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

摘要：黔西南自古以来被认为是“少边穷”地区，社会影响力极弱，但其在明清时代曾受到过中央重视，从明代贵州建省，到清雍正年间黔西南界域形成，从中可以发现黔西南是中央经略滇桂边疆的重要通道，是中原文明与边疆文明交流的重要孔道，是民族团结的走廊，其作为国家的“次边疆”地区，对于滇桂边疆具有重要的支点作用和屏障作用。

关键词：次边疆；通道；盘江；黔西南；贵州；地位

中图分类号：K2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5-0127-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5.026

《清实录》中有这样一条史料：光绪十一年[乙酉]，詹事府少詹事李端棻、御史熊景钊上奏称“贵州地瘠民贫，饷糈不足……岁饷由四川拨给……拟请改隶川督兼辖，并请将云贵总督改为云南总督，裁撤巡抚”。十二月十九日（1886123），光绪皇帝驳回了李端棻、熊景钊的奏折，并谕旨道“国家设立行省，均系因地制宜，岂可轻议更改？……识见殊属浅陋。所奏着毋庸议。”[1]这条史料非常发人深思，一直以来，贵州都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贫穷落后面貌面对世人，财政收入严重短缺以致“岁饷由四川拨给”。除却“贫穷”这样一个标签，贵州还极难引起世人重视，社会影响力相对较弱，外界认知度较低。国家在制定战略政策时也常常忽视贵州，如国家顶层战略“一带一路”涵盖了贵州省周边的云南、广西、重庆，却将“开一线以通云南”、“经略云南必先经略贵州”的贵州省排除在外。

而这样一个偏狭贫穷的省份，为何在满清风雨飘摇之际，光绪皇帝仍然坚持要保存贵州的省级建制？清朝皇帝所说的贵州设省系“因地制宜”所指为何？参考大量史料，贵州作为“次边疆”地区的战略定位逐渐清晰，而位于南北盘江流域的黔西南地区，则是贵州“次边疆”的前沿地带，是国家经略边疆的“支点”、“屏障”，还是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

一、黔西南基本情况和传统定位

黔西南位于贵州西南部，与云南、广西交界，珠江正源南盘江与北盘江绕区域流过，灌溉、孕育了黔西南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黔西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进入云南的要冲之地，素有“西南屏障”和“滇黔鎖钥”之称。在民族历史方面，黔西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之地，区域内居住着汉、布依、苗、彝、回等35个民族，2010年末黔西南州人口总数为332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42.47%，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仅创造了极富魅力、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还书写了地域特征明显、内容丰富多彩的民族历史。

明代以前贵州没有建省，黔西南未归“王化”，建省以后，黔西南地区依然长期处于少数民族土司管辖，世人对这片土地惶惶未知，仅通过汉族文人的只字片语窥其面貌，误会偏见难免，留下的自然是不佳的形象。

（一）自然条件恶劣——烟瘴之地，贫穷落后

黔西南整体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峡谷纵深、山高林密，地域温差大，降水比较多，瘴气分布较广泛。自古以来，黔西南就以“烟瘴之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中。咸丰《兴义府志》概述黔西南气候特征道：“全境气候，雨即寒，晴即热。滨红水江、捧炸、册亨、罗凹、徽老等处，气候热而多瘴。通志云，南近粵，西近滇。气候热多寒少，每春夏之交，阴雨初霁。岚气熏蒸，中人如疟，有头痛胸闷脾泄诸症。”[2]贺长龄则总结黔西南“地多瘴气，著自古昔，至今犹然，非乐土也。”[3]文献中对黔西南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相关论述不绝于书，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影响至今。

贵州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农耕条件相对较差，黔西南虽然在明清两代组织“客民”大量进入屯垦，但是由于山多地少、人多地少，农业收入相对不足；此外境内少数民族一直保留有刀耕火种的习俗，农耕技术整体而言比较落后，人民的收入也比较低。另外，改土归流之前，黔西南土目横行，不受钳制，实行封建领主制——亭目制，亭目下的少数民族要受到少数民族土目的奴役盘剥；改土归流以后，黔西南的人民又受到地主、地方官僚的压榨剥削，世世代代过着贫穷的生活。导致黔西南一直贫穷落后最关键的因素则是喀斯特地貌对农耕经济的约束，黔西南是喀斯特地貌非常集中的区域，土壤层非常薄，水资源不容易在地表保存，降水往往随山势流进河流，或是渗进岩石深处。耕地及水资源的不足都不利于传统农业开发，而且一旦开发不当就容易造成土壤流失、土地石漠化的严重后果。例如宣统《贵州地理志·兴义府》卷记载的“山土瘠薄，田者垦种至两三年后，雨水冲刷，地即硗确，辄复他徙宜，其未能富实也。”耕地贫乏、农耕产出质低量少，是造成黔西南人民贫穷的主要因素。

（二）民族众多、野蛮难驯

黔西南自古还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史籍记载黔西南境内主要有七种“苗蛮”，其中仲家苗（布依族）、猓猡（彝族）人数最多。由于历史时期贵州一直远离王朝中央，地处南北盘江的黔西南更是处于边缘之外。因此，在改土归流之前，中央皇权几乎未能介入黔西南，处于“王化”之外。于是，在传统社会以华夏为文明正统的背景下，黔西南的少数民族自古就被贴上了“民风强悍”、“野蛮未开化”等标签。从明代开始，文人对黔西南少数民族人民的印象就是，“男女跣足，以背负重，善畜牧贸易，病不服药，性尚刚勇，出入佩刀，检陋质朴，勤于耕稼。”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五《安南志》，贵州省图书馆影印本。“然奸宄无义为寇盗，贵州之盗十九皆仲家。”（明）郭子章：《黔记》卷59《诸夷·仲家》，万历三十六年刻本。到了清代，黔西南先后爆发“嘉庆南笼布依族起义”与“咸同回民起义”，中央对黔西南的少数民族印象更差，将这里的少数民族等同于“暴民”。爱必达说“狆家为苗中最黠者”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杜文铎等点校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223，鄂尔泰描述仲苗：“出入必负强弩，带利刃，睚眦之仇必报，以椎埋伐塚，劫掠无辜人口，谓之捉白放黑。” [乾隆]《贵州通志》卷七《地理苗蛮》，乾隆六年刻，嘉庆修补本。乾隆《南笼府志》形容“（狆家）性本贪残情多狡诈，在昔佩刀挟弩伏莽抢劫是其长技。” [乾隆]《南笼府志》卷二《地理志·苗类》，乾隆二十九年稿本。类似评论多不胜数，足见黔西南人民野蛮难驯的形象深入人心。

总而言之，黔西南虽地处珠江上游，但由于交通不便、地处边缘、经济落后、文化悬殊等原因长期不被中央王朝重视，甚至长期被误解。直到信息传播十分便捷的当代社会中，在中央和其他省份人的眼中，仍然受传统印象的影响，将黔西南定位为贫穷落后、地处边远、交通不便、民族杂居的地区，甚至在黔西南对外宣传的网站、媒体中，除了风景秀丽、生态良好的正面形象，也往往将自己定位为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相比起沿海发达地区，黔西南的经济发展确实相对滞后，这样的定位并没有错误，但是它忽略了黔西南的发展与巨变，让人注意不到本地区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比较单一呆板。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定位容易给人留下偏狭的印象，也不利于其他民族的人民正确看待布依族、苗族等南北盘江少数民族在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当今社会民族融合、团结发展的大好局面；民族落后地区的定位还给本地区少数民族造成了非常不良的长期影响，如形成了文化自卑的心理，地方谚语中甚至有“山好水好人裹搅”的说法，这其实是明清时期对少数民族“狡黠难驯”评价的延续。综上可知，传统文献中对黔西南的地理和人文论述可以看出，在生态环境上，黔西南是一个地广人稀且地理条件非常恶劣的地区，还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且极度贫困的地区，“烟瘴之地”、“贫穷边远”、民族“荒蛮落后”的形象深入人心，这种传统定位极不利于国人甚至是国家正确认识本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

二、黔西南战略地位

实际上贵州省是全国省区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省份，其建省较晚，全省境土均由周边的云南、四川、广西、湖广等省份分割拼凑而来，贵州建省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稳定边疆、巩固国家统一的目的，政治、军事意义重大，必须站在中央王朝的角度，才能理解为何“贵州地瘠民贫，饷糈不足……岁饷由四川拨给”，清王朝却要坚持保留贵州的行省建制，也才能梳理清楚位于珠江上游的黔西南的战略地位。

（一）“次边疆”地区

1黔西南符合“边疆”的历史文化定义

云南大学周琼教授认为边疆是“临近国境线的狭窄区域”，但在中国历史上，边疆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域，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随着国家疆域的演进而变化、随着中央政权的深入而变迁，历史上许多边疆变成了内地，也出现过内地演变成边疆。“边疆”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具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等的多重内涵的概念。纵观中国历史，边疆地区几乎都具备如下几个历史文化要素：在政治上，中央政权很难深入，中央王朝难以直接控制；在经济上，不是以内地盛行的定居农耕经济为主导；三、在区域管理上，中央集权统治措施难以顺利推行，尤其是户籍、税收制度难以施行；四、在文化教育上，科举制度难以全面覆盖；五、在地理位置上，离统治中心非常遥远，交通不便利。参照上述几个要素，黔西南较晚才被中央政权所统辖，且长期处于地方少数民族土司的统治下，与政治中心相距遥远，交通不便，明清时期确定行政区划归属、改土归流之后，也未能正常实行科举制度（嘉庆南笼布依族起义后，清廷规定本地夷人不可参加科举），凡此种种，均与周琼教授提出的“边疆要素”相符。唯一的区别是，黔西南很早就远离国境线，从地理位置上看，虽然具备边疆地区的所有历史文化内涵，但只能定义其为“次边疆”地区。

“次边疆”对于“边疆”，除了特征相似外，还应当起到“支点”和“屏障”的功能。黔西南对于中央经营滇桂地区的“支点”作用在下面一个部分有专门论述。单就“屏障”功能而言，黔西南处在贵州“次边疆”的前沿地带，是中原进入云南、广西的最后一道壁障，区域内地貌多元、生物多样性好、植被覆盖率高，山高坡陡、河谷纵深，独特的地理条件既可作为边疆地区的“地理屏障”，又是合格的“生态屏障”；既是中央经略边疆的大前方，又是保卫边疆的大后方，地理条件得天独厚。事实上贵州在保卫边疆的历史中确实颇有贡献。据称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贵州籍军人最多。有许多参加战斗的贵州老兵都曾说过：得知云南边界在打仗，许多人纷纷参军，生怕炮火蔓延到自家门口。云南河口陵园共安葬对越反击战烈士357名，其中贵州籍烈士141名，数量名列第一，如此可见一斑。

2黔西南行政区划变迁原因是掣肘边疆

黔西南远离政治中心，经济文化落后，文献资料奇缺，宋代以前的行政所属难以厘清，但仅从明代以后黔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变迁史，就可看出明清朝廷“经略云南必先经略贵州”的目的，得到“经略黔西南实为经略边疆”的结论。

黔西南地处滇黔桂交界，是云贵高原向平原延伸的边缘地带，海拔差距大，生态多样，地形复杂，多元复杂的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着区域的历史进程。黔西南行政建制变化非常频繁，元代时黔西南属于云南管辖，直到明朝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正式建制为省，并从云南析出部分領地组成普安州和安南卫隶属贵州，形成最初的黔西南格局。清代，黔西南行政区域有两次大的变动。其中变动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便是雍正五年（1727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在黔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重新划定了黔桂两省疆界。第二次行政格局变化则是嘉庆二年南笼仲苗大规模叛乱后，清政府在原来的地域基础上改名，重新分割组合各府州县属地。黔西南至此有一直辖地，一州、三县规模，基本奠定了今天的行政格局。

黔西南地区长期处于少数民族土司治下，分属云南和广西管辖，明代由云南划出部分领地归属贵州，于清代雍正年间从广西析出部分领地，才基本形成今天的贵州省黔西南州地区。至于其雍正五年划入贵州的原因，黔西南流传着一个“拨粤归黔”的故事。相传明清时期今黔西南境内的势力较多，其中泗城府岑氏土司常常因与捧鲊苗民争夺土地而冲突，雍正五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巡查至南笼，路遇双方火并，朝廷官兵虽亮出身份，但双方并不买账，没有让路，身居高位的鄂尔泰大为光火，遂上奏朝廷，率大军缴平岑氏土司，在泗城州改土归流，并分化泗城境土，设置永丰州、南笼府钳制广西岑氏，此事被称为“拨粤归黔”。

史料中虽未见到如此详细且极具戏剧冲突的“拨粤归黔”故事，但《鄂尔泰年谱》中的一段史料从侧面证实了这则传说的可信度。雍正五年二月，鄂尔泰奏“泗城土府不法事。初以进征长寨，而凶苗多往泗城窜伏。泗城素恣横不法，至公具折奏闻。”“粤西之生苗最号难训”；五月，鄂尔泰“由滇启程赴安龙。公以泗城事具奏，奉旨着粤抚韩良辅、李绂同致适中之地会审。”六月，鄂尔泰到达安龙，号称率兵30万，不多日，泗城土府跪缴印信号纸，并率其头目子弟等人，恳恩改流存祀。鄂尔泰命所有泗城知府改设流官，置官增兵，安营设汛。改土归流后，分疆画界，以江为界，江南归粤，江北归黔。[2]

民国《册亨县乡土志略》第一章也有提及：古障土匪与捧鲊阿九历年交恶，（鄂尔泰）讨平后，以红水河为界，江之北归贵州，隶属贞丰州。

清代魏源撰写的《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也综述鄂尔泰奏章言：“黔、粤向以牂牁江为界，而粤之西隆州与黔之普安州逾江相互斗入，苗寨寥阔，文武动辄推诿，应以江北为黔，江南归粤，增州设营，形格势禁。此事连广西者也。……（改土归流）实云、贵边防百世之利。”于是割西隆州之罗烦、册亨等四甲半及泗城府之长坝、罗斛等十六甲属贵州，设永丰州治理，并设安笼府以统永丰州、普安州及普安、安南二县，并设安笼镇以为控摄。

《清实录》中还有一则史料，直接解释了鄂尔泰在黔西南改土归流及安营设汛的用意：“（捧鲊）为三江之咽喉，夷、侬之要隘。……若于捧鲊地方设一营……法岩、歪染二处设立大汛防守，不惟黔夷可以控制，即粤侬亦不敢起衅。”

四则史料都可说明，黔西南行政区划的设置以及划归贵州，本身就是为了掣肘广西，防止地方土官坐大。

此外，明代贵州建省发生在“平滇战争”之后，朱元璋意识到镇守云南、巩固边防，必须以贵州为后盾，否则“虽有云南，亦难守也”，有黔“则粤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得扼矣”（田雯《黔书·创建》），“黔治则与之俱治者，黔乱则与之俱乱者”（徐嘉炎《黔书·序》）。贵州布政使司是明代第十三个布政使司，结束了贵州由湖广、四川、云南三省分管的状况。贵州建省，完全是处于西南战略形势的需要，不但使西南各省在建置上连成一片，与全国形成一体，建立贵州布政使司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开一线以通云南”，巩固云南边防，使云南牢固地成为中央王朝统治的边疆省区，不再出现南诏、大理雄踞一隅的局面。黔西南自古就有的“西南屏障”、“滇黔锁钥”之称，极为直白地表达了中央调整黔西南境土的目的，黔西南的划归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将云南及广西的部分领地划归黔西南，不仅是为了钳制地方土司，更重要的意义，则是在于中央利用黔西南地区掣肘滇桂。因此我们可以将黔西南行政区划的变迁，看做中央王朝经略边疆的重要举措，将黔西南地区看作是明清王朝管理、支撑边疆地区的“支点”和“次边疆”，是站得住脚的。

（二）内陆走向边疆的“通道”

黔西南除了是掣肘边疆的“次边疆”之外还具备一层身份，那就是本区域还是内陆中央通往边疆的“通道”之一。

1中央通往云南、滇桂之间的交通孔道

这个问题依然可以从贵州建省的历史背景中窥探一二。从地理位置看，贵州是一个不沿边、不近海的地方，但它处于国家大西南的腹心要害之地，是东南西北邻省区之间的交通必经要道，自古就有“上云南、下四川、下湖南、下广西”的说法。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曾经形容贵州是“绥服要区，坤维重镇……关雄虎豹，路远羊肠，可守可战。因滇楚之锁钥，亦蜀粤之藩屏”，“以肘腋咽喉乎四省也”。贵州处于中央到达云南边疆的必经之路上，控扼云南的进出，由湖广通行云南和由四川进出云南的驿道都必须经过贵州，贵州对于中央而言自古就是一个打通西南的重要通道，因此对贵州的驿道建设相当注重。

根据云南大学陆韧教授的研究，古代社会中，贵州绝大部分的人口和所有重镇都是集中在驿路周围的，明清以来的军屯、民屯、商屯，也无一不是围绕驿道展开。如查看历史地图，我们可以发现黔西南境内的滇黔、滇桂驿路无不是由一个个名为“某某屯”或“某某营”的村镇链接起来，这都是由明清屯田遗留下来的地名，这是屯田与驿路重合的一个明证；又如安南县（晴隆县）的前身是明洪武十五年正月（1382）所置的尾洒驿，洪武十七年（1384），因明政府取道安南伐滇，尾洒驿地位越发重要，于是撤驿置尾洒卫，隶于普安州军民府（今盘县），洪武二十五年（1392），安南卫指挥使（明代卫所的最高长官）梁海擇地，率军修筑卫城（今莲城），取名“安南”，意为“安定西南”，县城始定，清康熙二十六年（1688）云贵总督范承勋奏准，改安南卫为安南县。安南由驿站一步步升级为县的过程，既是城镇不断发展的结果，更是国家经营贵州驿路的结果。而贵州建省也是围绕滇黔、湘黔省际交通主驿道，和西北向西南的次级省级驿道构建的，这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建省原理差别极大，可以说贵州就是一个由交通驿路发展而来省份。

黔西南自古也处在滇桂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宋元时代，大理国通往滇、桂、越三角地带特磨道的道路，就要经过属于自杞国的南北盘江流域。明代徐弘祖所著《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二》说“云南抵广西间道有三”，分为南路、北路、中路。其中中路“在普安之南、罗平之东，由黄草坝，即安隆坝楼之下田州，出南宁”。徐霞客经行北路，后转中路，由贵州中部一线经普安州入云南的驿路入滇，这条驿路是明代云南通贵州的两条驿路之一。明人王士性所著的《广志绎·西南诸省》记载：“广右一路可通贵州，一路通云南，一路通交趾。其通贵州者，乃由田州横山驿八十里至客庄驿，平五十里归洛驿，平一百二十里往泗城州廛驿，有小岭一百二十里路城驿，有岭一百二十里安隆长官司，崎岖四十里打饶寨，可行六十里北楼村，五十里过横水至板柏村，俱崎岖七十里板屯土驿，路窄草木密。六十里洞洒村，有石二十里安龙所，崎岖六十里鲁沟可行至贵州。”其指出了由桂省之田州的横山驿可通往黔省兴义府的路线：横山驿—客庄驿—归洛驿—路城驿—安隆长官司—打饶寨—北楼村—板柏村—板屯驿—洞洒村—安龙所（贵州）。滇桂交通道路通往京城，是全国交通干道网络的一部分，这条路线是明清黔桂边区的一条主要通道。

除了陆上交通线，黔桂交界还存在南北盘江——红水河一条水上交通线路，但由于南北盘江与红水河江水险恶，只有部分航段比较平缓，所以这条水上交通线路只是作为明清时期的一条辅助交通路线。

1935年，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下令修通滇黔公路。这条滇黔公路即是根据古代滇黔驿道的走势进行修建，必须通过黔西南的晴隆县（安南县）等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为保证国际援华物资能及时运到重庆、广西、湖南等抗日前线，支援全国抗战，国民政府努力加强西南地区公路网建设，贯通滇黔公路与黔桂公路，构建黔滇桂三省交通体系。而晴隆县“二十四道拐”正处于贯通滇黔公路与黔桂公路的重要交通节点，国际援华物资战略物资有很大一部分要经过这里。1939年，滇缅公路通车，晴隆“二十四道拐”更加繁忙，几乎成为抗战期间接受国际援助和华侨捐赠物资的唯一交通通道。援助物资自海上运到印度，经滇缅公路运到昆明，再经滇川公路、滇黔公路运到抗日前线。而“二十四道拐”是滇黔公路的必经之路，不啻为一条抗战“生命线”。直至今日，黔西南依然是内地进入云南的必经之路，国家级的汕昆高速公路、沪昆高速公路都自本区通往云南。因此，黔西南自古就是中央通往云南以及滇桂之间的交通要道，对中央联系滇桂边疆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2中原与边疆的文明通道

中原王朝自古就非常重视黔西南通往滇桂边疆驿路的经营，同时通过这条交通孔道加强中原文明的对外传播。

根据考古学家童正恩先生的研究，从四川西部到云贵高原存在一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西北地区文明通过这条通道传播至西南地区。根据考古发掘的成果分析，战国至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存在一条自中原向边疆的“铁器传播道”，它通过商贸、迁徙、扩散等方式，自西北地区、中原地区，经巴蜀、云南，最后影响贵州尤其是贵州西部的铁器类型和数量。文献中的“巴蜀卓氏贾铁器换取椎髻之民”就是铁器传播的典型方式。而就贵州而言，黔西南境内的兴仁、兴义一带是铁器分布密度较大的区域之一，这里很有可能是铁器传入贵州的最前沿，这种传播，应该与本区地处交通孔道关系深远。

还有一个能证明兴仁、兴义一带出土的铁器是受到中原一带文明影响的例证是，兴仁、兴义一带同时是贵州省汉墓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如兴仁交乐汉墓群被誉为“全国少见，贵州仅有的汉墓葬”，交乐汉墓中出土的文物均具有较高科研价值。贵州目前出土的五件汉墓一级文物中，有三件都是从交乐汉墓中发掘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交乐汉墓中还出土了一枚“巴郡守丞印”。贵州文史专家史继忠先生说过：“汉墓群是两汉时期汉族移民开发贵州的历史见证。”[4]巴郡守丞印的出土，证实了东汉时期黔西南很有可能已被纳入中央版图，并且开始划分郡县。

另外，据最新的考古成果证明，黔西南境内的普安青山应该是古夜郎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在兴仁交乐汉墓、兴义万屯汉墓中出土的铜车马、连枝灯、抚琴俑、摇钱树、带盖刻花铜奁、铜俑、五铢钱纹铜碗、刻花铜瓶、陶摇钱树座、陶鸡等器物，都带有一些明显的地域、民族色彩。如连枝灯上的人物为椎髻，与当地少数民族发式相同，而灯座上的龙和灯的整体造型又具备汉族文化的特征。这类器物明显带有少数民族明与中原文明交融的特色，似乎受到夜郎国和汉朝文化的双重影响，似能证明黔西南还是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碰撞交流的通道。

（三）民族团结的走廊

黔西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之地，区域内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黔西南在贵州建省之前基本上是少数民族土司统治地区，明代贵州建省之后，贵州成为“调北填南”重点区域，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不仅改变了黔西南的军事格局，也改变了这里的民族构成。伴随着明清两朝的改土归流，直至国民党时期的“国族政策”实施，外来人口、文化、统治政策的变化不断与少数民族文化冲击碰撞，民族矛盾不断激化，黔西南于是爆发了多次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如：洪武年间普安苗民仡佬族起义；布依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清嘉庆二年南笼布依族农民大起义；震惊全国的咸同回民大起义；民国十年安南苗族布依族起义；民国十年兴仁苗族姜春台起义；民国二十八年望谟麻山苗族起义；民国三十年晴隆鲁打苗族暴动；民国三十二年贞丰农民暴动等，这些斗争充分说明了黔西南少数民族自古就是不畏强权、勇于斗争的人民。

但令人称道的是，黔西南这些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少数民族人民，在1930年甫一接触共产党军队之后，尤其是1935年红军过境黔西南后，便迅速对共产党的政治政策产生“政治认同”。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至今的长时距里，黔西南少数民族群众从未发生过任何反对党的领导的逆流，同时各民族和平相处，不断融合，成为了“身体力行”地维护国家完整、民族统一的“一朵奇葩”。

黔西南的少数民族自1930年以后进入民族和谐与融合的局面，首先与“共同杂居民族”的“融合”传统是分不开的。历史上黔西南的少数民族就有共同杂居的传统，有些村落甚至一半是苗族、一半是布依族，在长期的共处中，许多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生活、文化习俗差距不是太大，如许多民俗节日都是同一天、一起过，民族之间不容易产生隔阂。甚至有的地区还有不同民族通婚的习惯，这就大大拉近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

其次，改土归流以后，区域内的少数民族都受到汉族官僚的压榨剥削，地位低下，容易团结在一起。如清朝震惊朝野的清嘉庆二年南笼布依族农民大起义，虽然领导者是布依族王阿崇、韦朝元，但参加者包括布依族、苗族、彝族、仡佬族下层人民等，起义军势力遍布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影响巨大。近代以来，黔西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对区域内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清洗”，尤其是民国时期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要求摒除一切少数民族“粗鄙落后”的语言、服饰、文化等，更促使区域内少数民族同胞团结一致、反抗强权。

黔西南内少数民族的“团结和谐”局面，还受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的基本政策对南北盘江少数民族思想观念的变迁起到了关键作用，区域内少数民族对共产党迅速产生“政治认同”，拥戴共产党、拥护新中国，使黔西南迅速变成一个“民族团结走廊”，直至今天，黔西南州的党建工作依然名列贵州前茅，这是与区域内少数民族和谐共处的背景分不开的，也是与少数民族群众对党的浓厚感情分不开的。

在“疆独分子”、“藏独分子”妄图搅乱国家统一、和平局面的今天，重新认识黔西南作为“民族团结走廊”的战略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黔西南是中央经略滇桂边疆的重要通道，是中原文明与边疆文明交流的重要孔道，是民族团结的走廊，其作为国家的“次边疆”地区，对于滇桂边疆具有重要的支点作用和屏障作用。重塑黔西南战略地位，摒弃“少边穷”的传统标签，有利于黔西南乃至贵州人民增强文化自信，有利于黔西南地区正视自身优势，为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经济带圈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 编委会<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64：277

[2]（清）鄂荣安等撰、李致忠点校鄂尔泰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 （明）王士性，呂景琳点校《广志绎》卷五《西南诸省》[M]北京：中华书局， 1981：117

[4] 史继忠兴仁交乐汉墓群[J]当代贵州，2007（6）：1

[5]（咸丰）《兴义府志》卷5《地理志·气候》[Z]. 咸丰四年刻本，民国三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

[6] （宣统）《贵州地理志》卷八《兴义府》[Z]. 宣统二年油印本，贵州省图书馆复制油印本，1966

（责任编辑：蒲应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