焦虑地指出：“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直面现实，在邓小平倡导下，党的十三大正式明确承认，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找到了真实的历史坐标点。

正是基于对中国现实国情的准确把握，邓小平要求坚持“发展”不动摇。他作出了斩钉截铁的表态：要“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他还特别警告：“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总而言之，邓小平所强调的，就是在当代中国必须要牢牢把握发展“硬道理”价值观。

（二）发展“硬道理”价值观是时代主题的必然要求

发展“硬道理”价值观的确立，不仅源于邓小平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深刻体悟，也离不开他对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如何正确判断时代特征与时代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回答的重大現实课题，是制定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时代特征是不断变化，而非一成不变的。执政党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作出准确判断，制定合乎时宜的路线、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制定实施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这种新政策之所以能提出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邓小平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对新时代特征的敏锐捕捉。邓小平总结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新变化的准确把握，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深刻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邓小平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还进一步分析了两者的关系：和平是前提，发展是目的；和平是基础，发展是核心；不仅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发达国家也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邓小平精辟地指出：“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这表明，在当今时代，“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问题，是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要追究的核心价值。

正是基于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邓小平要求我们顺应时代潮流，充分认识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个“大局观”所折射的，就是邓小平发展“硬道理”的价值观。

总的来说，邓小平价值观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价值体系：第一，“人民至上的价值观”、“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回答了“为了谁”的首要价值问题；第二，“注重实效的价值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展现了邓小平价值观的突出特点；第三，发展“硬道理”价值观，则构成了邓小平价值观的核心主题。这是因为：实现“人民至上的价值观”、“集体主义的价值观”，需要充分运用“发展‘硬道理价值观”；“注重实效的价值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都内蕴了“发展‘硬道理价值观”的要求。

（责任编辑：肖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