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摘 要：本文从社会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个人主观感受因素三个维度出发，选取15个自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是否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阶层意识、对未来的预期、生活满意度以及对居住地环境满意度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在国家层面，应继续推进社会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社会政策，减轻农村居民的负担；在社会层面，应营造一种和谐、积极向上、充满希望的社会氛围，使农村居民能够时刻保持对未来的希望，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关键词：幸福感；影响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4-0067-04

一、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现状

古希腊时期梭伦将中等财富视为幸福应具备的五个要素之首，莱德博在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也表明，高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体验到较多的负向情感。此后，便展开了在国家内和国际间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西方对SWB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研究的描述阶段和理论建构阶段，目前已经进入了理论深化阶段。

学者苗元江（2004）认为幸福首先必须有物质生活条件，性别、文化、目标、健康、婚姻与人际关系都影响着幸福感。学者陈有真、贾志永、周庭锐（2009）从幸福感的内涵和结构出发，认为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包括：人格特质因素、社会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情形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五大类。学者王健、孟庆跃、Winnie Yip等人（2009）通过对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文化程度、相对经济状况、失眠状况、心情抑郁和时间压力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影响。学者温晓亮、米健、朱立志（2011）则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1990—2007年的中国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近20年来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下降趋势，性别、年龄、健康、婚姻、教育和工作，以及相对收入和社会失范都影响着主观幸福感。学者边燕杰、肖阳（2012）从生命历程论、社会融合论、地位分化论的视角分析对中英两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年龄、健康、地位分化、社会融合程度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且英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高于中国居民。学者刘美秀、王夏华、汪正忠（2013）通过对CGSS2006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认为教育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先呈现促进效应后转变为抑制效应。学者陈文、陈华（2013）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经济收入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关系，但与幸福并无必然联系。而居住环境、睡眠时间、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指数的4个主要因素。学者陈志霞、李启明（2013）采用主观、心理和社会幸福感综合幸福感量表分析发现，不同城市类型、社区类型、文化程度、婚姻状态的居民幸福感具有不同的特点，经济收入、人格特征、社会支持和城市管理是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学者徐映梅、夏伦（2014）从“收入-幸福悖论”现象出发，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分析，发现协调好经济与居民需求之间的关系能够切实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学者党云晓、张文忠、余建辉等人（2014）以北京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和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框架的分析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户籍归属地、制度因素、工作时间和迁居对个体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学者杨东亮、韩枫（2015）基于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发现：流入地区差异、教育程度、流动距离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户口、流入时间则没有显著性影响。学者杨建科、雷鸣、张磊、边燕杰（2016）基于对2010年的西部综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西部居民与东部相比，幸福感总体不高。认为身心健康、身份特征、地位差異和社会融合依然是影响西部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变量，是从更高层次上影响西部居民幸福感的重要维度。2016年，学者孙计领在《“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一文中利用中国数据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通过实证的手段研究了民生满意度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提高收入并不一定能够一直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但提升居民满意度是提升幸福感的一个非常稳健的方式。在影响民生满意度的微观个体因素中，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的满意状况对于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收入和民生满意度呈倒U关系；受教育程度、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对于民生满意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综合而言，现有的关于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大都认为经济收入、教育程度、户籍归属地、生活满意度以及阶层认同等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所以，本文以CSS2013的调研数据为基础，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归纳已有的关于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选取社会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个人主观感受因素三个维度，15个因素作为自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主成分回归，对影响因变量幸福感的自变量直接进行剔除，只保留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文主要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3年所做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3）数据，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年最终获得样本10206个。我国西部区域包含12个省、市、自治区，本文主要研究的对象是西部地区，但由于CSS2013年的调查数据未包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所以本研究的对象是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广西11个西部地区。删去缺失值之后有效样本为6968，样本构成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测量变量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居民幸福感，在CSS2013调查问卷中，关于居民幸福感的问题是“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您同意这个说法吗？”一共有7个备选项，分别是：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同意”，3表示“不太同意”，4表示“比较同意”，5表示“同意”，6表示“非常同意”，8表示“不好说”。在这里，我们将比较同意、同意和非常同意的选项归为“幸福”，将其余的选项归为“不幸福”。所以，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一个二分类变量。

2.自变量。本文在此选取了社会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以及个人主观感受三个维度共14个自变量来分析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因素，自变量的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三、研究结果

结果如表3所示，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阶层意识、对未来的预期、生活满意度、居住地环境满意度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家庭人口数等社会人口因素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不产生影响。学历越高，其幸福感越高，但是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教育程度的影响不是很大，这可能和农村居民对于教育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农村地区因为教育资源、教育机会以及家庭经济的影响，“读书无用论”依然长期存在，很多人并未接受更高的教育，再加上周围人接收教育的水平没有太大的差异，农村居民主观上的对比并不强烈，所以致使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太高；有配偶居民的幸福感要明显高于无配偶居民的幸福感，且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比较重要的因素。在经济因素中，家庭收入和家庭收支情况都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也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学者陈文、陈华的研究，经济收入对于居民主观的幸福感有影响，但是对幸福并无影响；是否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也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长期以来，农村地区一直存在着“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人们的医疗支出占了总支出很大的一部分，致使农村居民在其他方面可用的资产减少，一旦医疗和养老的压力有所减轻，对于农民幸福感的提升影响很大；个人主观感受因素方面，农村居民的阶层意识对于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很大，自我归结为社会上层的农民相比于自我感觉为下层的居民幸福感更高；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预期高的居民其幸福感更高；生活满意度越高，幸福感越高；对居住地环境越满意，其幸福感越高。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主要因素的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阶层意识（1.237）、婚姻状况（0.655）、生活满意度（0.524）、对未来的预期（0.395）、医疗保险（0.243）、养老保险（0.217）、居住地环境满意度（0.073）和教育程度（0.018）。

四、结论

综合分析可知，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是否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未来的预期、生活满意度、阶层意识以及对于居住地环境的满意度都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国家应继续推进农村地区的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会政策，减轻农民的医疗和养老负担。除此之外，应加快“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阶层意识、生活满意度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等主观感受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很大，所以，营造和谐的、充满希望的、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加强基础设施等建设，提升广大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才能让广大农村居民对未来充满信心，才能提升農村居民的幸福感。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