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娃

摘 要 高职院校文化治理的当代主题是建立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职业教育特色的文化体系。这一主题是由制度变迁与制度环境重构的诉求、技术进步内在要求及以“工匠精神”为中心的精神文化建设需求所决定的。墨子思想因其发生与复兴的规律性特征、重“技”的思想内容、兼爱互利的道德观，契合了高职院校文化变迁的阶段性诉求。因此，将墨子思想引入高职院校文化治理，通过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相关课程设置与实践教学安排、相关有形文化建设、校训建设及专题研究等途径，建设符合高职院校组织特性的文化体系，有助于体现高职院校办学特色，丰富其发展内涵。

关键词 高职院校；文化治理；文化觉醒；文化建设；工匠精神；墨子思想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34-0057-07

文化治理是高职院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设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职业教育特色的文化体系，是当前高职院校文化治理的主要任务。2015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行动计划（2015-2018年）》在“发展目标”部分提出：“发展质量持续提升……融人文素养、职业精神、职业技能为一体的育人文化初步形成。”它指明了高职院校文化治理的改革，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基本方向——育人文化。高职院校通过文化治理，形成“育人文化”体系，既需要对高职院校的固有文化体系进行完善、改造，更需要通过“文化选择”，实现文化变迁的创新发展。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进入历史新时期，产业转型升级主导的经济新常态、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时期高等院校的分类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等内外部环境变化形成了历史的交汇。宏观环境的改变助推高职院校文化变迁进入文化觉醒的新阶段。随之而来的文化变迁，既要符合现代职业教育的时代特性，又需要充分反映高职院校的文化特色。结合高等职业教育的特殊性，从历史演变视角来看，墨子及其弟子创建的墨学（下文用“墨子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比较重视“技”的思想流派。它的发生、发展及内容特点与当代高职院校改革的诉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高职院校通过引入墨子思想，创新文化治理范式，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的高职院校文化体系建设内容，从而从改造文化变迁路径，重构文化建设思路方面推进高职院校创新发展。

一、环境变化与高职院校的文化觉醒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作为有机整体包括了制度（人群）、物质和精神三方面的内容。这也是当前文化研究中，文化内涵表述的主流形式。根据这一内涵界定范式，当文化实在的制度、物质与精神产生新的变化时，新的文化选择将成为文化变迁的必然趋势。高职院校伴随着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演进与分类发展的探索，以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由顶层设计到实践落实的推进，其制度环境，技术环境及发展理念都开始呈现出新变化。这些变化已经触及到了高职院校文化的制度、物质及精神层面，文化觉醒（建立在对自身发展及定位的理性认知基础之上的文化变迁行为）必将成为当前高职院校文化變迁的阶段性主题。

（一）制度变迁：高职院校制度文化创新的制度保障

制度安排是影响高职院校发展态势的关键要素，是稳定高职院校办学秩序，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稳固保障。第一，职业教育相关制度安排趋于完善并逐步落实。2010年以来，我国教育发展进入了制度变迁的新阶段，一系列决定高职院校改革与发展方向的政策规范相继出台。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未来十年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职业教育成为这一时期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高职院校，在职业教育改革与高等教育改革相关制度安排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到《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进程不断深入推进，高职院校的招生制度、管理体制、育人机制都被纳入制度安排的范畴。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治理”成为国家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时期，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基本路径得以凸显：以顶层设计引导高职院校进行文化创新。根据制度安排的要求，未来几年，我国高职院校“融人文素养、职业精神、职业技能为一体的育人文化初步形成”。《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中，重点任务之五“学校文化育人创新”的具体内容为，“凝练学校核心文化，总结体现现代职教思想、职业特质、学校特色、可传承发展的校训和校风、教风、学风等核心文化，形成独特的文化标志，……发挥其在学校管理中的熏陶、引领和激励作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创新行动计划（2015-2018年）》也提出，促进职业技能培养与职业精神养成相融合。……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对职业精神养成的独特作用。制度变迁提供了高职院校发展的新制度环境，同时也提出了高职院校文化治理的当代主题——文化创新。

（二）技术进步：高职院校物质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

技术进步是推进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也是影响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第一，经济转型提出了技术创新的需求。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从速度上来看，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结构上来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从动力上来看，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技术创新，也是经济新常态阶段的核心动力源。第二，科技进步提供了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国家重视科技研发，不断加大科技经费投入。从经费条件来看，2005年R&D经费支出2450亿元，占GDP的比例为1.34%，经过十年发展，至2014年，R&D经费支出达到了13016亿元，占GDP的比例为2.05%[1]。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扣除投资与劳动后，科技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不断增加，2000-2005年为43.2%，2004-2009年为48.4%[2]，目前已达到55.1%[3]。第三，“第四次工业革命”提出了技术创新的核心内容。在制造业领域，人们认为，在由越来越多的智能产品与系统组成的整个价值网络中，纵向联网、端到端工程和横向整合将开启工业化的第四阶段——工业4.0。工业4.0致力于生产智能产品、创建智能程序和流程，智能工厂是工业4.0的一个主要特征[4]。第四，“中国制造”进入战略实施阶段，确立了技术创新的中国模式。中国对技术创新的追求逐步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牵引格局。《中国制造2025》在其“指导思想”部分指出，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为目标，强化工业基础能力，提高综合集成水平，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三）理念再造：高职院校精神文化创新的精神实质

理念根植于实践又用于指导实践。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精神文化长期被经典大学理念统摄，象牙塔指涉的“高深知识”成为高职院校精神的本源。高职院校沿袭了传统的大学精神，移植并改造了诸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教授治学、专家治校”等理念。在这种现实下，高职院校的特性与传统大学的一般属性之间存在的冲突，造成了高职院校文化的精神实质的应然状态与其理念体系的实然状态的冲突。在冲突与变革期待的抉择中，塑造“工匠精神”成为化解冲突的一剂良药。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体现在企业的生产和服务过程中，却始于职业教育[5]。因此，高职院校也就称为“工匠精神”培育责任前置的主体，成为“工匠精神”与“技术”生成的场所。

第一，工匠精神是发达国家企业文化传承的核心内容之一。截至2012年，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这些长寿企业扎堆出现在这些国家并不是一种偶然。通过研究发现他们都在传承一种精神——工匠精神。所谓“工匠精神”，其核心是：不仅仅是把工作作为赚钱的工具，而是树立一种对工作执着、对所做的事情和生产的产品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精神。日本式管理有一个绝招：用精益求精的态度，把一种热爱工作的热情代代相传[6]。如日本的秋山利辉创立的定制家具公司“秋山木工”，其企业理念是为客户提供可使用一百年、二百年的家具。他认为，“一流的匠人，人品比技术更重要”，所以在每天的学习中，不仅磨砺学生们的技术，更要锤炼他们的人品，在精神和身体两个方面打好基础[7]。秋山身体力行所体现的精神，是如何将技术内化到自身，进而展现为德性。他的努力方向，是以培养德性来创造技艺上有特殊贡献的匠人[8]。

第二，“工匠精神”开始成为国家职业教育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现代学徒制是现代“工匠”培养的育人制度。《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指出了现代学徒制试点的意义，“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把提高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重要举措。”《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把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积极探索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职业精神培育机制，重视崇尚劳动、敬业守信、创新务实等精神的培养。”其中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高度融合即是对“工匠精神”实质的表达。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的融合，实现了“工匠精神”从企业到高职院校的延伸，并在高职院校中逐步融合了教育理念、实现了内涵创新。

二、墨子思想与高职院校的文化选择

高职院校的文化变迁依赖于生存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新的发展环境中，高职院校亟需一种新文化，或者经过传统改造的文化引导其发展。正如上文所述及的变化，新的制度环境、技术进步及工匠精神建设诉求，提供了高职院校文化变迁的动力，同时，在这种变化的环境中，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经历了文化觉醒之后，逐步进入文化选择的新阶段。如何确定契合高职院校生存与发展诉求的文化，是当前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但是，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不能盲目求新，完全脱离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的双重逻辑的做法，有悖于中国特色高职院校的文化要求。因此，发掘传统文化体系中的经典思想，给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解释，是实现文化选择、推动文化建设的可能路径。墨子思想因其历史定位、科学思想及“工匠”文化而成为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可能选择之一。

（一）社会变革与墨子思想的三次兴盛

任何一种理论或学说的产生、发展或衰落，最终都是由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阶级关系状况等决定的[9]。墨子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其一度成为绝学，期间经历盛衰及复兴的更迭。从发生学视角来看，墨子思想的三次兴盛，伴随着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和社会主流思想的变迁。社会环境的变化或社会思想领域的变迁成为墨子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

第一，春秋战国时期墨子思想的产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生产力方面，如牛耕的使用和铁器的出现。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加剧了贫富的对立。生产力的变化导致了社会阶层秩序的改变，“贵”的没落和“贤”的升起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10]。作为社会新阶层的代表，尤其是手工业者或商人阶层兴盛起来，并有了特殊的分量。新的社会实践和关于社会秩序的新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新观念中，这些社会下层群体日益成长的自我意识和他们的社会要求被表现出来[11]。墨子及其弟子都从属于这些新阶层，在此背景下，墨子倡导“兼爱”，崇尚“应用”的思想主张，与当时社会阶层变化与生产力发展需求相契合。它作为一种相对对立的思想逐步兴起，并成为与儒家并肩的思想流派。《韩非子·显学》 篇，“世之显学，儒墨也。”《顺说》中言及，“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

第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墨子思想的短暂复苏。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战乱与割据势力纷争，文化交流频繁，思想界异常活跃，科技成就也比较突出，儒学为正统的传统文化备受社会质疑。在此历史环境中，《墨经》因其包含的科学思想与科学精神而受到重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子似乎就從思想界消失了，很少被人提起，直到晋朝的鲁胜才给墨家作注，并将其定名为《墨辩》。据《晋书·隐逸列传》的记载，鲁胜是一位对科学有研究的学者，他亲自进行过天文观察，并著有《正天论》。遭乱遗失，惟注墨辩，存其叙曰。我国著名哲学史家黄玉顺先生在《中国哲学史诗·鲁胜》中所写：西晋名家鲁胜称，辨别形名作准绳。若非此公注墨辩，兴微继绝更谁能？数学的诸多定义最初出现在先秦的《墨经》中，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直接征引了《墨子·号令篇》等先秦著作，如“因物成率，审辨名分；析理以辞，解体用图”等论述中，引注了《墨子》的“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墨子·小取》；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墨子·大取》”等论述[12]。

第三，清末民初时期墨子思想重新被重视。清朝末期，封建制度开始逐步走向瓦解，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及其技术不断传入。维护封建帝制、救亡图存亦或构建中国学术发展史的目的，主导了墨子思想的又一次复兴。清代，毕沅校注了《墨子》，其后汪中、張惠言继起，孙诒让集清代众家之大成，撰《墨子间诂》。五四以来，梁启超、胡适、冯友兰、杜国痒等对墨子思想有较多阐释[13]。这一时期，墨子思想不仅被进一步校注，而且由于学者对其批判性建构，使其成为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理论武器之一。正如俞樾在《墨子间诂》序中所写：“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舆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傥足以安内而攘外乎。”[14]墨子思想重新被重视，从根本上来说是救亡图存的需要，但从现实来看，墨子思想重视科技、不畏难不畏困的精神追求，为清末民初的思想理论家提供了与封建势力斗争，与西方科技对抗的中国式武器。

墨子思想的产生、复兴及其重新被重视，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特征：生产力的新发展、社会动荡的历史格局、思想领域的多元化。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正在经历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及文化重构的内外部环境条件的重构。新的制度安排塑造了高职院校发展宽松制度环境，技术创新推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高职院校类型变化（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出现）、现代学徒制等改革思路反映了高职院校发展选择的多元化。这些高职院校发展环境的新变化，提供了高职院校新一轮文化变迁启动的环境条件。总体来看，高职院校的相关变化和墨子思想兴盛的社会环境的特征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这为墨子思想成为高职院校文化选择对象，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背景。

（二）科技思想是墨子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

科学技术是墨子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其内容体系的鲜明特色之一。正如有研究者对墨子科技思想的评价，“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重视理论、崇尚科学的因素，其科技结构认识中，同时具备理论、试验和技术这三个要素。”[15]墨子关于科学技术的认知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由其“应用主义”的知识观决定的，即“能否应用”是其评判知识善恶的唯一标准。

第一，科学技术的内容体系。墨子曾经当过制造器具的工匠，墨子的弟子多来自社会底层的“贱民”[16]，凡事坚持身体力行，讲究通过行为示范来推行自己的政治抱负。《墨子》一书中公输、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等篇，即来自于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实践总结。这些篇章包含了力学、光学、声学、几何学等科学思想及器物制造。如关于机械运动，提出了“动，域徙也”，关于力学，从人体力学方面提出“力，刑之所以奋也”；关于几何学，墨子和他的学生们做了世界上最早的针孔成像试验及镜子成像原理；关于声学，提出了“俚两婴，深平城，置板亓上，<贝册>板以井听，五步一”。数学方面，《墨子》提到了一些几何学概念，如“平，同高也”，“直，相参也”[17]。

第二，“应用主义”的知识观。能否应用是墨子辨别知识善恶的标准。《墨子·兼爱下》语云：“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这就是说，墨子认为能应用的便是善的，善的便是能应用的。胡适将墨子的这种知识观称为“应用主义”。胡适认为，“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方才可知道“怎么做”。知道房子的用处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方才可以知道怎么布置构造始能分别男女内外。人生的一切行为都是如此。如今讲教育，上官下属都应说该兴教育，于是大家都去开学堂，招学生。大家都以为兴教育就是办学堂，办学堂就是兴教育，从不去问为什么该兴教育。因为不研究教育是为什么的，所以办学和视学的人也就无从考究教育的优劣，更无从考究改良教育的方法。”[18]

张岱年也认为，“墨家注重实践，注重应用；与实践无关，不能施之于用的知识，便不是知识。”墨子的知识要素包括名、实、合、为，其中对“为”的解释最为显著：为，即实践。有名有对象，又有相符之关系，如无实践，仍未足以为知，知实以实践为基础。实践含志、行二分。志即目的，行即行动；悬定目的，又依之而行动，是谓为，亦是知之一要素。知识的性质与来源以应用为基础[19]。

墨子科技思想体系包括了科学思想及技术实践，以及比较完整的知识认识论内容。它从知识的发生认识论视角，回答了知识存在及知识应用的一般问题。同时，其思想体系中对科技内容的表述也具有比较高的科技示范价值。当前，高职教育“是什么”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回答，当今高职教育发展正由“为什么要发展高职教育”向“怎么发展高职教育”阶段转型。高职院校受此“应用主义”发展思想主导，亟需回答“怎样发展”的时代问题。在“技术创新”的环境条件下，高职院校的发展能否及时回应“技术进步”，是“怎样发展”的约束性条件。基于高职院校“知识机构”的一般认识，墨子思想体系中的知识论及重视科技，对于高职院校“知识认识论”建构，及高职院校发展回归“技术”，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三）兼爱互利是墨子思想的精神实质

墨子思想之所以能够与儒家思想并称，其人生观也是重要支撑条件。兼爱是墨子思想人生观的核心内容，也是不同于儒家及其他思想流派人生观的主要方面。义利观及尚贤等方面都与“兼爱”的人生观有关。另外，墨子的自然科学研究从属于墨子的“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最高宗旨。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其“兼爱”的产物。

第一，“兼爱”主义。梁启超认为，墨子唯一之主义曰“兼爱”。这也表明兼爱在墨子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墨子倡导的兼爱体现为一种无差别主义。“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以至于，他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可是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孟子·告子门》中论述墨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庄子·天下》论述墨子之学云：“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基于此，张岱年认为“墨子学说表现出了人道主义与科学精神的结合”。[20]

第二，义利相和。与儒家倡导的义利对立观不同，墨子认为义和利是可以共存的，梁启超将之称为“义利一致观念”[21]。《墨子》中提到，“义，利也。”墨子将“义”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万事莫贵于义。”墨子所言之“利”是能使人喜爱的事物，“利，所得而喜也”，主要指向“国家之利”“人民之利”。如墨子提出了说话的三个标准：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其中，“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我们从何辨别行为之义与不义？墨子认为，唯一的标准，即在于此行为之利于不利便不当[22]。墨子重视功利，但又必须以利人爱人等道德原则为前提，因此，还不算是真正的功利主义。

第三，尽职尽责。墨家以为人既非劳作不能生存，则人人皆必须以劳作之义务偿其生存之权利，而且劳作要极其量。其奖励劳作之程度，至于“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公孟》）”[23]。墨子说：“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强听治，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墨子·非乐上》）”这就是说，不论是天子还是贱人，不同于禽兽的根本点，就在于必须从事耕织和听政才能生活和生存，才有社会的稳固和发展。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全社会的人尽管从事的活动相异，但都必须各从其事，各尽其责[24]。墨子以劳动为荣，以劳动所得之利为合义之利，相反，那些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则被斥之为不义之辈。

墨子思想以“兼相爱、交相利”，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观点，呈现出其思想的精神实质。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与墨子的“工匠”出身背景有关，阶级局限性比较明显。但是，其重大现实意义在于，这些思想内容，完善并丰富了墨子思想体系的认识论，与当代倡导的“工匠精神”的实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工匠的实质本来就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表达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执着之情。“工匠精神”总括来说是具有良好的品质，对于所从事的行业，具有一种精益求精、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这与墨子的人生观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中，通过引入墨子思想，弘扬“工匠精神”，既是对中国“工匠文化”历史传统的继承，也是对高职院校文化建设思路的创新。

三、高职院校的文化治理：以墨子思想为主旨的文化建设

高职教育发展逐步进入了另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环境对其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长期以来，高职教育处于“重学轻术”的传统高等教育文化氛围中，受其荫蔽，其文化实质也以“学”为主，职业教育理应比较关注的“术”，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技”，并没得到合理保障。在此前提下，高职院校当前文化治理的核心之一便是：构建“崇技”的文化结构。根据以上论述，墨子思想提供了高职院校“崇技”文化治理的可能选择之一。高职院校文化建设选择了墨子思想，毋宁说是，墨子思想又遇到了一次复兴的机遇。时代选择了墨子思想，同时墨子思想暗合了时代需求。墨家哲学的部分观念，虽然一千余年中无人注意，在现在看来，却是可贵的，但整个墨学的复活，却是不可能的事情[25]。我国高职院校发展已经进入了文化自觉的新阶段，这种文化自觉根植于高职院校的实践，同时，这种文化自觉需要以高职院校发展的“制度自觉”为中心的文化治理。

第一，将墨子思想融入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墨子思想相关的制度文化建设。当前，推进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目的是“通过调整、创新和整合，塑造正确的学校共同价值观，以实现对教师与学生的价值引领”[26]，建设有助于推动高职院校阶段性发展诉求的文化体系。现代大学制度是高职院校发展与改革的基本依据，也是学校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性、合理性的来源。当前，高职院校正在进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探索，将墨子思想融入现代大学制度体系，有助于构建与墨子思想相关的制度文化。如办学理念阐释中，纳入墨子重视应用的思想；将墨子思想写入高职院校章程，将之作为学校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校战略规划中分布推进墨子思想为主体的校园文化建设，同时专门设计墨子文化建设专项规划。

第二，课程与教学中融入墨子思想。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文化育人”。课程与教学是育人实现的直接方式，也是高职院校运行的核心要素。课程方面，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开设与墨子思想相关的通识课程，普及墨子思想；教学方面，墨子思想体系中的科技内容提供了实践教学的直接素材。实践教学中，以墨子科学思想内容为参考，建立墨子科技实验实训室，指导学生将墨子科技方面的相关描述进行仿制与改造，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创新探索精神；德育方面，结合墨子思想的“兼爱”“义利”及“劳作”等人生观，创新德育内容。

第三，建立与墨子思想相关的物质文化标志。当前，职业院校普遍开始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职业教育的特色不突出[27]。以墨子为主题的高职院校文化建设既能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也能反映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特色。如引入墨子塑像，并辅之以科学合理的文字阐释，以物质文化形式确认墨子思想在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当前，青岛市职业教育公共实践基地引入墨子相，作为职业教育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在教学区建立专门的墨子经典语录展示窗口，宣传墨子思想。

第四，构建以墨子思想为主旨的校训。校训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职院校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高职院校校训建设中，可以引入墨子思想，打造以“墨子思想”为主题的校训文化，構筑高职院校的文化特质。大学校训文化特质，笼统地说主要体现在校训内容上，或说校训所提倡的思维方向和行为规范等方面，体现了一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特色与办学传统。我们强调大学校训的文化特质，目的是使我国大学校训建设要有文化特色，通过凸显文化本质促进校训文化建设[28]。墨子思想与校训建设的结合实现了高职院校文化建设与文化特殊性凸显的统一。

第五，开展墨子文化研究。专门研究是深入推进高职院校文化建设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条件。高职院校整合学校研究资源，建立研究团队，在有条件的前提下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开展墨子文化研究，挖掘墨子思想的时代价值。如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就“墨子思想”融入校园文化的主体，已组建了专门研究团队，尝试建构墨子思想进校园的理论可行性框架，尝试开展高职教育与墨子思想研究。另外，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引入名人讲座、研讨会、知识竞赛等方式，拓展墨子文化研究的形式。

參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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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Govern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Cultural Awakening to Cultural Building

——Disscussion on Introducing Mohism into Cutural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i Xiaowa

Abstract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govern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modern times is to build a cultural system which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features. The subject is formed by the effect of mechanisms change and mechanism environment change， technology improvement and the spiritual culture by the characters of the spirit of the craftsman. Mohism may fit the need of the cultural chang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is period， such as the characters of the Mohisms appearance and renaissances， attaching to the technology in his ideological system and the fraternity and mutual benefit in his morality. Therefore， it is useful to introduce Mohism into cultural govern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or building a cultural system showing on character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hich may be useful to reflect the character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nrich development connotation， by the way of modern university mechanism， curriculums and practice teaching-learning， material culture， university motto， special study and so 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ultural governance； culture awakening； cultural construction； spirit of the craftsman； Mohism

Author Li Xiaowa，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hunde Polytehcnic（Foshan 528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