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路

绝大多数人对范和钧在佛海的认知仅仅是1940年范担任了佛海茶厂厂长，在那做了几年茶，但范和均到佛海时其领受的任务要庞大复杂得多，如在佛海以及至车里、南峤进行币制改革、推行法币等。

1940年11月南峤县长张励辉向云南省民政厅和富滇新银行总行报告：当前车（车里，现景洪）、佛（佛海，现勐海）、南（南峤，现勐海县勐遮）推行法币失败，民众因货币纠纷拒售大米，以至佛海米源断绝，猪牛肉小菜均不上市，民食恐慌，华侨出走，情形异常严重。佛海县长梁宇皋到任未及一月，即出国外，一去数月，县里一切行政都交给了范和钧。范一会搞茶叶统制，一会又搞茶叶合作运销，引起民众鼎沸。

范和钧不是到佛海建厂制茶的吗，怎么会陷入到这样的险境中了？故事还得从1939年说起。

滇省货币

1939年4月1日，范和钧、张石城受省茶司委派前往佛海考察建厂事宜。4月10日到仰光。17日，范、张二人将一星期以来在仰光了解到的情况向省茶司经理郑鹤春作了汇报。其中提到建厂“资本要真银子，纸张没用。”就是说，在佛海建立茶厂的货币资金要“银子”而不能用“纸张”。

什么是银子，什么是纸张？在这里范和钧讲的银子是指半开银元，纸张是指新滇币与法币两种纸币。这三种货币当时云南都在使用。这就好像现在市场上有人拿地方政府铸的硬币在购物，有人拿着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在购物，有人拿着中央政府发行的人民币在购物。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显然是不行的。但为什么会这样了？这得讲一下云南当时的货币问题。云南的半开银元是晚清银元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产物，即清政府所批准的银铸币中的2号银元。两枚2号银元换一枚1号银元，所以云南称为“半开”。半开银元成为近代云南流通中的主币，主要是在辛亥革命后至抗日战争前这一历史时期内。1911年，云南“重九光复”，建立了军都督府，并成立了地方金融核心机构——富滇银行。1912年，军都督府发布告示，明令富滇银行“发行各种纸币与银元，一律通用”，从而确立了银元本位，同时还有富滇银行发行的大量纸币充斥市场。在金融日益混乱的市场上，人们“宁要半开，不要纸币”。于是，半开越铸越多，流通愈来愈广，甚至越出省界，进入贵州、广西及四川的部分地区，云南遂成为半开之天下。1927年龙云取得云南政权后，确定“以半开银元为本位”，1932年，富滇新银行宣告成立，发行可以兑现的新滇币，规定半开两枚（一圆）为新滇币的单位，纸币与半开同时在市面流通。至此，“正式确立了以半开银币为单位的地方货币制度”。市面流通者唯富滇新银行的新滇币及半开现金矣。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半开银元和以半开为本位的新滇币在全省流通领域中已居于统治地位，使云南金融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法币”政策，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政府，为维护其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和半独立的政治地位，虽然不得不表示拥护，实际上却拖延，不执行。直到1937年春双方才达成协议，以新滇币作为法币的辅币与法币保持2：1的比率继续在云南流通。于是，新滇币借此与法币一样，成为不兑现的纸币。而原流通于市面的半开银元也借“白银国有”的名义，由富滇新银行进行收兑而开始退出流通领域。

虽然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政府达成了协议，半开退出流通，法币、滇币也不能兑换银元了，但范和钧要去的佛海一带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1939年4月22日晚，缅甸仰光。范和钧在李拂一（时任佛海县教育局长和省立佛海简易师范校长，建立佛海茶厂的倡议者）的陪同下与兴文银行（属云南省財政厅）的聂叙伦先生作了一番长谈，使他对佛海货币问题有了一定了解。在给郑鹤春汇报的第四号函中他描述了以下情况：佛海县一年输出的茶叶价值就达40万罗比（笔者注：罗比又称卢比、缅英属银行发行，缅甸、印度使用），大约合半开100万元。而车、佛、南需用的日用消费品，由外地运入，年需30万元。各种驮运费30万元，剩下的40万元都兑换成半开，被夷人埋入地下，以备来世用。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但我们去是用法币，这生意当然没法做，所以必须进行币制改革。车、佛、南的茶商需用半开，他们怎么弄到那么多的了？原来他们是这样交易的，在缅甸景栋售了茶得到罗比，用罗比在安南（越南）、暹罗（泰国）买日用品除自用外运往思普及滇西一带买卖。在这些地方收取半开又运往佛海。

佛海以至车里、南峤的少数民族和茶商在内外贸易中皆使用半开而不用纸币让范和钧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提出佛海设厂之事，在技术、制茶、运输等各方面无论如何困难，他都能想办法克服，但“佛海、车里、南峤币制不改，任何事业都无从办起，贸易将成绝路……佛厂永不能成立也。”怎么办？范和钧不是一个只会提出问题的人，毕竟留过洋，在上海等发达地区呆过，他提出了一个主意，在佛海办消费合作社。卖日用消费品给老百姓，收法币。这就可以让法币推行开来了。还没进佛海他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主意。

5月7日，范和钧、张石城到了缅甸景栋孟艮。这儿与佛海毗邻，是佛海对外门户。在这个地方他又搞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使他对佛海的情况看得更透了。他研究了此地的日用品贸易。景栋有杂货铺21家，大部分是印度人开设，货物90%都是东洋货，其中以花布和雨伞为大宗。东洋花布大都销佛海，摆夷以其售茶及售樟脑所得之半开购去。范和钧搞清楚了车、佛、南的傣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需要什么，这使佛海服务社今后的经营有了方向。在景栋的调查还让他发现了推行法币的第二个问题：打洛海关，只收法币和半开，不收新滇币；佛海税局收新滇币和半开，不收法币。两家机构都特别喜欢收半开；县长征收的杂捐，只收半开，若缴纸币必百般刁难，对有权利者当然除外，老百姓则得挨着。这不是执法犯法吗？但收半开有着巨大的利益。官价二枚半开换新滇币一元，四枚半开换法币一元，而市面上二元半开就可换法币一元。收费收税收捐都是按官价收的，收半开可获差价一半，都落在了这些官吏私囊中了。

范和钧终于看到了半开问题的另一面——官府的问题。他提出了第二个解决办法，建立政府兑换所，公开对民众汇兑，破掉官员的利益链。

同时他还提出第三个办法。将国民政府在江浙统制茶叶运销办法在佛海实行。即不管官办和民间的一切茶叶运销活动皆纳入中央政府管制。这样在经济活动中也有了推行法币的手段。5月3日他在给吴觉农的一封长信中提到：统制运销问题“极希望中央政府贸易委员会富华公司亲自出马。”

至此，在范和钧还未进入佛海前他已经想到了推行法币的三策：一建立合作社对社会供应日用品、对民众收取法币；二建立官办汇兑机构打击官吏贪墨；三对茶叶运销实行统制，从经济活动上制约半开的使用。应该说范和钧是有相当的经济头脑，他不仅仅只是个茶人。但他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性还认识远远不够，对一个不断贬值的货币前景也不能把握。新的博弈即将拉开帷幕。

1939年5月27日，范和钧、张石城在李拂一先生的陪同下进入佛海，对佛海茶叶和社会经济情况实地调查，并开始试制茶。工作很有成效。10月，因吴觉农要到昆明了解销俄（苏联）的老茶，省茶司急电范和钧回昆，范于1939年11月回到昆明。富滇新银行行长、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省茶司董事长缪云台先生在昆明华山西路私宅设宴款待，作陪的还有省茶司经理郑鹤春先生。范详尽汇报了佛海考察情况。各方相谈甚欢。遂后，云南省政府、中茶公司和省茶司分别作出相应措施：1、建立佛海实验茶厂，任命范和钧为厂长；2、成立佛海服务社，范和钧任经理；3、撤佛海县长李毓茂，由梁宇皋接任；4富滇新银行佛海农村贷款办事处升格为分行，任命梁宇皋为富滇新银行佛海分行经理，后陪义为副经理兼佛海农村贷款办事处主任；5、富滇新银行景栋分行受佛海分行领导，经理罗汉配合佛海分行在车、佛、南推行法币；6、在佛海成立推行法币委员会范和钧为成员之一；7、在车、佛、南实行茶叶统制，凡运出茶叶必须有《中国茶叶公司内销茶叶出运证》，签发人为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办事处主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云南分会主任委员郑鹤春和佛海分处主任张石城。建立佛海茶厂，推行币制改革的力度空前，范和钧提出的三策已完全实现，范和钧获得的权利远远大于同期顺宁茶厂的冯绍裘，各方对他寄予厚望，佛海的大戏开场了。

溃败的法币推行

1940年4月21日，范和钧第二次进入佛海开始他的各项工作。4月底，梁宇皋离开佛海前召开会议，佛海各项事务大多交给了范和钧，另派罗汉前往车里推行法币。梁宇皋接任佛海县长又即离开，干什么去了，不得而知。在他的履历中只知道这期间他曾任英军及驻缅美军联络官，阶是少将。梁宇皋长期不在佛海，范和钧的阵营中少了主帅，但他在积极工作。

5月6日他向郑鹤春汇报：“推行法币案自5月1日起实行，成效尚佳。市区交易法币已能代替现金而取得重要地位。此后继续努力贯彻，四乡各项经济建设始有发展希望。派本厂技术员张石城赴景栋筹设办事处并督策运输事宜。期于最近期内将服社货品及制茶机器运佛，以增进推行法币效力与制茶设备。”雷厉风行，开局不错。

7月25日他给郑的电报提出“紧茶原料已全开揉在即需款拨镍币国币合五万元应急。”这里提到的“国币”当然是指法币，那“镍币”呢？原来在富滇新银行成立前（1932年）云南造币厂还制发了二角、一角的地方镍币，民间普遍还在使用。法币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显然不能。为了应急范和钧还得向现实低头。不过只是使用点镍币还不算大的问题，角力才刚开始。

7月，车里（现景洪）由于推行法币不当引起傣族民众罢市。直接责任人是佛海派来的富滇新银行景栋分行经理罗汉。事件大致是这样：在徐世锜担任縣长期间车里嘠洒、大勐笼的傣族民众就两次武装举事反对设学堂、当兵、积谷、修路等。后经调处得宜，始告平息。张春辉继任县长后又出现事变多次，皆因对民众强迫引起。佛海派罗汉到车里来推行法币，第三任温县长已在重病中。因事关重大，温县长抱病支撑，召开县政扩大会议。决定提前推行法币，并成立党政军学商各界推行法币委员会。对车里推行法币的特殊性也做了分析：主要是，傣族民众不通汉语言文字，不识纸票大小；思普一带法币兑半开的币价已发生很大变化。故推行法币要采取“缓进”，要适合民族习惯心理，不能激起民众生变。

不久，温县长病故。推行法币由罗汉掌控。罗汉背弃了“缓进”原则，实行高压政策，强逼民众兑换法币，且兑换币值远低于市价，民众怨沸。7月15日，车里嘎洒街天，民众拒绝纸币，罗汉带武装用纸币低价强买大量猪肉，激起民变。嘎洒傣族是车里最彪悍的，赶街时是刀枪不离身。当即少数民族群众各出刀枪，大呼杀强迫用纸币的汉人。幸由少数民族百姓相信的高志安和民族头人进行弹压，罗汉一众才得平安回城。但当晚，少数民族百姓又在蛮洒缅寺数百人集会，欲杀强推纸币的汉人并抵制纸币。事态万分紧急。驻车里的部队赵尧营长报告了以上情况。要求将罗汉立即撤回佛海。

同年10月24日，富滇新银行总行电令：“查罗主任办理推行法币，迹近操切，以至滋生事端，殊属不合。除电饬佛海分行梁经理、后副理对于边地推行法币，应妥慎办理，并将该罗主任调回该分行服务，免生事端……”在车、佛、南推行法币的第一回合因用人不当而告失败，富滇新银行不得不撤掉一员大将。同时也意识到“对于边地推行法币，应妥慎办理”。前车之鉴，范和钧似乎没当回事。但消息和影响肯定会传播的。

就在富滇新银行总行电令发出的前些天（10月11日），范和钧报告了几项工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佛海分处成立，张石城到位，茶叶统制可以搞起来了。佛海茶叶联运处9日成立，全县茶号九分之八都参加，成绩圆满。另外他还报告了一个重要情况：佛海连日举行县行政会议，汉傣民众六团体通电申斥南峤县。

范和钧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全县茶号九分之八参加了茶叶联运处实行茶叶统制是件好事，但他把剩下的九分之一推到了对立面，对这些企业的背景、能量和作用远远认识不够。错误之二，掀起了与南峤县的矛盾。三个月前，车里的覆辙还在眼前，这又以民众六团体通电申斥南峤县“勾结外货，搜刮土产强运出国，变卖外汇，以饱私囊，拒法币，断佛海粮食来源。”南峤所在地勐遮是米粮之仓，佛海的粮食、蔬菜鱼肉大多靠此供应。梁宇皋长期离开佛海，务委给了范和钧、县府科长彭克麟。佛海推行法币，南峤民众拒收因而酿成问题。要解决这类问题当然不能强推，而要因时、因势协商解决，必要时还要妥协。通电申斥固然解气，但这些问题的公开化足以再撤掉一个县长，这必然会引起南峤县长的激烈反弹，矛盾激化。

作为佛海推行法币的重要机构富滇新银行佛海分行，经理梁宇皋基本没有履职，副经理后培义到佛海没多久即窜同其族弟后培礼在南峤用现金购买鸦片被查。佛海分行基本瘫痪。

半年左右的时间，车里、南峤已同佛海势如水火，佛海服务社内部及茶叶统制的外部矛盾也在酝酿发酵。

1940年12月17日，富滇新总行致函中国茶业公司请查南峤县县长张励辉告范和鈞有关事宜。张告范的事很多，帽子扣得也很大，但富滇新总行只提出查一件事。就是张提到的，范和钧刚到佛海时由富滇新银行佛海分行农贷所借用很多镍币向民众收茶。镍币由该佛海茶厂负责兑换并盖有蓝色图记。但范和钧将茶买够后仅以数小时之限期布告停止兑换以致商民损失甚巨，民怨沸腾。

镍币是由佛海分行出来的，怎么兑换富滇新总行不会不知道，况且范和钧事先也报告过。这与推行法币并没有多大关系。镍币的币值很小，张当然是危言耸听，欲置范于死地。佛海茶厂是由富滇新总行和中国茶业公司成立的，范和钧也是双方任命的，推行法币在1937年已由中央政府和云南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必须要做。纵然范和钧有错，也是工作措施上的失误，与张励辉所扣帽子完全是两码事。富滇新总行此函也只是做给各方看看而已。中茶公司对此也没表示什么。范和钧躲过了第一个风暴。

但由于实行茶叶运销统制，范和钧与大茶商的矛盾白热化；由于法币不断贬值，实行官方汇兑不但侵犯了地方官吏的利益，而且更让百姓茶商遭受损失。1941年在佛海推行法币也告全盘失败，佛海内部矛盾总爆发。4月下旬佛海服务社召开理事会，出席人：梁宇皋、周文卿、李拂一、郑鹤春、张力牧、范和钧、左固六、彭克麟。由于矛盾激烈，佛海服务社理事会一直开到5月1日。

梁宇皋在理事会上提出范和钧推行法币问题上的三项错误：……推广法币之初成绩极佳，土人均完全信用不敢使用现金，……但现在已觉到有失败之憾了。虽然车南两县不能合作亦须失败之原因……但县府、银行、服务社、中茶佛厂都应负有责任。……推广法币委员会议决各茶商统一不用现金购茶，不用货物换茶，只有法币买茶。如土人拒收纸币，则决定大众一致不买，以促进法币之推行。范厂长亦推广法币委员会之委员，但后来中茶公司即以服务社之货物、食盐向土人换茶，因而其它茶商都对中茶不满，说中茶可以有服务社之货物换茶，而茶商无货物可换，因而纷纷暗中以现金向土人争购，此推行法币失败原因之一。中茶雇员暗中调换现金使用，此推行法币失败原因之二。……范厂长反对并与县府唱反调，茶商现在不能团结，此失败原因之三。

梁宇皋的报告中对范和钧提出了全面指责。这完全出乎范和钧意料，因为范一直认为梁与他是同一阵线的人，对梁一直是鼎力支持。范直言：关于推行法币方面，梁于1940年4月间召开县务会议声明切实推行法币，取缔现金后不久就离开佛海，工作都由法币推行委员会来办。范是中坚分子，以为要真干，结果干了很多傻事。指挥的茶厂及服务社不惜牺牲，忍受种种损失，结果弄到茶厂、服务社百余人盐米俱缺。临县县长还告黑状……

从1940年4月范和钧正式在佛海工作到1941年4月，短暂的一年间，推行法币工作满盘皆输。这是范和钧的失败，也是富滇新银行和中茶公司的失败。但在当时中国抗战初期，国土大片丧失，经济濒临崩溃的形势下，在边地推行不断贬值的法币谈何容易！没有强大的国家经济，哪来的坚挺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