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玲玲

摘 要：从文化全球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孝经》典籍译介的意义，从遣词造句、句意传达、文风把握、翻译策略四个方面论述了《孝经》五个译本的成就与不足， 并剖析其根源，提出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译介策略。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孝经》；典籍外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100-03

“文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上的一切文化以各种方式，在“融合”和“互异”的同时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1]。中华典籍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是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典籍外译不仅有利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重振中国话语影响力与传播力”[2]，同时也有利于吸取他族文化之精华，在交流激荡中产生旺盛的创造力。本文从文化全球化的角度出发，探讨《孝经》典籍译介的意义，在总结目前《孝经》典籍外译的成就与不足基础上，提出“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译介策略，以期推动典籍外译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孝经》典籍译介的意义

《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学的经典著作，多个版本入选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孝经》倡导的孝文化，是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语有云：“百善孝为先。”《孝经》开篇便提出：“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尽管现代社会高速发展，然而人们越来越忽视自身内在素质的提高，重物质享受轻精神发展，常常目中无人而不尊重长幼秩序，国内外概莫能外。可见在文化全球化大潮中，“孝”文化已经是当代社会和世界亟待汲取的营养。《孝经》作为经典典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美的文学价值，相关研究逐渐升温（见左图）。对《孝经》译介出版，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孝经》典籍译介的成就与不足

《孝经》一直是译者们争相研究的对象，目前主要有五种译本。最早的译本为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所译，并于1835年出版。随后，近代英国汉学家、传教士理雅各对《孝经》进行了多次解读，其英译本于1879年面世。华裔汉学家程艾凡翻译的《孝经》于1908年出版。中国译者刘瑞祥和林之鹤翻译的《孝经》译本于1998年出版。美国的罗思文、安乐哲为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的大师，他们从哲学角度，结合中西文化差异对《孝经》进行了全新解读，并于2009年正式出版。在外译《孝经》典籍过程中，译者对其文风和遣词造句的把握，不仅让中西语言在不断的磨合中交融，更是一种文化艺术的再现和再创造，他们为汉语典籍的译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本，也留下了需要我们认真总结反思的研究空间。下面从遣词造句、句意传达、翻译策略、文风把握等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遣词造句

中国典籍用词追求精简凝练、意境优美，这对外国译者带来极大挑战。对于《孝经》里的“天”、“孝”、“席”等专有名词，由于文化、宗教思想以及思维方式等的不同，即使考经据典、穷本溯源，也难达成一致。对于“孝”的翻译，除了罗思文、安哲乐用“family reverence”来释义外，其他译者则译成“family duty”或“filial piety”。此外，对普通名词“四海”和多义词“患”等的翻译也是状况百出。对于外国译者，文化的假设现象是导致专有名词误译的重要原因。译者若从自我的宗教思想出发，在某种程度上滤掉了原文的文化精髓，就无法准确无误地传达原语的文化理念。唯有中国译者刘瑞祥、林之鹤在词的把握上比较到位，将文本的内涵表现的淋漓尽致，却很少涉足译文的背景和注释。理雅各译本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对字词的考究从时代背景出发，探究其深意并注释，这为想要探寻中华文化奥妙之处的读者提供了参考。对句式结构的把握上，外国译者的译文有些许瑕疵。裨治文的译文句式简短，离散句较多，没有再现原文优美的四字结构。而理雅各的翻译，力求再现原语的风貌，句式冗长，从句使用频繁，但过多的注释喧宾夺主，削弱了对文本表达功能的掌握。刘瑞祥、林之鹤的译文为保全原文的对称结构，对原文未呈现之处进行増译，导致篇幅过长。程艾凡译文为追求流畅通达、通俗易懂之效，改移、删译之处略多，导致译文臃肿冗长。比较来看，外国译作句式使用灵活，用词丰富多样，但句式结构的把握不尽如人意。而中国译者在句式结构的保留上则是不遗余力，将四字结构、对称结构等承载着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行文表现得出神入化。

（二）句意传达

中国文化典籍句子短小精悍、蕴含深刻，想要将原语的暗含意义精准地表达出来，不仅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还要有超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外国译者对中国的“孝文化”了解较浅，对典籍里的专有名词、普通名词、多义词等把握不到位，导致句意的传达出现偏差。裨治文译本出现句意偏差的地方最多，且前后译文连接不畅，读来有些拗口。相较而言，刘瑞祥、林之鹤和程艾凡的译本句意表达则比较到位，不仅最大限度地忠实原文信息，而且寥寥數词便将原文的暗含意义表达出来。罗思文、安哲乐译本抛开宗教思想，用西方哲学思维来诠释儒家经典，对《孝经》的英译本附有主要术语汇集，对专业名词等采用音译的策略，句意传达准确，再现原文的风貌，是继理雅各译本之后堪称完美的译本。

（三）翻译策略

理雅各译本采用的是文献翻译策略，以直译为主，并附有相关注解和文化背景知识介绍，而其他四位译者采用的是工具型翻译策略，力求行文流畅。从另一个角度看，只有裨治文译本的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其他译本则以“异化”为主。由于各个时期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要求、意图等不同，采用的策略也不尽相同。采用文献翻译策略和“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能最大程度的再现原语的语言特色与文化内涵。采用工具型翻译策略和“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译文则会略显呆板，文章前后衔接不畅，无法完整的保留原语的风貌。对那些涉猎中国文化不深的外国读者而言，裨治文的译本无疑是最佳读本；对于那些想要深层次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来说，它却远远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

（四）文风把握

译者只了解译文的文化背景是不够的，还要选用合适的翻译策略，才能把握好原语的风格。作为最早的《孝经》译本，裨治文为中华儒家经典对外传播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其“以今译古”的翻译思维是导致其文风失真的重要原因。从文风的把握上，程艾凡和裨治文的译文相对平白简易、流畅，摈弃原文的风格而独立门户。对文风的把握比较到位的，刘瑞祥、林之鹤的译本对原语文风把握最为精准，行文流畅。奈达说：“在风格方面，翻译在于用译语中最贴切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3]由于汉语是刘、林的母语，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双语文化心理素质较高，对字句之间的神韵把握也很精准。综上所述，裨治文受中文不熟及掌握资料不齐全的限制，译本有不少不如人意之处。理雅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较深，英语表达熟稔，其译本措辞精准，忠实原文，至今仍被奉为经典译作。程艾凡译本用词简易，行文流畅。本土学者刘瑞祥、林之鹤的译本文意畅达、用词精准。罗思文、安乐哲译本从哲学角度出发，摒弃了西方宗教观念，展现了译文的另类风采。然而，对译本误译等问题，即便是林、刘这样的本土大家也会有“失蹄”，由此可见要深掘和揣摩透《孝经》的文化内涵，并非易事。

三、“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译介策略

鲁迅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方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姿态。兼顾这两方面，也就是‘归化和‘洋化的统一。”[4]《孝经》典籍外译，为使译文尽量忠实原文，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质，采用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最佳。但由于文化中的不可译性，以及考虑到读者的文化背景，单一的采用某一翻译策略并不太可取。例如：“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到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侍（理译：attend upon on；俾译：（sit） by his side；林、刘译：sitting；罗、何译：attending；程译：sitting）天下（理译：under heaven；俾译：the whole empire；林、刘译：throughout the kingdom；罗、何译：the empire；程译：the world）。席（理译：mat；俾译：seat；林、刘译：seat；罗、何译：mat；程译：seat）。

在处理具有厚重文化色彩的名词时，各位译者的译法不一，如对“席”的英译，理和罗、何的译本将其译为“mat”，而其他三位译者译为“seat”。古代中国人都是席地而坐，通过设席的多寡呈现等级，布席的种类示尊卑，是等级森严制度的一种体现。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将“席”译成“mat”，从保留源文化、表现其内涵义和传播原语文化的角度来看，更为精准，彰显中华文化的个性。“侍”即侍坐，在古代是显示尊卑和等级的一种方式，侍是卑贱的。因此理译本将“侍”译成“attend upon on”，何、罗译本的“attending”，比其他译本的“sitting”更能表现文本的内涵义和文化色彩，更能适应原语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的传播。“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微观思维方式和微观文化特征，这使读者从隔岸观火转到身临其境”[5]。要想完美呈现原语的文化特征，捕捉到词和句的暗含义，同时便于国外读者更好地阅读理解中国典籍，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是最佳的选择。

由于文化的差异，在译入语文化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的词即空白词，只能在功能上取得对等，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如将“天下”译成“heaven”、“empire”、“kingdom”或“the world”都是带上了一定西方色彩的，虽在词义上取得了一定的对等，但是无法将中国文化的内涵准确表达出来。叶子南也认为：“极度归化的译法会抹去许多风格、艺术、文化的特征，从而影响译文的真正价值。”[6]“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译者要时刻留心辩证地处理种种矛盾對立的关系，避免‘过和‘不及，好的译作正是黄金分割中那完美的契合点”[7]。

在结构的把握上，刘、林的译本则精准地再现了原文的对称结构和风韵，对传播地道的中华文化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由于中西文化和语言结构的差异，翻译中出现的空白词汇是无法填补的，这就需要译者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灵活运用翻译策略。文化全球化是各国文化相互输入、输出的一个过程，要想让世界各国了解最原始、古朴、优质的中国文化，采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是上策，能最大程度上的将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酣畅淋漓地彰显我大中华的文化魅力。

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典籍译介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华，孝文化有利于重塑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也为世界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的真实文化身份提供了一种途径，从而使《孝经》的价值和意义得到充分展现。

参考文献：

〔1〕孙晓玲.文化全球化的再定义[J].中国文化论坛，2003，（10）：154.

〔2〕裘禾敏.典籍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J].出版发行研究，2014，（07）：83.

〔3〕Nida Eugene A.& Taber Charles 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4〕屠岸.“归化”和“洋化”的统一[A].翻译思考录[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5〕张学斌.穿越语言文化差异[A].翻译思考录[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6〕叶子南.论西化翻译[A].翻译思考录[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7〕柯文礼.文学翻译与哲学[J].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4）：76-81.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