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瑞+李秉祥+牛晓琴

摘 要：管理者权力如何影响业绩压力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选取我国2012～2014年A股主板上市公司為研究对象，以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为例，分析了业绩压力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及管理者权力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公司业绩压力越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越低，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比例越高；而管理者权力降低了业绩压力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转回产生的影响。由此可见，新会计准则颁布后，资产减值会计政策仍为企业提供了足够的盈余管理空间，但管理者权力降低了有业绩压力的企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实施盈余管理的程度。

关键词：业绩压力；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管理者权力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92（2016）06-0030-07doi：10.11847/fj.35.6.30

The Impact of Performance Pressure on Choosing of Assets ImpairmentAccounting Polici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nagerial Power

TAO Rui， LI Bing-xiang， NIU Xiao-q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The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how managerial power influen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formance pressure and companies choosing of accounting policies. Based on sampling China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14， this paper， by investigating assets write-down and write-down reversals， explores both the influence of performance pressure on choosing of accounting policie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managerial power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ater companies performance pressure， the lower their assets write-down proportions and the higher their assets write-down reversals proportions. However， managerial power can reduce the influences mentioned above. Thus， although assets impairment accounting policies still provide enough room for China listed companies earnings managements after new accounting standards promulgated， managerial power can reduce the extent that the companies with performance pressure implement earnings managements through choosing of accounting policies.

Key words：performance pressure； assets impairment； the choosing of accounting policies； managerial power

1 引言

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2007年我国开始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从而进一步规范了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由此，企业对新准则做出的反应以及企业选择会计政策的动因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盈余管理动机成为国内学者探究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时关注的焦点。如代冰彬等[1]，罗进辉等[2]证实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带有明显的扭亏、“大清洗”或平滑利润等动机。黄亮华和谢德仁[3]对拟IPO的公司进行考察时发现，公司IPO前业绩越差，为了增加IPO成功率、提高IPO发行价，将开发支出资本化的比率越高。总之，目前大多国内学者都认为公司利用会计政策选择实施盈余管理，主要是为公司目标服务，如避免亏损、平滑利润以及提高IPO发行价等。而Watts和Zimmerman[4]的“实证会计理论”强调了管理者作为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主体，管理者动机在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和盈余管理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欲控制管理者的盈余管理动机，就必须先剖析其动机的成因，但目前鲜有研究涉及管理者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因素。现代企业普遍实施的与企业利润紧密相联的高管报酬计划、职位考核机制，导致一旦公司盈利水平下滑就会削减管理者的个人收益、威胁管理者的现有职位，从而给管理者造成业绩压力。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管理者不可避免地产生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提升企业利润进而提高自身报酬水平、稳固现有职位的动机[5]。

与此同时，在现代企业运营过程中，管理者影响着企业包括会计政策选择在内的多项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这种影响能力被Finkelstein称为管理者权力[6]。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管理者权利在企业决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大多探讨了管理者权利对企业财务决策的作用，如管理者权力对企业投资[7]、现金股利分配[8]以及高管薪酬制定[9，10]的影响，却忽略了管理者权力对企业会计行为的影响。然而，业绩压力下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可能受到自身权力的影响。因为，面对盈利水平下降带来的业绩压力，权力越大的管理者缓解压力的途径越多[11]，越倾向于更安全的非盈余管理方式，从而减少了使用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这类风险较高的盈余管理方式。然而，现有研究缺乏从管理者角度入手，探究管理者面临的业绩压力能否影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对会计政策选择过程中管理者权力的重要作用关注较少，也未能将三者结合起来研究。

因此，鉴于公司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本文以资产减值准备为例，考察盈利水平下降給管理者带来的业绩压力对企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管理者权力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期为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指导和建议。

陶瑞，等：业绩压力对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管理者权力的调节作用

Vol.35， No.6预 测2016年第6期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业绩压力与资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选择

会计政策选择是指企业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对特定的会计确认、计量和具体处理方法进行选择的过程[12]。企业可根据需要从会计准则允许的多种会计确认、计量和处理方法中选择一种或几种方法。

我国2007年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要求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进行减值测试，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并规定（除流动性资产外）资产减值损失一经计提不得转回；流动资产有减值迹象消失的，可转回前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然而，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折现率的选择均依赖企业管理者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可收回金额”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同时，由于企业所处市场环境不同，流动资产减值后价值是否恢复因人而异，审计人员无法对企业一一核查，导致企业管理者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转回额度上拥有较大的自主权。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的存在，委托人很难对代理人实施过程监督，只能依据期末利润来决定代理人的报酬。因此，一旦企业利润下降，代理人不可避免地产生通过增加企业利润来维持报酬水平的动机[13]。而且当公司的经营业绩大幅滑坡，而使得现任管理者面临被经理人市场上的其他人选取代时，现任管理者也会产生动机通过调高当期报告盈余来稳固现有职位[12]。总之，业绩压力诱发的盈余管理成为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必然结果。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增加减值损失，使企业利润总额减小；相反，转回前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将增加企业利润总额。由以上分析可知，若企业利润下降给管理者带来业绩压力，管理者将通过减少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或增加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比例来提高当期利润进而提高自身报酬水平、稳固现有职位。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1a 管理者面临的业绩压力负向影响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

H1b 管理者面临的业绩压力正向影响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比例。

2.2 管理者权力的调节作用

管理者权力指管理者对公司决策活动的实际控制和影响程度，是管理者综合法定权力、契约权力及非契约影响力的结果[14]。Finkelstein[6]将管理者权力划分为结构权力、所有权权力、专家权力和声誉权力。本文参照赵纯祥和张敦力[7]的做法，未考察管理者的所有权权力，因为学者一般选取管理者持股比例和是否创始人来反映所有权权力，而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水平偏低，平均持股比例不到0.01%[15]。而且，通常民营企业的创始人才可能是管理者，而我国A股上市公司大多是国有企业，即便是民营企业，创始人或实际控制人亲自担任管理者的也很少，平均比例仅为19.6%[16]。因此，本研究从结构权力、专家权力和声誉权力三个维度来分析管理者权力。

2.2.1 结构权力的调节作用

结构权力是基于组织结构和职位层级的影响控制能力。管理者因位居企业科层结构的顶端，而拥有通过控制下属行为和公司资源来管理公司事务的权力[17，18]。

为了降低代理人的道德风险， 企业必须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而机制的运行需要依靠股东、董事会、高管与外部监督者之间的权力制衡才能得以实现。可见，随着管理者结构权力的增大，一方面，管理者可控制的公司资源增多[19]；另一方面，将打破公司内部权力制衡，加之我国企业外部监管机制较弱，必将导致对管理者的约束机制失灵，使管理者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寻租渠道多元化。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实施盈余管理有较高的法律风险和审计风险，是管理者在约束机制弱化条件下做出的次优选择。随着寻租渠道增多，管理者必然会选择更为安全有效的方式。因此，本文认为管理者若拥有高结构权力，将抑制业绩压力诱发管理者通过会计政策来调高企业利润的程度。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2a 管理者结构权力负向调节业绩压力与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的关系。

H2b 管理者结构权力负向调节业绩压力与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比例的关系。

2.2.2 专家权力的调节作用

专家权力指因具备特殊领域的专业知识而对他人产生的影响力。当管理者在企业相关的专业领域有一定特长或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后，便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有效地管理公司事务，就形成了管理者的专家权力[20]。

首先，有高专家权力的管理者专业技能较强，或通过长期的工作积累掌握了大量管理实战经验，对本公司业务较为熟悉，能及时处理企业运营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突发问题。而聘请新的管理者，企业需要支付高额费用，新管理者也需要时间来熟悉公司业务。因此，考虑到人力资源成本，企业因短期利润下滑而辞退高专家权力管理者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其次，拥有高专家权力的管理者因卓越的工作业绩、长远的战略眼光、丰富的工作经验成为团队中他人崇拜和寻求建议的对象[6]，在团队中有助于促进和谐。因此，考虑到团队稳定性，企业不会轻易辞退高专家权力管理者。可见，业绩下降给高专家权力的管理者造成的职位威胁较小，管理者通过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谋取私利的动机也较弱。因此，本文认为管理者若拥有高专家权力，将减小业绩压力对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3a 管理者专家权力负向调节业绩压力与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的关系。

H3b 管理者专家权力负向调节业绩压力与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比例的关系。

2.2.3 声誉权力的调节作用

声誉权力是指管理者因人格魅力、个人名誉、社会地位影响他人对其能力进行判断的能力[17]。这种权力和专家权力一样，也是管理者拥有的一种非契约影响力。

首先，高声誉权力的管理者一般受教育程度较高。高学历人群中成功人士的比例较大，管理者学历越高，结识的精英人士也就越多。其次，高声誉权力的管理者往往在其他外部机构有兼职工作或曾在政府部门任职。名誉和地位对高声誉权力管理者而言尤为重要，因此，这类管理者在制定决策方案时更加注重维护自身声誉。通过会计政策调整企业利润属于应计盈余管理，一旦被审计部门发现，将影响管理者在同行业的声誉[21，22]。因此，本文认为管理者若拥有高声誉权力，业绩压力对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会降低。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H4a 管理者声誉权力负向调节业绩压力与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的关系。

H4b 管理者声誉权力负向调节业绩压力与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比例的关系。

综合上述分析，绘制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14年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样本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并对样本做了如下处理：（1）剔除ST、PT公司；（2）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3）剔除管理者当年发生变更的公司；（4）剔除数据异常和样本缺失的公司；（5）参照叶建芳等[5]的做法，剔除当年利润总额为负的公司，因为亏损公司可能存在“大清洗”行为，即通过多提减值准备把利润进一步做低，以便在未来期间扭亏。因此，亏损公司制定资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的动机有其特殊性，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为了消除极端影响，对连续变量两端进行了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1295家样本公司的3885个观测值。

3.2 变量测量

3.2.1 业绩压力

本文参照叶建芳等[5]的方法，用各公司的利润总额加上当年总资产减值准备的发生额，得到“经减值准备调整后利润总额”。若公司本年“经减值准备调整后利润总额”小于其前一年利润总额，表明管理者当年面对业绩压力，取值为1；否则为0。

3.2.2 资产减值准备政策

资产减值准备政策涉及到计提当年的资产减值准备、转回过去年度计提的流动资产减值准备。本文参考王福胜和程富[23]的做法，用公司本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金额占期初资产总额比例，来考察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比例。由于比例通常较小，所以两者的值均用百分比表示。

3.2.3 管理者权力

本文从结构权力、专家权力和声誉权力三个维度分别选取指标来衡量管理者权力的大小。

（1）结构权力

当管理者在董事会中任职时，其对企业决策的操控能力变大，结构权力得到增强[24]；而且当管理者薪酬远高于其他高管时，其结构权力较大[25]。因此，本文用两个指标来衡量管理者的结构权力：管理者两职兼任以及管理者薪酬与高管团队平均薪酬的比值。其中管理者兼任董事长的取2，兼任副董事长或其他高级职务的取1，其他取0。

（2）专家权力

若管理者具有较高的职称，表明管理者在与公司相关的知识领域取得的成果比一般董事卓越，在董事会中更具控制力。而且，当管理者在企业的任职年限较长时，经验较为丰富，应对企业运营过程中关键难题的能力也较强。因此，本文选取两个指标来度量管理者的专家权力：管理者是否具有高级职称；管理者的任职年限。其中管理者有高级职称的取值为1；否则为0。管理者的任职年限为从管理者上任到统计当年的年数。

（3）声誉权力

本文用两个虚拟变量来衡量管理者的声誉权力：管理者受教育水平；管理者是否在外兼职。管理者受教育以及在外兼職的过程也是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管理者学历越高，结识的社会精英也就越多；在任职公司以外兼职，交际圈就变大，便更加注重自身声誉的建立。其中管理者学历为博士的取5，硕士取4，本科取3，大专取2，中专及中专以下取1。管理者在其他公司兼职的取 1，否则取 0。

由于每个维度都由两个指标构成，故本文参照权小锋和吴世农[17]，姚冰湜等[25]的做法，采用等权平均值法合成指标。将取值不介于[0，1]之间的虚拟变量以及非虚拟变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再求变量的等权平均值。

3.2.4 控制变量

为了使实证结果更加准确，本文借鉴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可能影响企业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其它主要因素加以控制，选取总资产收益率[26]、营业收入增长率[23]、公司规模[2]、资产负债率[27]以及行业[23]为控制变量。

本文的变量定义见表1。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在回归分析之前，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公司的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均大于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而且业绩压力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显著负相关，与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比例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假设H1a和H1b。调节变量与因变量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表明管理者权力对资产减值政策选择的直接作用很小，方便继续探究其对业绩压力与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各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5，VIF也远小于10，因此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4.2 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对业绩压力（自变量）和管理者三种权力（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并构建业绩压力与管理者三种权力的交互项。然后运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来检验假设，回归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4.2.1 业绩压力对资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

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业绩压力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有显著的负向影响（p<0.001），假设H1a被证实；模型7的回归结果表明，业绩压力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比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01），假设H1b被证实。可见，即使在盈利的情况下，企业利润下滑也会给管理者带来业绩压力，管理者将通过减少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以及增加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比例来提升企业利润，进而减小业绩压力。

4.2.2 管理者权力对业绩压力与资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选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模型3～模型5的回归结果表明，管理者的结构权力（p<0.001）、专家权力（p<0.001）、声誉权力（p<0.001）和业绩压力的交互项都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显著负相关，表明管理者权力在业绩压力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之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假设H2a、H3a、H4a被证实。模型8～模型10的回归结果表明，管理者的结构权力（p<0.01）、专家权力（p<0.001）、声誉权力（p<0.001）和业绩压力的交互项与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比例显著负相关，表明管理者权力在业绩压力与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比例之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假设H2b、H3b、H4b被证实。

4.3 稳健性测试

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做了以下测试：（1）借鉴权小锋和吴世农[17]，姚冰湜等[25]的做法，用主成分法再次合成管理者三种权力的测量指标，并检验本文的假设；（2）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年度稳定性，将样本分年度重新检验，以上检验得到的结果同样支持本文的假设，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5 结论与启示

如何规范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是政策主管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本研究首次将管理者权力引入“实证会计理论”，以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为例，考察业绩压力对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并探讨管理者三种权力（结构权力、专家权力和声誉权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即使在盈利的情况下，公司利润水平下降时，管理者也会通过减少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力度、加大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力度进行盈余管理。可见，维持公司盈利水平进而增加个人报酬、稳固现有职位是管理者通过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之一。而且，在引入管理者权力的影响后，发现管理者结构权力、专家权力和声誉权力的增加都能有效降低业绩压力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转回产生的影响。

研究结论对规范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行为以及完善上市公司监督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1）由本文的研究数据可以看出，新准则颁布后，企业在预测可收回金额以及判断流动资产减值准备是否可转回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自主权，仍可利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来粉饰利润。因此，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压缩上市公司在资产减值政策选择上的自主权，以规范公司的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行为。（2）在我国上市公司监督机制弱化条件下，管理者结构权力的增加将导致对管理者的约束机制失灵，管理者寻租空间增大，最终带来公司价值的更大损失。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削弱管理者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 加强对管理者的监督，降低管理者寻租机会。（3）管理者应重视自身专业知识技能的提升和社会声誉的维护。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本文只研究了资产减值准备这一种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 而企业可以利用一组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 而不一定局限于某一特定会计政策的选择，后期可以针对一组会计政策的选择来探究业绩压力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增强研究结果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其次，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业绩压力对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的影响，而现实中，影响公司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的因素还有很多，后期我们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最后，调节变量（管理者三种权力）间是否存在交互影响，也有待后续探究。

参 考 文 献：

[1]代冰彬，陆正飞，张然.资产减值：稳健性还是盈余管理[J].会计研究，2007，（12）：35-42，96.

[2]罗进辉，万迪昉，李超.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结构——来自2004-200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会计评论，2010，8（2）：179-200.

[3]黄亮华，谢德仁.IPO前的业绩压力、现金流约束与开发支出会计政策隐性选择[J].南开管理评论，2014， 17（6）：72-82，138.

[4]Watts R， Zimmerman J.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6.

[5]叶建芳，周兰，李丹蒙，等.管理者动机、会计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基于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金融资产分类的实证研究[J].會计研究，2009，（3）：25-30，94.

[6]Finkelstein S. Power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dimensions， measurement and valid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2， 35（3）： 505-538.

[7]赵纯祥，张敦力.市场竞争视角下的管理者权力和企业投资关系研究[J].会计研究，2013，（10）：67-74.

[8]王茂林，何玉润，林慧婷.管理层权力、现金股利与企业投资效率[J].南开管理评论，2014，17（2）：13-22.

[9]Rajan R G， Wulf J. Are perks purely managerial exces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79（1）： 1-33.

[10]权小锋，吴世农，文芳.管理层权力、私有收益与薪酬操纵[J].经济研究，2010，（11）：73-87.

[11]王克敏，王志超.高管控制权、报酬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7）：111-119.

[12]宋在科，王柱.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J].会计研究，2008，（6）：39-45.

[13]Gul F A， Chen C J， Tsui J. Discretionary accounting accruals， managers incentives and audit fee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3， 20（3）： 441-464.

[14]李有根，赵西萍，李怀祖.经理持股的自主权效应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2，24（4）：1-6，93.

[15]俞丽萍.试论影响企业股利分配政策的因素[J].管理世界，2004，（6）：58-59.

[16]纳超洪，纳鹏杰.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演化博弈分析[J].思想战线，2009，35（3）：76-80.

[17]权小锋，吴世农.CEO权力强度，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业绩的波动性——基于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0，13（4）：142-153.

[18]Brass D J. Being in the right place：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individual influence in an organization[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4， 29（4）： 518-539.

[19]Bebchuk L A， Fried J M.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s an agency problem[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3， 11（3）： 71-92.

[20]Hickson D J， Hinings C R， Lee C A. A strategic contingencies theory of intra-organizational power[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71， 16（2）： 216-229.

[21]Cohen D A， Dey A， Lys T Z. Real and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pre- and post-sarbanes-oxley period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 83（3）： 757-787.

[22]Graham J R， Harvey C R， Rajgopal S.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corporate financial report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5， 40（1）： 3-73.

[23]王福勝，程富.管理防御视角下的CFO背景特征与会计政策选择——来自资产减值计提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4，（12）：32-38，95.

[24]Malekzadeh A R， Mcwillams V B， Sen N. Implications of CEO structural and ownership powers： board ownership and composition on the markets reaction to anti-take over charter amendments[J]. 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Research， 1998， 1（3）： 53-62.

[25]姚冰湜，马琳，王雪莉，等.高管团队职能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CEO权力的调节作用[J].中国软科学，2015，（2）：117-126.

[26]戴德明，毛新述，邓璠.中国亏损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行为研究[J].财经研究，2005，31（7）：71-82.

[27]陈英，李秉祥，李越.经理人特征、管理层防御与长期资产减值政策选择[J].管理评论，2015，27（6）：14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