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东

摘 要：本文针对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中一些作品出现的“概念化”倾向，提出了“地方经验”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分析了“概念化”在小说中的呈现特点和产生的原因，说明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经验”的文学性内涵，并且通过新世纪以来一些重要作家的创作分析，论述了“地方经验”在小说创作中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新世纪小说；概念化；全球化；地方经验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5-0165-07

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当代社会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城乡文化的融合趋势日益强烈，地方性的文化特点也在发生着变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如何理解“地方经验”与新世纪小说创作的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文学审美在本质上与感性的、经验的、情感的内容是分不开的，这一审美特点决定了“地方经验”在作家写作中的意义。当下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许多小说对于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社会现实缺少深切的理解和把握，对于地方生活经验的呈现是不够的。作家缺乏地方性生活经验或者由于各种原因在小说中没有呈现出丰富的经验性生活内容，其小说往往就会出现“概念化”倾向，提出“地方经验”问题的原因就在这里。那么，全球化背景下各“地方”趋同性因素的增强与文学写作的“概念化”有必然的联系吗？两者之间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从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重视：1、世界性的文化观念会带来知识分子新的文化、文学观念，这种新的观念如果没有和本土生活融为一体，从“观念”出发的写作往往缺少切实生活经验的支撑，容易出现“概念化”的问题；2、当一个国家进入到世界化的发展进程中时，已有的社会结构形态会发生变化，作家对现实社会的变化如果没有深刻的理解，没有把变动的生活纳入到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依靠所谓“新理论去演绎生活”，其创作也会出现与现实脱节的“概念化”问题。因此，在新世纪的文化语境中，怎样理解“地方经验”以及“地方经验”在小说创作中的价值和意义就成为特别重要的文学问题。

一、小说“概念化”与“地方经验”的文学性

突出“地方经验”在小说写作中的重要性，就是要求作家避免“概念化”写作，与他所生活的“地方”有着深刻的血肉联系，有进入生活的独特思想能力、对话能力和审美能力。

网络文学类型化写作的概念化问题暂不讨论，因为网络文学与资本、文化消费、娱乐性阅读等捆绑在一起，以其通俗性、虚拟性等手段，削弱了文学与实际生活世界的联系，这是需要另文专门讨论的问题。仅就严肃的纯文学作家而言，一些小说写作的概念化倾向也是明显的。如果说上世纪1950年代至1970年代小说写作中出现的“概念化”是图解政治性的主题，那么，在今天小说创作中出现的“概念化”则是图解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以西方理论为出发点观察中国问题而形成的一些普遍性的看法，譬如传统意义上乡村的衰败和伦理道德的缺失、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欲望化生活、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孤独和痛苦的，等等，当这些普遍性的看法没有和本土真实生活的复杂性相结合时，表现在小说写作中就是写乡村必写乡村如何衰败，土豪恶霸怎样控制了乡村的生活；写农民工必写农民进城后遭受了多少不公平的待遇，年轻的男女青年怎样被逼进了“男盗女娼”的生活，等等；写自然生态的破坏必写人如何残暴、残杀动物进而激起动物的报复，或者简单写工业化进程对环境的污染，等等；写城市的白领生活必是男欢女爱、升职争斗，再加上夜生活的灯红酒绿和欲望释放，等等。这种概念化写作在小说文本中表现为缺少切实的生活经验和内容，故事情节发展缺少生活逻辑的支撑，人物的运行似乎直接由作者控制，想让他（她）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人为编造的痕迹太浓。这种从概念出发并形成相似的呈现形式的小说写作，无疑削弱了文学进入生活和人心的能力。这种概念化的写作倾向在当下产生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1、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纯文学”观念的影响下，认为只要讲好故事、有精致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和引人入胜的结构形式，表现了世界的荒诞性、生命的孤独感就是好的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潮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对于先前僵化的写作模式是有力的突破，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但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下产生的新潮小说是以“西方个人主义”哲学为基础的，这种极其个人化的形式追求對于重视社会化、伦理化情感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有点隔膜，一旦小说的技术化、形式化追求离开西方个人主义哲学和生活逻辑的基础，演变为一种“纯粹的形式”而不是“有意味的形式”，就会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产生距离，而有图解概念之嫌，甚至沦为无聊的文字游戏和类似于动漫之类的文化玩具。2、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影响。韩少功在《文体与精神分裂主义》中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他说：“一个中产阶级日益庞大的社会里，文化过剩的真相其实是文化缺位。以前是‘文学高于生活，现在差不多是生活源于文学并且高于文学了。以前是‘理论高于生活，现在差不多是生活源于理论并且高于理论了。从表面上看，文化营销轰轰烈烈五彩缤纷，但世界历史和现实生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旧的解释系统力不从心，越来越不能与人们内心最深处的焦虑接轨。倒是很多在现实生活中摸爬滚打过的普通人总是有书本之外太多惊人的故事和太多奇妙的想法，为文人墨客们闻所未闻。”1在这里韩少功指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影响下，文学陶醉于自我的营造和幻想中，不仅失去了解释世界和社会的能力，而且与日益变动的社会现实脱离了联系，与现实脱离了内在联系的“自我呓语”和“理论演绎”很容易导致创作的“概念化”。3、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由于各“地方”趋同性文化因素的增强，人们往往会以西方已有的理论为参照来理解“中国问题”，在小说呈现生活的过程中，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现实复杂性，这一问题后面还要谈到，在此不再展开分析。如上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都和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概念化”有关联。在这些作品中切实的地方生活、文化经验以及在这种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独特思想能力和审美能力是不够的。

面对文学创作的概念化倾向，提出重视“地方经验”是必要的。二十世纪初周作人就针对当时文学创作的“概念化”提出了这一问题。他在《旧梦》一文中说：“我于别的事情都不喜讲地方主义，唯独在艺术上常感到这种区别。”2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他详细的说明了这个观点：“这几年来中国新兴文艺渐见发达，各种创作也都有相当的成绩，但我们觉得还有一点不足。为什么呢？这便因为太抽象化了，执着普遍的一个要求，努力去写出预定的概念，却没有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果当然是一个单调。我们的希望即在于摆脱这些自加的枷锁，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1他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太是真实的思想和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2周作人的这些话有如下几层意思应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1、周作人所说的“地方主义”是针对艺术创作而言的，在其他方面讲地方性未必合适，或者说这个“地方”是文学性的，在文学写作范围内讨论是有意义的；2、地方主义与作家的创作个性是密切相关的，包含着作家对于实际生活的体验和思考；3、强调地方性的个人化生活经验是为了反抗普遍性的、抽象的概念对于艺术的伤害，避免单调。周作人所处的二十世纪初的历史背景虽然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语境有所不同，但提出的问题对我们今天讨论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那么，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中我们怎样理解“地方经验”的文学性呢？

二、何谓“地方经验”的文学性

依据周作人先生的说法，作家把切实的地方生活内容和经验纳入到创作过程中，让思想从自己脚下的土地上产生，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中产生，是避免小说创作概念化的有效途径。那么，在新世纪的文化语境中，如何理解地方经验的文学性呢？讨论文学的地方性经验，必然涉及到文化全球化和国内城镇化发展趋势两个大问题。全球化和城镇化不仅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在改变着文学的审美内容。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全球化文化背景下的地方经验。何谓全球化？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一开始，它是指商业市场、金融贸易、政治交往和文化传播等超越国家的或大洲的领域，扩展为环绕世界的大舞台。而在后来这一概念被修改，用来指称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这一现象中全球和本土不是那么对立地作为两极并列在一起，互相排斥的因素互相融合或生存；奥尔布罗用一个贴切的短语，把它称为“相悖的二元性”（paradoxical dualities）。‘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的过程，罗纳德·阿克斯特曼写道，它推动着把世界设想为一个地方的全球意识的展现，而与此同时，‘存在着维护地方自治、本土主义和本土认同的强大压力。斯图兰特·霍尔坚持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全球化，决不是这样一个事物，它以系统的方式创造着相似性，把一切事物卷入其中，实际上它努力超越了特殊性，超越了特定的空间、特殊的种族特点，努力完成了对特殊认同的动员。霍尔断定‘因此本土和全球之间始终有一种对立，一种延绵不断的对立。”3结合如上学者对全球化的理解，我所理解的“全球化”有如下两个主要特征：1、“文化全球化”是由经济、金融、贸易等的全球化带来的结果；2、全球化的文化发展趋势带来了国别、民族之间文化的趋同性，但是在“趋同”的过程中，“全球化”与“本土性”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冲突。与此相关的文化权力、多元文化主义、殖民批评、民族主义、人口流动、身份认同等等问题成为全球化文化理论的研究内容。本文无意进一步梳理和讨论这些问题的内涵，但“全球化”研究中的一个观点应引起重视，这就是“如果全球化出现，并且文化同一化的影响变得显而易见，那么辩证地看，本土文化的异质性将会受到重视”4。与全球化相对应的“本土文化”，由于各个“国家”融入世界体系的进程以及各自文化之间的差异，其“地方经验”的内涵及呈现形式也是有区别的。对于中国大陆而言，正在推进的“城镇化”发展策略，也在改变着各区域的地域性文化经验，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金融、贸易等与“全球化”是无法分离的，换句话说，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中国是与“城镇化”的发展分不开的。由于城镇化、市场化改变了原来城乡之间相对疏离的关系，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乡村已有文化经验和生活方式、审美方式趋同性因素不断增加，各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不断地缩减。在新世纪以来全球化和城镇化的历史背景下，区域之间文化同一性的增强，为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在小说写作中维护审美经验的差异性和生活经验的丰富性。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趋同性文化因素的增强并不意味着已有的理论具有普遍性的解释能力，没有和本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理论也不足以成为我们的“思想”，在“本土”或“地域”的范围内，所谓的“趋同性”文化因素会由于和“本土”“地域”的结合而变得异常复杂，如果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这种复杂，用已有的理论去解释生活，小说写作就会导致“概念化”。由此作家如何理解、表达地方性经验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在文化研究中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包含着对文化多样性的肯定，文学作为文化的构成部分，强调文学的地方性经验，自然包含着和文化研究中这一观点的相似立场，但是文学研究区别于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文学“生活经验（文学幻想性、想象性也与生活经验相关）及其审美性”的维护。真正的文学创作本质而言是个性化的，生活经验一定转化为个性化的艺术表达形式才能具有艺术的魅力。因此，文学性的地方经验包含着作家个人的审美体验和情感性因素以及认识生活的思想能力，它是经过作家个人艺术处理后的“地方经验”。这种有差异的个人化生活经验以及在这种差异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想象，寄予着作家对生活、历史的独特理解。換句话说作家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思考是从自身的地方性经验开始的，从“小地方”中看到“大世界”、看到社会和人类的问题以及共通的人性，这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普遍具有的特点。我所理解的地方经验的文学性就是作家在小说文本中呈现出的、具有个人情感色彩、来自于地方生活和地方文化形式的“生活”经验。具体一点说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 作为“地之子”融入土地和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生命中，获取富有生活质感和生命热情的生活经验；一是要体现出地方性的文化形式、风土人情，也就是地方色彩，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这种文学性的“地方经验”在新世纪的中国小说中是如何呈现的呢？下面试图通过一些优秀作家作品的分析说明这一问题并期望对“概念化”写作倾向有所纠正。

三、“地之子” 的文学情怀

从新世纪文学创作的整体状况而言，作为“地之子”的作家应融入土地和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生命中，获取富有生活质感和生命热情的生活经验。周作人说“地之子”不能离地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新世纪的文学创作虽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那些优秀的作家仍然具有“地之子”的精神和情怀，他们把生命融入所生存的地方生活中，把所有的经验、所有的思考、所有的理想、所有的不平、所有的惶惑和焦虑倾吐出来，写出了优秀的作品。贾平凹的小说就立足于生养他的那个充满传奇故事、具有多彩地域文化的故乡，从《商州三录》，到《浮躁》，再到《土门》《高老庄》《秦腔》，贾平凹始终用笔和纸承载着对故乡和人的命运的关切，他在那些琐碎的、细致的日常生活和地方文化经验的呈现中，写出了鲜活的时代变化。我曾在一篇论《秦腔》的文章中讨论过这一问题，在这里把相关内容再作一重复引述。1新世纪伊始，城镇化和工业化对乡村的吸纳力量越来越大，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发生了由紧密到松动的变化，《秦腔》中的清风街呈现出不同于原来乡村的生存面貌。在《秦腔》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夏天义、夏天智等老一辈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他们的观念里，土地是农民的根，他们在自己的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2。夏天义认为农民没有了土地就不能称其为农民，我们姑且以占有土地与否为标准，将农民作以老一代农民和新一代农民的划分。老一代农民像夏天义、武林、瞎瞎等人，固守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以种地劳作为生，在城市对乡村的介入没有那么明显的时代，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也许辛苦，但是他们从心里觉得踏实和幸福。一二十年过去了，乡村出现了一些“新的力量”，修国道、占用耕地来建农贸市场、办酒楼等，这些“新的力量”象征的是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对乡村的进入，不仅改变了农民“有粮食就是好日子”的传统生活观念，渴望更加富裕的生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占据了原本就很少的耕地面积，对于本来就人多地少的清风街来说，农民不得不从土地上出走，寻找新的生财之道；那些留在土地上的农民，却面临着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产品资料都在涨价的残酷现实，他们的生活变得愈发贫困。显然乡村在“城镇化”“市场化”的过程中，农民的生存方式呈现出碎片化的现状：“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1新一代农民的生存不再依附于土地，由此生长起来的对土地的精神归属感在这一代慢慢淡化，小说中夏风一心想跻身城里，想把自己的父母也接到城里去，而父亲则对故乡有着难以割舍的情谊，不同意住到城里，也不同意夏风离开清风街，他一心念着叶落归根，人老了，总是要待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心里才踏实。而这一点，夏风这一代人是很难感同身受的，他们一个个从土地向着城市出走，那么清风街真的会消失吗？我们从《秦腔》的后记中也看到了作家的这种焦虑：“在街巷的石碾子磙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2从中可以感受到贾平凹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对改革变动下的农村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通过小说中“破碎”的乡土生存方式的呈现，表达了对城市文明裹挟下的乡土文明的凭吊和惋惜。这种来自于地方性经验的深刻思考，正是贾平凹的创作区别于那些观念化写作的重要特点，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需要的美学精神。这种切实的地方生活经验也体现在范小青的小说创作中，在当下中国大陆城乡人口剧烈流动的社会背景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乡下人”往城里跑？范小青没有观念化的去理解这一问题，因为每一个人进城的起因和目的都是不同的。从宏观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们进城是由于城镇化带来的对于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向往，在《城乡简史》中，这种对现代生活的向往艺术化的表现为一瓶“香薰精油”的诱惑。《城乡简史》中的城里人在捐赠自己的图书时，丢失了一个账本，账本上记载着日常生活的开销和花费，后来被乡下人王才拣到，账本中记载的一瓶475元钱的香薰精油引发了王才进城的冲动，他要到城里去看看这么贵的香薰精油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的生活由此发生了改变。这种生活经验只有与土地上的人们融为一体的作家才能有所感觉和理解。它体现出的是“地之子”与时代相关的生命活动形式，在地方经验中体现出人的情感、思想，与“概念化写作”相比具有更加鲜活、丰富、生动的艺术内容和形式。

四、“地方性”的文化形式

“地之子”的生命体验一方面与人的精神、情感、命运相关联，另一方面则联系着地方的风土人情、地方的气韵色彩，亦即地方性的文化形式。闻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说：“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彩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这便正符那艺术底金科玉臬‘变异中之一律了。”3这段话正说明了“地方色彩”的文学性价值和意义。同理，在新世纪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包含着地方色彩的生活经验同样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怎样理解地方色彩呢？周作人在《旧梦》和《地方与文艺》中谈到了地方风景和一个地方区别于他者的独具的性质、风土。联系今天的文学创作，我们不妨把“地方色彩”理解为地方文化形式，它包含地方的语言表达形式、特有的民俗、人际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等等，在这里我们重点讨论“地方语言”和“地方风俗”这两个问题。

“ 地方语言”或者说方言是体现地方色彩的最直接的呈现形式。刘半农在他的《瓦釜集》自序中曾认为“方言”是文学创作中最感动人的一种语言，在普通话作为国语的今天，用纯粹的方言写作似乎有太大的局限，但优秀的作品不能没有地方语言的韵味和特点。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韵致，张炜小说的胶东风情，贾平凹小说中的西北味道，阎连科小说中河南方言的运用，都在证明着地方语言的审美力量。但是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这种地方语言的特点由于城乡之间的流动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世纪以来，由于大量的乡下人进入城市，地方区域的语言由于这种流动开始出现了许多别样的语言元素，在这种语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对于方言的体验和感知的能力似乎不如上一代作家那么直接和有力，阅读近期的文学期刊，我们会发现许多作品如果不看作家的介绍，仅从作品的语言风格很难断定作家来自于那个区域。这种现象的出现自然还与推广普通话以及学校的语言教育有关。无论何种原因导致文学作品的地方语言运用和语言意义表达能力的弱化，对于文学创作的审美意义而言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由此，我想到莫言和张炜的创作。莫言在《我的故乡和我的小说》一文中说：“故乡对我来说是一个久远的梦境，是一种伤感的情绪，是一种精神寄托。”1故乡作为莫言精神的一部分，故乡的语言也融入了他的小说中。张炜曾对“语言”充满敬意地写道：“大概不仅仅是职业习惯，我总是急于寻找一种语言。语言对于我从来就有一种神秘的感觉。人生之路上遭逢的万事万物之所以缄口沉默，主要是失却了语言。语言是凭证、是根据，是继续前行的资本。我所追求的语言是能够通行四方、源发于山脉和土壤的某种东西，它活泼如生命，坚硬如磐石，有形无形，有声无声。他就撒落在野地上，潜隐在万物间。”2这种与野地、山脉、泥土息息相关的语言自然包含有地方的文化经验和气息，是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语言，这也是我们强调文学语言应有地方特点的原因所在。

地方语言传达着地方文化的气息和源于泥土的活力，地方的风土人情、民俗形式却是构成地方文化经验的重要内容。地方的风土人情、民俗形式包含着风景、仪式、人与人的交往方式、民间故事传说、民歌民谣等等内容，关于风土人情、民俗形式等地方文化经验在文学作品中的意义已有许多讨论，在此仅以莫言和韩少功为例作以说明。莫言在《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中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时讲了如下几个问题：1、故乡的风景变成了小说中的风景。譬如《枯河》中的河流，《透明的胡萝卜》中的桥洞，《红高粱》中的大片的高粱地，《球状闪电》中的荒草甸子，等等；2、在故乡时的一些亲身经历变成了小说的材料；3、故乡的传说与故事变成了小说的素材。3在高密东北乡流传着许多民间故事，主要是妖魔鬼怪和奇人奇事。莫言小说写鬼怪的不多，但这些故事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故乡的许多奇人奇事则进入了他的小说。从莫言的自述中可以看到地方文化形式在他小说中的意义。韩少功同样对地方文化形式寄予了热烈的赞美，他在那篇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学的“根”》中这样写道：“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的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正宗，更多的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它们有时可以被纳入规范，被经典加以肯定，像浙江南戏所经历的过程一样。反过来，有些规范的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逝而流入乡野，默默潜藏，默默演化。像楚辞中有的风采，现在还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炙热翻腾的大地的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規范文化。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的东西进行批判的吸收，来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前鉴。因此，从某种意义说，不是地壳而是地下的岩浆，更值得作家们注意。”4在这里韩少功说明了地域的、不规范的民间文化对于作家创作的重要性，并且启示当下的文学创作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切实重视地方生活经验、文化形式，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写出“中国特色”的优秀作品，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强调“文学性地方经验”的意义所在。

结 语

通过如上论述，分析了“地方经验”在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但强调地方经验并不意味着对世界性文学因素的忽视。从当代世界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不管各国文学的特点如何明显，对全球化背景下共同面临的一些世界性问题的思考仍然在作品中体现出来。对于中国内部而言同样如此，虽然台湾作家、香港作家、澳门作家、大陆作家的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但在世界一体化的文化背景下有许多相似的精神思考，也就是说，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文化因素与文学创作过程中地方性的、审美化的个人经验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重视“地方经验”不是排斥世界性的审美经验，重视“地方经验”的主要目的在于期望作家进入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获取鲜活、生动的生活经验，避免观念化的理解现实和作品的概念化倾向。

（责任编辑：李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