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浩然的农业合作化小说《艳阳天》在有限的乡村空间和短暂的特殊时间里浓缩了大容量的有关政治、阶级、革命等意识形态化的宏大政治叙事，自然宁静的乡村民间世界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上演幕幕紧张的政治阶级斗争情景剧。其中塑造的四种不同类型的乡村女性形象包含了不同的道德等级，其背后蕴含着政治、民间、性别等复杂话语意义。

关键词：《艳阳天》 乡村女性形象 复合视角 意义

农业合作化小说是十七年时期一股重要的文学创作潮流，涌现出柳青、赵树理、周立波、浩然等知名作家，他们创作的农业合作化小说《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艳阳天》等是十七年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作品。其中，浩然的三卷本小说《艳阳天》较其他几部农业合作化小说更能反映时代政治文化环境对文本内部乡村世界图景的建构与制约。小说在有限的乡村空间和短暂的时间里浓缩了有关政治、阶级、革命等的宏大政治叙事，自然宁静的乡村民间世界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上演幕幕紧张的政治阶级斗争情景剧，使得小说文本呈现出政治与民间互叠的乡村田园图景。文本中塑造的四类不同的乡村女性形象包含了不同的道德等级，其背后蕴含着政治、民间、性别等多种话语的复杂意义。

一、阶级敌人：被革命的乡村女性

《艳阳天》这部小说中的男性阶级敌人是混进党内的革命异己分子马之悦和与正面人物势不两立的疯狂地主马小辫，他们是正面人物政治斗争的对手。此外，为男性反面人物出谋划策的反面乡村女性形象是地主侄女、马之悦的婆娘马凤兰，他们共同构成了乡村民间世界严峻政治、阶级斗争中的反面人物谱系，成为正面英雄人物的革命对象。

十七年文学政治化时代，文学作品中的阶级血统往往和人物形象的身体叙事有着某种联系。《艳阳天》这部小说的人物类型设置显得较为突出，男性人物形象如此，女性人物形象亦是如此。阶级出身纯正如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的人物形象多是充满正能量的美好、积极的人物形象；相反，阶级出身地主、富农的人物形象多是充满负能量的丑陋、变态的反动形象。马凤兰作为反面乡村女性形象，她的地主阶级血统注定对她的身体叙事充满意识形态化的刻薄描写。这个乡村女性是“地主的侄女”，有着无比丑陋的身体外形，让人心生厌恶，“这个四十岁刚出头的女人，早就开始发胖了。本来就不大好看的脸上，两个大胖腮帮子往下嘟噜着，细眉毛，三角眼薄得像张窗户纸儿；头发用一个铁丝卡子卡着，家雀子尾巴似地搭在脖子后边。浑身肥肉，越肥越爱做瘦衣服，瘦裤腿绷得紧紧的，随时都有绷开的可能。这个女人整个看上去像一只柏木筲，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脑袋上那几根毛，一天不知道要掩几回，没事情干也是闲着，不鼓捣它干什么去。”很显然，作为正面人物的阶级敌人，这是一种对地主阶级出身的女性漫画式形塑，她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出身决定了她不配有女人妥帖的容貌，这种有意丑化的身体叙事无疑隐含着叙事者的政治视角，折射出对其深深的憎恶挖苦与讽刺揶揄。

这个地主女性形象不仅外形丑陋不堪，且精神世界充满了暗黑能量，她和地主大伯同样内心阴暗、歹毒不安分。由于失去昔日荣光，对农业合作社充满敌视和仇恨，总是瞅准时机捣乱破坏，蛊惑人心，煽风点火，企图搞乱搞垮合作社，实现阶级复仇。这个反动女人积极为丈夫出谋划策，在乡村民间世界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充当反面力量的中坚分子和马前卒，在系列政治斗争风波中都能看到她积极活跃的身影。她鼓动、拉拢落后人物“马大炮”“弯弯绕”等人和萧长春等正面人物作对，是诋毁英雄的先锋能手；她拒绝参加劳动，露出剥削阶级不劳而获的本性；她善于撒泼耍赖像只母老虎。收麦时她挑唆落后妇女罢工，并想方设法拉拢被教育改造的孙桂英，“我看你这会儿是中了风的老寒腿，不转转天气，是回不过弯来了，”说服不了孙桂英，就离间她和正面人物的关系。在抢麦子事件中她积极招兵买马，挑唆马大炮、孙桂英等人抢麦子，规劝不成之后就和孙桂英对骂。当她看到肖长春的儿子小石头一人玩耍时，她诅咒这时有只狼羔子叼走他该多好，故意引小石头独自上山玩耍，歹毒用心可见一斑。

在政治斗争中，马凤兰最出色的表演是和马之悦共同设计“美人计”。她利用孙桂英对肖长春的爱慕之心，费尽心机、煽风点火把孙桂英拉入到陷阱之中，带头到捉奸现场妄图让英雄身败名裂。卑鄙计策败露之后反咬一口，破口大骂孙桂英道德败坏勾搭自己丈夫，拉干部下水，无耻无赖撒泼的乡村女性形象跃然纸上，这一女性形象与焦淑红等正面女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无论从民间视角还是政治视角，这就是一个外表丑陋、内心阴暗的乡村泼妇形象，更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阶级敌人形象。在正邪善恶的政治较量中，这个地主阶级女性总是败下阵来，最终落得被判刑的下场。

二、“浪子回头”：被拯救的乡村女性

在《艳阳天》塑造的众多女性落后分子形象中，有一位特殊的落后分子，她就是东山坞有名的美人孙桂英。关于孙桂英的叙事归根到底是一个在政治化乡村民间世界中改邪归正的“浪子回头”故事。关于她的精神、道德成长蜕变历程就是一个道德堕落、不务正业、放荡虚荣的乡村女性思想被改造、精神被感化、道德被净化的过程。这个被拯救的乡村女性也是文本中很具有乡土气息和民间本色的人物形象，充满鲜活的生命力和复杂性，其身上蕴含着民间文化和民間精神的复杂内涵，她的成长过程则预示着政治对民间文化、精神的某种改造和民间文化、精神对政治的某种顺从。

孙桂英首次在文本中是以置身政治风云之外的乡村民间女性形象出现的，具有妖艳风流的“狐媚子”特征，是娇气迷人、风韵犹存的乡村少妇形象。创作主体以充满泥土气息的民间视角形绘出她的阴柔之美，关于这个乡村女性形象的身体叙事不乏溢美之词。她二十七八岁的年龄，“细高个子，长瓜子脸，细皮嫩肉，弯弯的眉毛，两只单眼皮，稍微有一点斜睨的眼睛总是活泼泼地转动着；不笑不说话，一笑，腮帮子上立刻出现两个小小的酒窝；特别在她不高兴的时候，那弯眉一皱，小嘴一噘，越发惹人喜欢。”怪不得连村里人都嫉妒地说，“好汉没好妻，癞汉娶花枝，麻子脸的马连福，屋里藏着一个美人儿。”这样一个有着姣好容貌的乡间少妇身上却有着身体“污点”和道德“瑕疵”。她不思进取，好吃懒做，爱慕虚荣，贪图享受，我行我素，一心追求自我自在和世俗欢乐幸福，专心陶醉在对自我生命的妖艳开放中。很显然，这时的孙桂英还是一个未经任何政治思想驯化和改造、充满魅力的乡村民间女子，在她身上民间精神和民间文化中不思进取、自在保守的负面性呈现出来。她的放荡风流的虚空精神心灵世界和她曾遭受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联系，和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和柳青笔下的素芳有着某种相似，其身上丰富复杂性正是乡村民间世界“藏污纳垢性”的鲜活标本。正如陈思和指出：“民间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概念，它是一个包容一切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的污秽、苦难、野蛮却又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生活空间，有关这个空间的文化形态，又总是能够比较本色地表达出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情绪世界。”[1]

这个世俗妖媚、野性自在的乡村女性在东山坞复杂的政治、人际关系中处于尴尬境地：公爹马老四是道德高尚的饲养员，丈夫马连福是出身贫农却“又长期住在这个中农、富农的窝子里”并与他们气味相投的队长，她自己又和反面女性马凤兰有曲折联系，是“马凤兰表侄女的干妹子”。正因这种复杂联系，这个独特的乡村女性形象就有了被两种政治力量拉拢、利用、改造和拯救的可能性。从主观方面说，这个为先进分子女性们所不齿的落后女性有着向善向美的内心渴求和良好意愿。尽管丈夫对她百依百顺、体贴入微，她还是对高大正直、为人正派的萧长春充满爱慕暗恋与崇拜心理，对如意圆满的爱情充满渴望，甚至感叹自己的婚姻是错配鸳鸯。因此，这个不完美不纯洁的乡村女性形象被反面人物利用成为“美人计”陷害正面英雄就有迹可循。最终结果自然是设计师马之悦偷鸡不成蚀把米，阴谋败露，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英雄不但能过美人关，相反还能感化、改造美人，可见政治对民间的改造总是见缝插针的。此时的萧长春诚心规劝孙桂英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要再自甘堕落、执迷不悟。他语重心长告诫孙桂英：一心追求真正的快活是和大家一起劳动，为集体出力。至此，自作多情的孙桂英终于清醒过来，懂得了是非羞耻，为自己的荒唐行为而追悔莫及。认为自己对萧的引诱是“魔鬼缠身”“狐狸精附体”。在萧长春的安排下，焦淑红和马翠清对孙桂英再次深入地进行思想教育改造，“只有参加劳动、参加斗争、才能改造思想，提高觉悟；要不然，这一回上当，往后还得上当哪！早晚你得自己把自己毁了！”萧长春还悄悄到将孙桂英母亲接到她家，规劝女儿改邪归正。幡然悔悟的孙桂英决心痛改前非，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完成了人格精神的升华和质变，成为被拯救的“浪子回头”形象和合作社集体中的“新人”形象。

被拯救后孙桂英与马凤兰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她与马凤兰较量中脱口而出的乡村俗语表现其作为乡村女性泼辣机敏、伶牙俐齿的一面，也透出作家对乡村民间话语的娴熟运用和乡村民间话语本身的泥土气息和鲜活性。当她不再上马凤兰圈套时说：“咱们是打碎的盘子敲碎的碗，扔到坑里，撒在道上，你捡不回来，也对不到一块儿；咱们是井水不把河水犯，后脊梁对着后脊梁，各走各的路，各投各的店儿！”“我是就着星星喝的迷魂汤，趁着月亮吃的糊涂药，狗吃日头那会儿，我把白天当黑夜。回头一想啊，我惊了梦，醒了魂，一宗一件全都明明白白，我算睁开了双眼认识了你！”“咱们是云南的老虎，蒙古的骆驼，谁也不认识谁。”洗心革面的孙桂英不但成为热爱劳动的妇女，还努力争当积极分子，这是一个被拯救的落后乡村女性形象。

三、落后分子：被批判的乡村女性

《艳阳天》塑造了一群以“马大炮”“弯弯绕”为代表的自私狭隘、一心发家致富、精明算计的落后男性形象。在这群落后男性形象中，有彻底思想转变的韩百安、马连福。而作为富裕中农的“马大炮”“弯弯绕”和他们的女人“瓦刀脸”与“把门虎”形象在小说结尾处留下一个未完成的叙事。作为被批判的乡村女性形象，“瓦刀脸”“把门虎”与焦庆媳妇构成落后女性形象的代表。除了焦庆媳妇，对“瓦刀脸”“把门虎”这类女性形象的叙述可以看出她们和她们丈夫不像孙桂英、韩百安、马连福那样从精神灵魂深处心甘情愿地皈依、融入集体，而是心有不甘地被迫向农业合作社低头，她们的思想境界仍然处于原地踏步的“道德洼地”。她们内心发家致富的个人梦想或许从来不曾放弃过，只是在时代政治话语的强势压制下暂时收敛，她们的单干愿望只因担心受到批判打压而被迫压抑隐匿。可见，被批判的乡村女性形象叙事中隐含着政治话语无法规约的复杂人性的丰富内容。

这类落后的乡村女性形象集人性的劣根性于一身：自私自利、精明贪婪，有好处就上，有便宜就捡是她们的精神标签。从“瓦刀脸”和“把门虎”的绰号中可感受创作者对她们的批判挖苦意味。這类落后的乡村女性形象在文本中自然是作为被批判的角色而存在。小说对“把门虎”形象描绘很有特色：“虽挂个虎字，并不凶恶，对丈夫倒是非常地温柔；从来不吵不闹，连重点的言语都没有，和和气气地就把事办了，也把丈夫给管住了。这女人能算计，会节省，妇女群里百里难挑一。”这是一个非常有城府和心机的乡村女性，她胡搅蛮缠，故意侵占老实人的土地。她对“弯弯绕”的时间管理非常苛刻，即使有人找他谈话，她也要乘机给他找些活儿干，生怕浪费了自家时间。她一心只关心家事，对于门外事儿不感兴趣，连乡村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搞不懂。在小说结尾，受马之悦鼓动利用在抢粮等系列风波中，落后分子们没占到便宜，“弯弯绕”听到广播分粮食的消息后，赶紧出去要领粮食，她反倒不忙，拦住说：“是什么，咱们也别忙；一听分麦子又往头跑，跑出错来怎么办？你挨整还没挨够哇？”此时是一个被政治斗争整怕的乡村女性形象。

“瓦刀脸”则是男人的应声虫，男人说风，她便来雨，男人说哭，她便掉泪，典型的夫唱妇随。在闹粮荒风波中他们故意打哭自己孩子展示糠团子演戏哭穷，回到家里这个乡村女人赶紧拿出金黄色的米饽饽让闺女偷偷吃。当一家人摆满一桌子碗筷正吃饭时听到门外敲门声，吓得他们赶紧停止吃饭，这个乡村女人忙让孩子把盛饽饽的篮子提到后院羊棚里并嘱咐盖上草，从侧面可看出乡村的政治氛围给落后人物带来的心理压力。在收麦子过程中，她和“把门虎”磨磨蹭蹭，想方设法偷懒耍滑。受到马凤兰的挑唆，她们怨声载道闹意见说风凉话，对农业社表达不满。在系列政治风波中，她们积极主动，努力抗争的原始心理动机就是为实现自家单干的自由和发家致富梦想。当得知粮食分配方案仍按劳动力分配时，“瓦刀脸”后悔莫及，哀叹早知这样下场应该大人带小孩都去抢工分。可以看出这些落后的乡村女性和她们的家庭是无力对抗强大的政治潮流的，他们的最终妥协不过是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为不再吃亏受批判而被迫放弃，隐匿自己的单干梦想。

另一落后女性形象焦庆媳妇也是做着单干梦的主儿，她三十八九岁，“一心想发家，起早摸黑地苦干，小日子就上升了。”她处处跟“弯弯绕”这样的富裕户比较，比不上人家，就急得跺脚，睡不着觉。她善于亦步亦趋，处处跟富裕中农学，看到“弯弯绕”家种谷子，她也指挥丈夫种谷子，就连人家养几只母鸡，几只公鸡，她也照着学。遇到政治是非问题时她说“管他哪一伙，谁给我办好事儿，我就向着谁！”焦二菊让她和“弯弯绕”等人划清界限，答应她分麦子后把自己的送给她，这个目光短浅的乡村女人就高兴得眉开眼笑。这也是一个一心为私、争强好胜的乡村落后女性形象。

四、革命“女汉子”：被讴歌的乡村女性

与阶级敌人和落后分子的乡村女性形象不同，处于“道德高地”的劳动女性形象以焦淑红、马翠清、焦二菊为代表，她们是东山坞乡村女性中的积极先进分子典型。总的说来她们的精神气质呈现雄化的粗放、豪放的男性特征，缺失女性特有的细腻柔弱与楚楚动人特质，这也是故事讲述的时代和讲述故事时代这类乡村女性形象的缩影。劳动中，她们当仁不让，忘记自身性别，和劳动男性处处比赛竞争，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乡村女性。政治斗争中，她们的精神和心灵深处充满对萧长春这类正面男性英雄的崇拜意识，具有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积极主动走到政治权力较量的舞台，和正面男性形象一起经历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和历练，未婚的先进女性由此收获自己美满幸福的爱情。这类乡村女性作为革命“女汉子”形象被讴歌赞美。

焦淑红是中学毕业的小知识分子，又是农业合作社的团支部书记，“她是二十二岁的姑娘，长得十分俊俏，圆圆的脸蛋，弯细的眉毛，两只玻璃珠似的大眼睛里，闪着青春、热情的光芒。”由此可看出她也是美貌女性，但她不把容貌作为自身炫耀嫁人的资本，而是追求高远理想。这个道德纯净、心灵单纯的年轻女子决心在农村天地有所作为，在政治斗争中不断成长。在爱情幻想与选择上，她对高大、伟岸的正面人物萧长春充满崇拜和仰慕之意，并不断向他学习，在并肩战斗中逐渐加深并对他发生爱情是自然而然的结果。焦淑红看不上油头粉面、贪图享受、作风不良的“小鲜肉”马立本也是情理之中，因为他们在政治思想、人生理想方面本来就不是“门当户对”。

另一积极分子女性形象是马翠清，她嫉恶如仇，大大咧咧，毫无心机、活泼单纯。她年纪“十八九岁，比焦淑红胖些，也矮一点儿。一身秀巧的打扮：瘦袖口，瘦裤脚的短衣裤，腰里还扎着一条皮带，手里也提着一根木棒，威风凛凛，很有点像女游击队员的气魄。”从中可见她缺少一种柔和的女性气质，更接近那个时代被雄化的“铁娘子”形象。她们就像“姐妹花”，如果说焦淑红在关系个人终身大事的爱情方面是目光与思想追随正面男性英雄萧长春，被社里抚养长大的孤儿马翠清在个人的爱情方面则是要求憨厚老实的男青年韩道满追求进步并要他积极改造父亲韩百安的落后思想，同样看重政治思想上的默契与交流。马翠清做事说话颇有女汉子风格，说话直来直去，当她听说要自己做孙桂英思想工作时立即反感和不满：“大懒婆，大破鞋呀！快让她远儿点，我怕她的臭气熏了我！”“说服，帮助？去她妈的吧，不拉出她来斗争，就便宜她了。”一个快人快语，口无遮拦，一个缺乏女性温柔略带粗鲁的“假小子”形象跃然纸上。做孙桂英工作时，焦淑红用政治话语说服教育她。马翠清则直接发火恨其不争：“孙桂英，你瞧你像个什么样子？好像要拉你进屠宰场！”“你当是让你下油锅呀！”“你真是个怪物，一会儿像条狗熊，一会儿又变成英雄了。”“全对你揭底儿吧，要不是他让我们来，我一辈子都要拿你当个坏蛋对待！”这个脾气急躁的乡村少女劳动起来可不含糊，当暴雨即将来临，垛起的麦子要被雨淋时，她带头回家把炕上席子揭下来盖住麦垛，其他人纷纷学习她也回家拿自家席子盖麦垛，从而保住了集体劳动成果，这确实是先进分子的典型之一。

妇女主任焦二菊是“四十多岁的女人”，“又粗又壮，站在那儿像一根柱子”，这种形象描绘几乎看不到女性美感和女性气质，加上她风风火火、咋咋呼呼的脾气，从形象到气质是更加典型化的“女汉子”形象。她的本色民间话语与政治名词奇怪混合在一起，显得多少有些不调和，但并不影响她精神世界的高尚、思想境界的先进和心灵世界的纯粹。

五、乡村女性形象的价值意义

由以上四种乡村女性形象类型可以看出：不同类别的女性形象具有不同的道德等级，从政治视角的观照，她们分别是敌人、“浪子”、落后分子和先进女性。从民间伦理角度观照，她們的精神思想品质是无德与有德、自私与无私、私心与公心、阴暗与光明的区别。政治文化和民间伦理的结合，使得她们的道德等级具有政治意义。但是正如王蒙认为：文学创作中，“往往真善美一方的人是胸怀宽广的、无私的、伟大的、善良的、正自的、淳朴的，另外相反的一些人是懦弱的、奴颜婢膝的、自私的、虚伪的、阿诀奉承的、八面玲珑的……但它的这种文学模式、思维模式往往并不符合，或者并不特别深刻地反映生活，另外，人们常常把感情、无私、爱都放在正极，相反把恨、自私、保守都放在负极，但人类的生活并不是这么简单。”[2]

综合来看，从政治视角、民间视角和性别视角观察，这些乡村女性形象的塑造背后具有政治话语、民间话语、男性话语的复杂性。小说除了对乡村美妇孙桂英的心理进行细腻深入的刻画之外，男性作家对其他乡村女性形象的把握更多是一种外部把握和文学想象，即通过其外在行动与语言表现她们的个性与政治主题，她们精神心灵的细腻性、私密性、丰富性和作为女性本真体验与自我表达是无法窥见的。所以，这些乡村女性形象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和男性的附属，就是说，她们在文本中是从属于不同类别的乡村男性形象的，并和他们共同构成不同的人物谱系而没有真正女性自我的存在。归根到底，这些乡村女性形象从属于政治话语、民间话语和男性话语。

这和作为无产阶级的农民作家的政治理念思想与乡村民间人生阅历经验是密不可分的。作家认为作品创作的目的是为革命斗争服务。结合小说创作的三年时间，这是讲述故事的政治环境不断强化的时代，故事讲述时代的政治斗争也愈来愈呈现白热化趋势。从第一卷至第三卷，乡村田园日常生活和日常平缓的乡情伦理叙事显得日益萎缩，政治叙事愈发惊心动魄，剑拔弩张的斗争图景触目惊心地呈现在乡村世界，并和外界更大的空间发生着复杂紧密的联系。因此，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色彩愈加浓厚，这也是创作主体政治意识逐渐强化的过程。

当然，抛开小说文本紧张、激荡的政治斗争内容，作家对乡村男性人物准确的心理把握，特别是对带有历史内涵的乡村落后男性人物的心理把握与刻画是很见力度与深度的，无疑，这和创作者的性别有关。他们极其鲜活而富生命力的民间话语共同形成小说政治主题之外的艺术魅力，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民俗价值。

注释：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2]王蒙：《小说家言.王蒙谈小说》，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84—85页。

（李彦凤 贵州兴义 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56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