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可一旦讲话，又往往妙语连珠，最著名是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被教育工作者奉为圭臬。陈寅恪赞誉道：“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人一旦寡言，便会让人觉得嚴肃、刻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回忆父亲时曾说：“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

这倒是真的。梅贻琦酒名远播，朋友甚至称其为“酒圣”。1947年，抗战胜利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之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一杯没落，足足喝了四十多杯。孙观汉在《清华和酒》一文中写过：“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梅贻琦日记1941—1946》一书，跨度六年，共有一千七百余则日记，涉及饮酒的不下200处。梅贻琦平素少言寡语，日记里也是惜墨如金，每天虽仅寥寥数语，但仍颇有兴味。

有一次在重庆一心饭店吃饭，饭菜不佳，但渝酒好喝，他后来写道：“慢饮闲谈颇以为快。”满足之感，读之扑面。相反，若是酒不好喝，或是酒没有喝好，菜肴丰盛，他亦有遗憾。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冯柳漪太太做饭，菜甚适口，惜主人不善饮，备酒稍少耳”，或“有好酒，但惜善饮者不多耳”，或“午饭菜肴亦好，惟酒不佳”，又或“晚黄仁霖请客，菜颇好，惜无酒耳”。

梅贻琦酒品甚佳，李济曾著文说道：“梅先生在宴会中饮酒总保持着静穆的态度，我见过他醉过，但从没见他闹过酒，这种‘不及乱的态度令人尊重。”他也常喝醉，但醉后总会反思，担心与人添麻烦。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未得进食即为主人轮流劝酒，连饮数杯，而酒质似非甚佳，渐觉晕醉，原拟饭后与诸君商讨募款事，遂亦未得谈。十点左右由宝弟等扶归来，颇为愧悔。”又有：“席间饮大曲，酒杯颇大，五杯之后若不自胜矣，临行竟呕吐，主人以滑竿送归，益感不安矣。”

酒品见人品，在梅贻琦身上可见一斑。

梅贻琦不仅爱喝酒，对美食也颇有兴趣，日记中对日常饮食着墨不少，在哪儿吃，和谁吃，吃的什么，味道如何，经常会不厌其烦，一一记录。如1941年5月18日，弟弟梅贻宝携妻子到昆明，梅贻琦请二人到五芳斋吃午饭，日记中写道：“菜味甚好，有虾仁、田鸡、鲤鱼、烧肉等，共八十元，尚非太贵者。饭后又往利泰食冰汽凌，每位二元五角。晚上吃汤面、稀饭。” 1946年1月8日，有这样的记录：“一点余始到王家，因包饺子至二点余始食午饭，携酒快饮，颇饶逸趣，韭菜包饺尤为适口，任性吞食，总在二三十之间。”

梅贻琦虽喜欢吃，但对过于丰盛的宴席，总“嫌太费”“嫌铺张”，觉得“当此（抗战）时期，不合规式”。1943年1月15日，他去英国使馆吃午饭，饭菜很简单，他在日记中写到：“以视吾国人之奢靡，殊有愧尔。”后来到台湾，也只是爱吃各式小吃而已，吃得最多的可能是炸酱面，常常评价某家炸酱面“甚好”。

这些无伤大雅的爱好，把看似冷冰冰的“寡言君子”还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热爱生活的、可爱的人，更突显了梅贻琦刚毅的性格，高洁的修养和博爱的精神。

责任编辑/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