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晓霞

摘 要：思想对人类行为方式有着决定性影响。民族思想在某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能为某阶级代言，成为政权统治工具。思想史的研究对人类社会把握历史进程及文化传统有着巨大的作用，解剖思想体系及其根基极为重要。当把焦点投入到日本思想研究史上，荻生徂徕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学术存在。荻生徂徕在古文辞学上形成了他极具政治优先色彩的思想体系，符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其古文辞学理论中几乎蕴含了他的精神中的全部因素。

关键词：古文辞学；徂徕学；儒学思想；文化

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112-03

日本从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的江户时代是其思想最为丰富多彩、缤纷复杂的时代，本土神道、儒学、国学、兰学等各有所成，各种思想自由迸发，不同学派相互攻讦渗透，群芳荟萃，百花争艳，勾勒了日本思想文化史上极为辉煌的篇章。荻生徂徕恰是在这个思想空前活跃时代的产物。他提倡古文辞学，并以此为出发点和方法论，构建徂徕学思想体系。

一、关于荻生徂徕和徂徕学

荻生徂徕（1666-1728）是日本德川时代中期的哲学思想家，古学派中的萱园学派（又称为古文辞学派）的创始人。日本进入德川时期后，朱子学逐步成为统治阶级的强有力的思想钳制武器，并在封建体系强化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官学。随着德川统治的稳固，社会进入安定期，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以自由为形态的商品经济促进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自由之风盛行，受各种思想、学派的冲击，朱子学地位急剧转下，并促使了徂徕具有特异性的思想的形成。概括说来，徂徕初期尊尚朱子学，50岁后受中国明朝文人李攀龙（1514～1570）和王世贞（1526～1590）的古文辞学影响，思想发生转变，开始批判宋学，发展自己的学说体系，推广古文辞学[1]。徂徕从古文辞学出发，并以此为理论根据驳斥朱子学及伊藤仁斋的古义学，最终标新立异地确立了古文辞学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被统称为徂徕学。徂徕以古文辞学为依据指出，道是一定历史的产物，同时也具备超时代的意义。道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具体发挥作用时，会根据各种具体情况而出现不同的形态。从这种观点出发，徂徕区分了“制礼者”、“传礼者”和“行礼者”，即制礼者是上古圣人，传礼者是孔子一门，而“行礼者”就是在当代社会实践“礼”的统治阶级[2]。徂徕以此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行为提供合理依据。

二、古文辞学

古文辞学是徂徕思想的出发点和方法论，古文辞学的提出标志着其思想由朱子学转向古文学。徂徕提倡直接研读经典，通过对最早的儒学文献的严谨研究寻找伦理的指导，从而获悉“先王之道”。徂徕从语言的角度出发，指出语言在传递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而且在历史变迁中语言本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以现在的语言去解读古典，会失去古典的意义。徂徕指出，宋儒的注释本身已经是当时中国的口语，翻译简洁精譬的古典文言已破坏了原意，而日语训读又是对宋儒注释的再翻译，相当于再一层的破坏。同时，语言只能表述事物的大概轮廓或某个侧面，企图以语言描述事物，反而更加偏离事物的本质。古文辞学的方法就是废“训读法”，提倡“拟古”，重点在于掌握古人的意格声律的“技巧”，主张通过对规范的文本的模拟训练，脱离自己，把自己投入到对象中，使主客体融为一体。后人即使不理解古言的意义，但只要掌握了模拟古诗文的技巧，就能达到惟妙惟肖[4]。徂徕认为，道德根本存在于“六经”所記述的历史事实中，所以他推崇六经。指出宋儒因不识古文辞学，以今文释古典，最终背离了古典本意。而仁斋提倡的古义学，也是以《孟子》释《论语》，无可避免对圣人之道的歪曲理解。他认为，古代与现代、中华与日本有关人类生活的基本事实是相通的，由于历史存在古代语言中，所以接近历史必须再现古代语境，古文辞学就是通过对古语的实证研究无限地接近古代世界的原貌，从而确认先王之道的真实本质。徂徕正是以这种思维方法为根据，开始了他的学说探究，最终构建了具有“政治化”特色的思想体系。

三、古文辞学形成的历史现实因素

徂徕提倡古文辞学并以此为出发点和方法论不是恣意的，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必然产物。不仅有其主客观因素，更有着深厚的历史社会根基。

（一）主观因素

徂徕和大多数日本学者一样，中年以前一直以朱子学为宗。后来受伊藤仁斋学说的影响，开始对朱子学提出质疑。当时仁斋的学说因大胆和新颖名闻天下，徂徕通过其弟子送去书简请教，尽表敬仰之情。然而出于各种原因，仁斋始终没能与他见面。不料仁斋死后刊行的《古学先生碣铭行状》却公开了此信，使得徂徕的自尊心大受伤害，从此愤而对仁斋展开了人身攻击，以批判仁斋的形式开展了自己的理论阐述，务求处处压倒仁斋。仁斋批判宋儒，独尊思孟，徂徕就连思孟一起攻击，以古文辞学为依据，指出仁斋以《孟子》解释《论语》，照样是以今文解释古文，依旧无法脱离程朱之学的范畴，提出比思孟更早的“六经”中心主义。徂徕企图超越先行者而把比先行者的思想依据更古老的学说设为起源的这种时代追溯，正体现了富永仲基所提出的“加法原则”。富永仲基在分析佛教宗派和经典中提到，佛教的前身婆罗门教最初提出的天国是一个相对于地上人间的理想国度。但后期的宗派为了实现超越，便把自己的天国置于原有天国之上，在原有的“天”上增加了一层。这样新宗派的不断出现，“天”被不断叠加，最终导致婆罗门的天国达到二十八重、三十三重之多[5]。这也是古文辞学的重要性格之一。

徂徕提出古文辞学的另一个契机是他与中国明代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的文学理论的邂逅。他们当时为了矫正明代文坛的弊风，提出了“文则秦汉，诗则汉魏盛唐”、“不读宋以后之书”等口号，并将自己的文学主张命名为“古文辞学”。徂徕是中华文化的崇拜者，得以邂逅中国文学家，对这一通过复古来沟通古今的学问方法视为至宝，并以此为出发点和方法论，从中推到并琢磨出关于翻译、注释、解析等相关方法，并直接融入到古典中，进而提出“先王之道”，提倡通过复古来沟通古今的这一学问方法，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客观因素

徂徕古文辞学的形成与当时的历史发展密切联系。作为德川成立期的官学，朱子学的义理为其“马上得天下”的幕府政权提供合法性根据。他们根据四书的义理之学，将宇宙和人类两大因素密切融合，通过直线纽带思维将天理和人性、气与人欲、人与圣人、知与道德、德与政治等连续缜密地排列，这种一丝不苟的思维特征体现了一种冲击一部分就能破坏全部结构的整体秩序性。横卧在整个思想体系的正是一种“守静居敬”、“格物致知”、“人皆可成为圣人”的主静的乐观主义[6]。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朱子学所夸耀的逻辑谨严的整体性遭到质疑。这时社会需要一种新的精神支柱，古文辞学应时而生，徂徕正是以这种崭新有效的方法论抨击朱子学义理注疏的过失，最终实现儒学政治化的根本重建，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更好的思想武器。

徂徕经历了元禄、宝永、正德和享保四个年代，亲眼目睹了日本封建社会的由盛转衰，为他的思想体系提供了社会背景和基础。元禄时期的兴盛以生活欲望的昂扬为前提，同时也反过来刺激生活欲望的高涨。这种刺激首先通过商人社会的奢华生活呈现，随后武士也被这种风俗同化，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农民的生活欲望也随之逐步提高。在这个华美艳丽时代的背面，威胁封建统治的力量正逐步酝酿。政治统治从土地事实上的使用收益关系中脱离开，封建统治的根本正逐步丧失。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武士地位的沦陷、农民生活的日益贫困；财政的混乱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了财政窘迫；一系列货币政策和财政改革已无力彻底解决根本矛盾，反而使得经济生活愈发混乱；被挤到最低生活线的农民试图在疯狂的起义中求得生存，各种威胁到封建政权的因素蜂拥而至。这些因素导致德川社会最初的大动荡，但未能击溃封建社会的根本。“处在统治社会立场的社会里，当自身的生活基础因社会的一些变动受到动摇的时候，敏感的头脑中首先所萌发的就是危机意识，‘政治性的东西从而也成为思维的中心”[7]。这些给荻生徂徕提供了儒学政治化的社会契机，但当时的社会学派林立，思想学说非常活跃，这也是他自立体系面临的艰巨挑战。因此，以古文辞学为依据，把研究焦点投射到中国上古三代的文物制度，是其成功的最重要的一步。

四、古文辞学的意义

（一）研究方法方面的价值

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论，古文辞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古文辞学主要承担先王之道的方法论任务，但同时受徂徕自身意识的影响，本能地促使文辞考证研究本身成为目的。古文辞学创立了儒学经典研究的新方法，引入了一种新的实证考据的方法论概念。尽管徂徕学在考据学上尚存诸多问题，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实证考据学，但它的提出和运用无疑给学术界带来了一股新风，是学术领域的创新，对日本古典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徂徕意识到语言的局限性，从语言与思想的角度出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语言哲学。他提倡的“拟古”主张，探索先王之道的崭新方法，是学问方法的创新。受他的影响，无论是萱园派还是反萱园派，都把对语言的关注作为学问的基础。他以后的近世语言论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从中国到日本的空间的回归，一是从古到今的时间的回归。同时，徂徕古文辞学方法论提出后，为了追求古典精神，探索先王之道，就必须努力地再现古代语境，脱离现实的自己，把自己投入到研究对象之中。这种将自我对象化的过程就包含着认识主体的自我变革的因素，进一步促进思维水平的发展。他主张学者首先将自己变为认识的主体，这一观点是非常有意义的。

（二）古文辞学的思想价值

荻生徂徕以古文辞学为基础，批判宋儒不明古今差异，歪曲圣意，主张直接到中国上古三代探索先王之道。实际上徂徕的古文辞学也一样是在“辨名”、“辨道”的过程中构筑自己思想体系的，目的是为具体的社会关系服务。从这种意义上讲，徂徕的古文辞学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实证主义的考据学，而是把中国儒学思想解读为日本现实社会政治统治所需要的道德规范。这种为了适应日本具社会而对中国儒学的改造，是有日本特色的思想创新行为。

日本古代民族意识及其思想传统无疑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华文化的巨大能量和万丈光芒使得日本感到差异的悬殊及将被同化的恐惧，在不得不学习和接受中华文化的同时，为了维护其民族本位，反射地进行了思想层面的自我抗争。

作为日本思想史上著名的硕儒，徂徕的思想阐述将日本儒学推至极限，也预示了日本近世儒学的终结，被后世评为“江户儒学”最为光辉也是最后的一面旗帜。

参考文献：

〔1〕田原嗣郎.徂徕学的世界[M].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

〔2〕丸山真男.日本思想政治史研究[M].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

〔3〕源了圆.德川合理思想的系谱[M].中央公论社，1972.

〔4〕西田太一郎.日本思想大系36-荻生徂徕[M].岩波书店，1973.

〔5〕富永仲基.現代佛学大系29-出定后语[M].佛教大系刊行会.

〔6〕冈田武彦，等.朱子学大系（第六卷）-朱子语类[M].明德出版社，昭和56.

〔7〕王青·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