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灯打到这个人身上。”

“对，弄湿一点。他的脚会不会很白。裤子还不够湿。”

一如既往的短发，卷起的裤腿上溅着些淤泥。“拉上来吧，还是不像。”许鞍华说着去掏口袋里的烟，大剌剌地用外套背心遮挡火苗。假人被处理过几轮之后，再次开机，她盯着它，眼里都是郁闷和焦虑：“不行不行，拉回来，怎么老是不像啊。”后来终于说服李康生去演浮尸，她开心地笑了。

村上春樹说他写小说，每天早上坐到书桌前，很兴奋，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许鞍华去片场也是如此。“我的性格喜欢快速，三两下搞定，一鼓作气。我不适合想周全了才做。我喜欢有突发情况，会觉得很过瘾。”

在现场，她有不容置喙的权力。在《许鞍华说许鞍华》一书中，她说：“你要信任我对你的好意，对作品的好意，和我合作，不可以质疑我的能力和初衷，连心里想都不可以。你要信我会尽力做到。因为我信你。大家之间的信任很重要。”

许鞍华说自己早年拍戏时很独断。拍《书剑恩仇录》时，一句“有没有搞错”，整个剧组都不敢出声。不过拍戏越久，她越能接受其他人的看法。影评人朗天说，在保持率直的同时，她越来越会“温柔地反击”。

团队信服她，是基于对她艺术态度的尊重。曾担任许鞍华副导演的关锦鹏说：“我觉得，许鞍华拍戏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她有某种执着。”为了拍一个解剖尸体的场面，她想尽办法先去看真实场景，求了验尸官好久，终于在大年初三，坐小巴去西环看人解剖尸体。“看他解剖的时候，只觉得尸臭味很重，其他倒没什么。反而是验尸官一些细微、专业的动作深深吸引了我，想着怎么拍出来。”

拍电影是很实际的，不稀奇也不浪漫，很多时候吃力不讨好。她说：“这个行业，我很了解工作人员的苦处。对他们来讲，首先要保住饭碗，才能讲艺术。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大家就很难做。”光影背后的琐碎，都是她要操心的地方。

曾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做导演助理的何文龙说，了解许鞍华脾气秉性的人都知道，她在现场是个紧张大师，会不停抽烟。大家拿她没办法。全剧组因为马不停蹄地工作，长期睡眠不足，轮流病倒。

她习惯了把最真切的感受用电影语言表达，说话的时候反倒口拙了，最怕接受访问。她不喜欢总是谈自己、总结工作，不喜欢对导演这个角色自我意识太强。对她来说，电影才是第一位的，导演应该时时觉得电影比自己有趣。注意力应该集中在某个想拍的题材，每天想着念着，希望能拍到。拍完就放下，这样才健康。

她会跟着自己内心的节奏，就像《黄金时代》片尾《呼兰河传》的那段文字：“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黃花，就开一朵黃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对待电影她热情、专注，力求实现自己的设想。她的电影朴实无华，总是内容先于形式。她从不自恋，很少谈论自己，甚至很少谈论自己的工作。我们能感受到许鞍华是个自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