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

摘要：兴义府自明代以来推行的便是以儒学为基础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政策，它的施政方略始终贯穿着敬天、养民的思想。一方面保持着对天最初的敬畏，以道德作为内在约束，以辅助制度的推行；另一方面又主张对民施以教养，让他们认同报国恩立人品的价值追求。以道德教化作为实施制度的最终保证，这些都是长期受儒学教化的结果。从兴义府的施政准绳、施政保障和施政宗旨來探讨儒学在贵州西南悠久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儒学；教养；兴义府；施政方略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5-0113-04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5.023

儒学作为汉文化的官方哲学，不仅是在中原地区盛行，早在秦汉时期就开始向贵州这个有着众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进行辐射了。随着儒学在地域上的推进，在思想上的纵深，儒家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既成为了贵州各民族步入封建社会后其历史发展的社会背景，又是他们在生存发展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的压力。黔西南位于贵州省西南域 “南界粤。西界滇。盘江环郡。万山凌云。汉苗杂处，为黔省西南要郡”[1] 3从唐、宋、明、清等朝始，均有江西、湖广等地的汉人不断融入其中，这使得当地的民族文化深受当时的主流文化——儒学的影响。出于对封建权力的维护，历代的统治阶层都习惯于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以儒学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并通过自身的控制与管理的权力，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在树立封建王朝权威的同时使当地少数民族熟悉并接受儒家哲学，以此建立起大一统的价值认同感。由于多年来的教化，兴义府的施政模式，已经习惯于行政教育化，教育行政化。当地人们深谙只有居心忠厚者，读书才会有实用，出仕才会成良吏，读书的目的不再是简单的出人头地，而是为了上报国恩，下立人品。这也是儒家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政治哲学在人格修养层面的体现。整个兴义府的体制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始终贯穿着敬天、养民的思想。下面就从兴义府施政的准绳、施政的保障、施政的宗旨几个方面来阐述。

一、施政之准绳：开诚心、布公道、驭下严、待民宽，以仁德之情展现敬畏之心

儒家主张以道德的力量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亲亲、尊尊的秩序关系来稳定政治局面，以道德规范来范式社会秩序，将仁德之心作为施政的准绳，以社会伦理的理想来期盼政治理想，用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来体现对天对民的尊意。这种治政范式在兴义府的影响非常大，我们从民国时期兴义府的治政守则上可窥得一斑。在民国三十三年刘守刚所著的《兴义县政一览》中有载，他们以“开诚心、布公道、驭下严、待民宽”[2] 14作为正身察政之宝鉴，用以正冠立行。

开诚心，一个政治集团在面对民的问题时需要作出选择，一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二是选择小我，满足小集团的利益。不用怀疑，但凡有作为的政治集团都会选择第一个种。既然要为民众立命，首要便是要有一颗赤诚之心，以诚心来对待民众才可以达到安抚百姓，展示仪轨的作用，才会对民产生敬畏的心理。即所谓的律己以诚，君子只有重才会产生威严，从不自欺到不欺人，当然也只有坦白信实，才可使民敬之。正因为在兴义府一贯秉承“诚则明矣”的方式，才使得兴义府“百余年，礼乐彬彬，人文蔚起，风俗醇美”，才能让本地民众做到“士乐诗书，民安耕鏧”。[3]6从有记载以来，当朝者在对西南的执政上均喜以怀柔为主，例如在康熙年间就采用薄赋税的方式来体现施政的仁德之心，府志中有载“郡境大半山田，硗确瘠薄，故赋特轻。矧仁皇帝有永不加赋之诏”。[4]373毕竟“为政以德”才可达到“众星拱之”[5]24的状态。开诚心是高位之士对“为政以德”的躬行践履与恪守。民无信则不立，而官则更需以诚以信行之。当年《周官》告戒群官要“令德孝恭” “孝友于兄弟”、才可“克施有政”，民才会“怀其德”[6]51，儒家历来主“诚”，只有以孝子的诚心来治理百姓，才会达到政治上的诚明。

布公道，历来民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希望上位者举贤不避亲，论赏不计仇，而遇到犯法或是怠慢者，即使是亲人也必定惩戒，这方才显君子平直之道。可谓“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其实对于百姓而言，他们只需当权者做到不分别关系的亲疏，不区分地位的尊卑，做到“无偏无陂”，这才是“遵王之义”[7]42。在兴义府民国县政一览中也有记载“本人系用人公开、经济公开及意见公开之原则。……惟其‘意见公开能忠言党论，问民间疾苦”。[8] 15用民主与法制来正民心，用公正诚信来选取官员。刑罚是否得当，执法者能否恪尽职守，都关乎于国家的存在，只有正直贤良之士才能将“刑狱清则民治”的道理付诸于实践。而培养正直贤良之士一直是儒学传播的第一要旨。

驭下严，上行下效，反求诸己。所谓“上者，民之表也。”[9]331在儒家看来要做到政治清明，从政者的自身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君正，民才会正。儒学的功用性在于“修己安人”，做学问的最高目的有于内圣外王，即人这所以为人的学问。必须约之以礼，要做到自戒、自省，认真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方式才能更好的存在于社会，换而言之，即学会自我净化。一方地方官必须做到相正以道，在“慎独”上下功夫，严格要求自己，修养德行，只有虚怀若谷，广纳善言才能成为真正的经世致用之才，才可以达到政通人和的境地。才会让兴义府真正成为“仁义之府库”[10]，达到民风纯朴，无欺诳之徒的目标。

待民宽，也就是以不忍人之心施不忍人之政，能真正将百姓当作父母，能以一颗孝子之心待之。康诰有言“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11]44兴义府历代的执政者，都尝试着以此作为目的，我们可以从清代的府志看出一二。如在清朝兴义府治理所需经费支出“共银三万二千七百八十两有奇，米四千四百八十七石有奇，谷二石”[12]461-462，但整个兴义府的收入并不多，如赋田“额田三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亩有奇”[13]439，而“实征秋粮米三千二百一十二石有奇”，在此当中还不计耗米，还要除去“祭先农，馀变价”的籍田经费，“拨给孤贫口粮”[14]440等入销册的粮食。另外还得“请留县仓，以备积储”[15]441，能上交的粮米数量可想而知了；再如税课，“全境税课，以水银、雄黄为大宗；然山产之盛衰无常，而课有定额，近已山空洞老，取盈定额，官民病之”而兴义府的税课大项“水银课银”不过“一千五百两有奇”[16]455。当时的执政者充分地重视与关注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尽力将仁者之心融入到治民之中。

可见兴义府在施政方面，深受儒学的影响，基本能以仁为本，忠恕至上，地方官也能以温和与理性的性格去追求 “人本”和 “民本”的理念。《礼记》有言：“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候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一个大顺社会的形成，需要良好的秩序和完美的制度建设，但仅仅靠执政方的维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民众人格进行培养，让民能够知耻，能够有格，能够具有完备的人格，这些品德的养成都需要教化。只有意诚了心正了，才可做到“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才能家和与国肥，毕竟政优民才能富裕安康，也只有将民安顿好了，才可以安天下。

二、施政之保障：以教养为首，教而后才有礼

儒家以道德修养为准绳的治政手段通过大范围的教化而获得了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明后，兴义府受当朝文教方针的影响，以兴办学校加强教育的方式来完成教化功能，充分展现了儒家“富而后教之”的抱负。府学是明、清时期兴义府的教育行政机构，文庙的设置则是明王朝为永镇边陲，在中国西南地区为了以怀柔而教化边夷之民，实施“移风善俗，礼为本；敷训导民，教为先”政治手段的一种反映。儒家以名教行世，将道德转化为社会风俗，用内在的自律性来约束个体行为，只要名节盛了，当地的风俗自然美了。儒学对兴义府的风俗、名节和民志的确立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在兴义府的竹节词中也有体现，如本地士子张国华的竹枝词：“农务桑麻士气和，朴勤尚俭象峨峨。纵然名以绅衿重，婚嫁中莫辨他。”[17]382充分展现出兴义府当地民风纯朴，勤劳尚俭，在一派男耕女织田园生活中仍不忘“士安弦诵”和“农乐耕锄”[18]379的境况。

要让原本未开化的蛮夷之地转化为谦逊守礼的敦厚民族，必须对其施之教化，对西南之地的教养是历朝在西南地区施政的保障。孔子有言：不教而杀谓之虐。那以什么教之呢？文、行、忠、信。古之教学一般教人以人伦，通过忠孝、礼义、廉耻的教育，让童子学会做人的基本准则，这也是儒家的小学教育。小学的教育充分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的精神，不会因为族类、贵贱而有分别，兴义府当年建立了大量的义学，以事小学教育。康熙南笼通判张士佳在建南笼厅学文移碑中有载“遵查南笼义学，乃明末创建之云南安龙府学，旧学犹存；前厅张调将，因至圣栗主在内，不忍拆毁，详为社学，迨教习苗童，即为义学”[19] 375。这从当时的竹枝词中也可窥得一二， “身虽贫贱重乡评，富贵人家少客行。纵道孝廉乡选贡，相呼同是一先生。”[20] 380从这首竹枝词可看出，当时人們重视的是个人的德性修养，与贫贱与否没关系，人们追求着好的乡评口碑，德高才能望重，富贵不能做为选贡生的标准。当小学的修身教育完成后，才会进入高一级的大学教育，即以治国平天下为重，大学则不一定有同宜资教的要求。从上文可知早在明代，兴义府就已经设学施教了，不过明代的儒学一般以书院作为传播的载体，以此为国储备人才。在《黔南识略》就有云：“旧有九峰书院，新改桅峰书院，为生童肄业之所。有田租以借膏火，不敷者，由府捐给”[21]395。从各种地方志中皆可窥见当朝十分重视对兴义府的教养，认为施政之首则为教养，经过教化的民众才能更好的被治理。清朝政府也沿用了明代之政，且更是大力增加义学以施小学之教，让受教的范围更广。义学，主要施小学之教，教做人修身的道理，且要求同宜资教，对“苗童”也要“教习”。康熙二十九年又将学宫从安龙移入兴义，重建府学，嘉庆二年又改南笼府学为兴义府学。其中包括戟门、两庑等基础建筑都是由当地官员乡绅捐修的，可见当地文风蔚然。学文移碑也有载“本厅查议得南笼府虽僻在边荒，沐浴圣化，人文渐起，设学允宜”[22] 375，兴义府虽然边远，但施政阶层从未放弃过对当地民众的教化。他们深知，教育承担着培养人的职责，是百年大计，育人可以保障社会的延续与发展。通过对个人思想道德、能力的培养可以彰显个人的价值，同时也可为社会整体的存在、演变和发展起到一种导向功能。府志中也可看出当朝者对教养的重视，如“今义学凡六：四门四义学，旧设；西门内义学一，城中央义学一，知府张鍈捐建”[23] 420，这些义学都以田租或租金为修脯，不足费用皆由知府多方斡旋筹措捐俸支助。在清朝末年，兴义府废除科考，原有书院被更改为高等小学堂，虽府学成了过去式，但教化之风已经深植于兴义。民国时期，当地政府也以大力兴办教育来转移社会风气，他们提出“机关学校化，学校社会化，社会家庭化”[24]18将礼义廉耻融入日常生活，以此来培养民众仁爱、信义、和平的美德，从而加强施政的效果，并以此作为执政的精神保障。各地的贤达之士也纷纷捐产办学，一时兴义府学堂云蒸霞蔚，猗懿稳盛，曾在数量上居黔省之首。

儒家修身养性的个体成人诉求从来都是指向对此岸世界的普切关怀，让内圣成为外王的德性担当。儒家的成人在于立足于现世社会，修养己身人格，是为了真正担起“治国”“平天下”的重责。在儒学的长期熏陶下，兴义府的施政者深谙此理，懂得用教化的方式让各民族融合在一起，共同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安身之处。

三、施政之宗旨：培养民众强烈的历史担当

人类社会当中，除了以利益为动机的推力外，还有一种更为高级的动力机制同样影响着我们的行为，那就是责任。儒学是一种关于责任的学说，它有着强烈的历史担当感，类似于今天的道德法则。儒学所强调的君子之道及耻感文化是社会文明的合理性与永久性的基础。儒家提出的是一种道德至上的理想主义，以道统来为政治护航，他们主张实践，践行的目的也是道德理想的实现。正是理性的道德宣扬，才会让社会总体的道德底线更高，才会让社会的成员有一种担当感，这是可推动社会前进的普遍原则。毕竟道德与文化理想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指导作用，道德不会让人沉溺于物欲，不会让心灵归于寂静。受过儒学教化的当地士族层在长期的教化过程中构成了统一的价值认同，他们开始进入政治中心，对国族的发展进行反思，逐步尝试用文化来唤醒人心，逐渐形成了一种历史责任感。如兴义府一名贡生张国华曾做过一首竹枝词“笼山南望见天门，明季由榔驻此城。十八谋臣同殉节，郡人千载祀先生”[25] 380，词中可看出士子们对南明十八学士忠君、舍生、取义的行为深表认同与敬佩。当地人收敛了十八先生的遗骸并修建了十八先生墓，以供后人瞻仰学习。

兴义在明朝时期因产金钗左斛（俗称黄草），被命名为黄草坝。嘉庆二年，仲苖肇事叛乱，地方府县告急，朝庭派兵镇压，当地民众“激愤协力保卫，甚有毁家资募乡勇，以助官兵平乱”[26]。嘉庆帝因此将南笼府改为兴义府以示嘉奖当地民众的忠义之心，后黄草坝成为府属，名为兴义县。由兴义府名称的来历可见当时的民众已经深受儒学的教化之力，在他们心里已经开始形成一种使命感，他们以建立一个安康恬静的生活空间为自己的责任，会自觉地去履行自己的历史责任，上能报国恩，下能立人品。又如道光六年，贵州学政许乃普见苗民“生齿日繁，生计日绌”便上奏朝庭，允许兴义预筹积储，他认为这样可使苗民“平时得资接济，歉岁亦可蓄储”，这也是“抚揖边陲之一法”[27]P9。受儒学熏陶的士子们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活动，他们开始认同儒家并习惯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这让施政的最终目得以更好的彰显，毕竟都是为了安一方百姓，养一方人，这也是儒家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价值在西南地区践行的范例。

四、结束语

在秦汉时期，兴义府与贵州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一样被统称为“西南夷”。始皇帝统一六国后，就开始对西南夷进行政治上的经营，在夜郎、滇、邛都等地设置郡和县，用大一统的思想对民族地区进行潜移默化。两汉与唐朝在西南地区又推行“羁縻”政策，借助原有的习俗，融入儒家的精神。明清之际便开始大力建文庙修书院办学，使得儒学开始对西南夷产生深远的影响。 “少者以長，老者以养”[28]这是儒家大同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同时它也是兴义府的施政最高目的。通过好施政策略透出善的民族精神，以善为中心向外衍化成信任有担当的政制，以无二之心谋取公众的利益，这是儒家的责任担当，也是兴义府施政的初心。通过礼仪的教育，使百姓敦厚质朴，社会和谐；施行仁政以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通过履行道德教化来提高民众的精神素养，从而形成了对儒学的伦理、政治秩序和社会理想的长久认同。这样才能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初心，才会将此初衷践行下去。由兴义府施政的目的、准则和保障上可看出，儒学在兴义府在贵州西南隅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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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涂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