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羽

内容摘要：本文选取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WITS数据库ISICRev3分类的4分位进口数据，使用并拓展了Hall（1988）和Domowitz et al.（1988）的模型框架，考察了进口竞争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竞争可以显著降低国内企业的加成率，当进口竞争程度在当前基础上增加10%，企业的加成率将降低3.42%。进一步回归结果显示，具有较高出口强度和赋税强度的企业对进口竞争造成的加成率下降具有较高的缓解作用，但进口竞争总体上仍然降低了国内企业的加成率。

关键词：进口竞争 价格-边际成本加成 贸易利得 制造业

近年来国际经济的连续波动使政府和学者意识到过度依赖出口贸易的局限性，而怎样认识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为国内消费者和厂商带来的贸易利得将更具现实意义。

传统贸易理论主要将贸易利得的源泉归于分工和交换。垄断竞争模型的发展让学者们发现了更多的贸易利得的来源：一是源于进口种类的增长，二是源于规模效应导致的效率提升，三是源于进口竞争效应导致的企业加成率下降。前两者已有较多成果（Broda and Weinstein，2006；陈勇兵等，2011；Melitz，2003；Trefler，2004等），而由进口竞争导致企业价格-边际成本加成（price-marginal-cost markups，下文将价格与边际成本的比率简称为加成率）下降这一贸易利得新来源已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Feenstra and Weinstain，2010），但在中国几乎仍为空白。而仅有的研究（钱学锋，2016）虽然回归结果显著，但因进口竞争带来的加成率降低程度十分有限。本文拟基于Hall（1988）及Domowitz et al.（1988）的思路模型框架对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加成率的影响进行检验，并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而这也是本文的主要贡献。

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与方法

Hall（1988）就价格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讨论，Domowitz et al.（1988）进一步将原材料引入模型。具体方法为：首先假定形式的生产函数，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差分取对数等步骤可以转换为索罗余值的形式（可参考Abraham et al.，2009等）：

（1）

其中q、k、l、m分别为企业的产出，资本存量、劳动投入和中间投入，其βit=1-1/μit。当市场非完全竞争时，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导出 （Loecker and Warzynski，2012），其中μit=1/（1-βit）即为企业的加成率。许多经验研究（Konings et al.，2001；盛丹，2013等）通过该式估计加成率。本文接着借鉴Abraham et al.（2009）、罗长远（2015）等方法，在（1）式中引入劳动力变量和中国面临的进口竞争变量（IC）与△q的交互项：

（2）

其中，j 表示行业。由估计得到的系数βit和γit可以计算出企业的加成率： 。如果γit显著为负，则意味进口竞争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加成率，且绝对值越大，加成率降幅越大。接着，在（2）式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企业异质性变量EH与IC·△q的乘积项来反映不同类型企业所受影响的大小：

（3）

相应地，。如果γit显著为负，意味着来自中国的进口削弱了企业的加成率。进一步，如果δit显著为正（负），则表示具有EHit特征的企业，其加成率被削弱的程度要低（高）一些。本文先按（2）和（3）式进行回归，接着采用Roeger（1995）、Konings et al.（2005）等构建对偶索罗余值方程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将原始索罗余值方程和对偶索罗余值方程相减可得：

（4）

Sales为销售额，wage为工资总额，M为中间投入。此时原式中的生产率项被消除，可以巧妙地避开生产率对内生性的影响。记（4）式左边为△y，右边为△x，结果见表1所示。

（二）数据处理与说明

本文使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9-2007）和世界银行WITS数据库（1999-2007）的匹配数据，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和ISIC Rev3分类进行匹配，接着采用谢千里（2008）的标准剔除程序对样本进行筛选。最后考虑到核心变量进口竞争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其一阶滞后变量进行回归。此外Kit、wageit、Mit、Lit、Qit等均来自工业企业数据库。αLit 和αMit分别为劳动报酬、中间材料與总销售额之比， 表示其议价能力，为索罗余值。

本文将进口竞争ICjt定义为二位数行业j进口额与总产出的比值（），而在稳健性检验中将其定义为进口渗透率IPjt（）。接着本文参考相关研究选取了以下反映企业异质性的变量：一是市场势力（MPit），即总销售与四位数行业总产出之比，二是补贴强度（Subsidyit），即政府补贴与企业工业总产值之比，三是出口强度（EIit），即出口交货值与增加值之比，四是税收强度（Taxit），即总税收与企业工业增加值之比。最后，由于模型中Δq 与Δa 系数之和恒为1，本文的回归均采用限制条件下的OLS回归进行估计，并在所有回归中加入年份、地区及行业的虚拟变量组以控制宏观经济波动、地区特征及行业特征的影响。

计量结果分析

本文对（2）式和（3）式分别进行了总体、分企业所有制、分行业特征和分地区的回归，由于篇幅所限不再展开，但总体结论一致（读者可向作者索取）。表1报告了本文结果，模型（1）-（4）为（2）式回归结果，模型（5）为（3）式回归结果，模型（6）-（7）为（4）式稳健性检验结果，MP、Subsidy、EI和Tax表示各自与IC·△q的乘积。结果显示，进口竞争IC·△q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显著为负，正符合本文预期，即进口竞争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加成率。以模型（1）为例，根据可以计算出总体层面的价格-边际成本加成率为1.17。在此基础上，当进口竞争程度在总体样本平均水平（IC=0.911）的基础上，向上偏离10%时，企业总体加成率将变为1.13，企业的加成率降低了3.42%。与现有研究（钱学锋，2016等）相比，本文测得加成率降幅十分显著。其余系数结果基本符合预期：△q、△k和TFP的提升显著提高了索洛剩余。与现有研究不同的是，劳动力要价能力（BAR）系数为负，可能是由于劳动要素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重要比较优势，劳动力要价能力提升意味着生产成本的提升，从而影响产出。模型（2）-（4）分所有制的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港澳台及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IC系数均显著为负且绝对值依次降低，说明进口竞争导致其加成率的降幅依次减少。可能的原因在于，私营企业本就处于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中，进口竞争对其产生的冲击反而较小；而国有企业长期受到政府政策性的影响与支持，面临的国内竞争相对较小，因而进口竞争对其冲击较大；而港澳台及外资企业则介于两者之间。其余系数的回归结果均和基准回归基本一致。

因篇幅所限，进一步回归仅报告总体层面结果（5），可见IC系数显著为负，根据，算得总体层面的加成率为1.23。若此时企业面临的进口竞争程度上升10%，那么加成率降为1.16，降幅5.7%，进一步证实了前文结论。此外，Mp、EI、Subsidy和Tax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具有这四类特征能够缓解进口竞争的冲击，减少企业加成率的下降，只是补贴的显著性水平较低，仍需进一步检验。

稳健性回归结果显示，IC/IP·△q系数均显著为负，由模型（6）可算得加成率为1.120，当进口竞争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升10%时，加成率将降为1.112，降幅0.71%，再次印证了前文结论。引入EH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出口与赋税的增加可以显著缓解加成率的下降，而市场势力和补贴的系数则不显著，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然而，这些系数不显著也就无法计算企业加成率，但并不影响进口竞争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加成率的结论，因为IC/IP·△q的系数均显著为负。综上，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结果显示，进口竞争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加成率，当进口竞争在当前程度上增加10%时，国内厂商的加成率将会降低3.42%。进一步回归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在整体上虽降低了国内厂商的加成率，但具有较高出口强度和赋税强度的企业能显著缓解加成率的下降。

本文主要的政策含义在于：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进口给国内市场带来的竞争正在源源不断地带来贸易利得。我国可进一步推动进口贸易自由化，以改善国内厂商市场势力水平，提高市场效率。此外，进口竞争导致的加成率降幅在国有企业等竞争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尤为显著，表明政府仍需大力推进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加强对垄断性行业管制，提升市场效率。

参考文献：

1.罗长远，智艳，王钊民.中国出口的成本加成率效应：来自泰国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5（8）

2.钱学锋，范冬梅，黄汉民.进口竞争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加成[J].世界经济，2016（3）

3.杨焕荣. “一带一路”新格局指引下我国对外贸易转型探讨[J].商业经济研究，2015（31）

4.朱振东.全球价值链下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