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刚

我的爷爷陈睦文对这块叫“崔家塘”的土地虎视眈眈了半个多世纪，但这种饿狼一样贪婪的目光毫无用处，他还是只能远远地看着，看着他的新主人刘老财的孙子刘长安背着粪篓子，挟裹着一身猪屎味快活地在田里忙碌。我的爷爷陈睦文气得不行，胡子一翘一翘，喉咙里发出一串咕咕噜噜含混不清的声音，瞪着那双深邃且凹陷得厉害的眼睛看他的儿孙们的反应。我看见天上有几朵白云在飘，我在心里面数着，一朵，两朵，三朵，四朵。我的父亲说：“崔家塘──刘长安──要使用三十年的，国家政策。”爷爷的耳朵不灵光，父亲说得很慢，声音又大。我怀疑刘长安都听见了。因为他朝我们远远地望了一眼，眼光里有层很复杂的意思值得琢磨，反正我也说不清，因为我是个出了名的傻子。

爷爷陈睦文还是个后生时，有的是力气，自家那七亩五分地被他侍弄得像新娘子刚梳过的头一样整齐，匀称。他心里说，要是再有块土地该多好，我还能把它侍弄得利利索索的。他心里头就有了再买块地的想法。同村的地主刘老财有块地要卖，到处寻人打听买主。地好，黑油油的，价也贵，每亩折四石苞谷一石黄豆。这地就是崔家塘，方方正正像个棋盘子，二亩五。爷爷听人一说，两眼放出希望的光来。回家跟奶奶商量，奶奶掰着指头算，说：“十石苞谷两石半黄豆，真多呀。”然后就笑了。

奶奶无可奈何的样子把爷爷眼里那点光芒就给浇灭了。

奶奶挪了挪身子说：“太贵，我们得积蓄十年。”

爷爷一咬牙，说：“那我去背盐来贩，贩盐赚钱快，利大，几趟就够了。”

贩盐是桩苦差事，又特别危险。从巴东过资丘到渔峡口翻大弯岩，要历经大虫出没、土匪横行的许多丛林关隘。盐贩子干的是脑袋吊在裤带上的事儿，哪个盐贩子突然没了音讯，请个阴阳掐指一算，阴阳叹口气说：“走路了哇。”家里便乱成一锅粥，把盐贩子的旧衣物用木匣子埋了，烧点纸钱，一家老小哭哭啼啼的。左邻右舍说过盐贩子赚黑心钱谋暴利的人心里过意不去，跟着软了心肠，嗒啦出眼泪来。

我的爷爷陈睦文要拎着脑袋去贩盐了。全家都很担心，但也没有办法，大家都怕他吹胡子、瞪眼睛，抡起巴掌，扇耳刮子。劝也白劝，干脆就没劝。爷爷背上背篓，把他那磨了三十多年老茧的大脚板匆匆地放进了盐贩子的步履里。

我爷爷似乎对于父亲过于简单的解释有点不满或者不甚明白。他在晚饭的时候，用他颤抖的手挡住了父亲夹给他的一块肉，一块他平时最喜欢吃的鸡大腿肉。爷爷说：“给明仔说媳妇的事儿怎么样了，要赶紧办哪。”我的哥哥明仔现在北京某所著名的学府讀心理学博士。爷爷的意思是耕读为本传万代，他要张罗在农村给哥说个媳妇。其实他更深层次的意思是想要在老家留住香火，说什么得把那块崔家塘给争回来。事实明摆着，几个孙辈都已跳出农门，他想要哥带个头。他从来就不相信傻乎乎的我会秉承他的意志能够争回崔家塘。爷爷很严肃很认真地对父亲吩咐一定要赶紧干，才接过了鸡大腿。他还经常在他的智力范围内凭借丰富的但有些过时的社会阅历向大爹和我旁敲侧击地打听父亲办这件事的进度如何，当然这完全是徒劳无功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大爹肯定也不会告诉他。

爷爷很幸运，贩了三趟盐，只碰见了一次土匪。那次，他在资丘古镇用一双大脚板噼里啪啦把石板街踢踏出一串瓮响，他刚喝了三两苞谷酒，在心里面一遍遍算计这趟买卖的丰厚，他有点兴奋得过头了，他把这条石板街当成一条充满希望的金光大道了，另一头就连着那块肥沃的叫崔家塘的土地。他的被酒水泛活的脸上很生动地露出了一个农民因发了点小财而掩饰不住的炫耀与得意的神情，这是个十分危险的信号，这个信号被小镇上专门卧底找目标的小土匪轻易地接收到了。爷爷浑然不觉，背着从巴东码头兑换的八十斤盐，把脚板翻饼似地挪得飞快。资丘古镇很快就像一幅远处的风景画晾在了爷爷的老后面。爷爷总觉得后背哪根筋扭着似的，不舒服，这种感觉一直伴着他到了有名的松林坡。他的酒一点一点地醒了。“这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得快点走。”他说。路上其实一个人也没有，他自言自语说给自己听。他忽然间一扭头，看见后面的草猛然地抖了一下，他有点明白怎么回事了，索性放下了背篓。他心里怕得要死，腿肚子哆嗦成疙瘩团块，他眼角里挤进了一块碗大的石头，他把石头揣进了怀里。有种像炭火一样烫手的感觉，后来他就是这样说给别人听的。他朝地上吐了一口浓痰，砸在他刚撒完的一泡尿水里，溅起的一些细微尿沫把空气污浊成浓重的尿臊味。刚才草动的地方钻出了一个人，矮壮。又出来一个人，瘦长瘦长。第三个身材魁梧的家伙出来的时候，爷爷朝天上眯眼望了一下太阳，又望了一眼仰躺在地上的盐口袋。三个人慢慢地围拢了过来，他们的动作很慢，目的就是要营造恐怖的气氛。爷爷干笑了一声，样子挺憨厚，爷爷想打破僵局。土匪们没有理会他，径直朝盐口袋走过去，矮个子还炫耀地亮了一下杀猪用的放血刀，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拎着爷爷辛辛苦苦从巴东背过来的盐从爷爷呆滞的目光里越走越远。爷爷这时候在心里盘算，这袋盐一到家连同原来的积蓄可以买下崔家塘了，但他们抢走了这袋盐。爷爷心里突然有了种被掏空的感觉，他几步就窜到了土匪们后面，手里的石头有力地应声在矮个子的后脑勺上，把他的手都震麻了。瘦高个刚一扭头，爷爷的大手已有力地掐在了他瘦细的脖颈里，另一只手摸捏到了瘦高个的胳膊，爷爷一下一下地弄出了骨头挫裂的“咯吱”声和瘦高个痛苦的喊叫。身材高大的土匪愣住了神，哈着嘴看爷爷像劁猪佬一样摆弄他的同伙，被爷爷压在地下的他的同伙的另一只手指头像虫虫一样往土里伸屈拱动，剜土的声音很夸张，一下下压迫在他的害怕的心坎上。“妈呀——”他大叫一声，放下盐背篓朝草丛里一窜就没了身影。爷爷感到他身子里的血液正急剧地朝掐住土匪脖颈的那只手指上涌过来，他的手重了些，他听见一种像水流动的汩汩声从土匪鼻孔里窜了出来。后来，爷爷的身子像摊烂泥一样软在了地上，他看见太阳红彤彤地照在矮个子的破脑壳上，地上汪了一大摊血和乳白的脑浆，瘦高个像堆脱下的旧衣服蜷伏在草丛里。

爷爷深一脚浅一脚地把这袋盐背到家时，他听到了一些声音。父亲和大爹正在伸长头颅埋进饭钵里，用舌头舔沾在钵壁上的饭粒，舌头在上面划拉出一阵悦耳的响声。墙角酸菜缸里有几只苍蝇弄出了很大的展翅声。奶奶在厢房里剁猪草的声音像鸟一样飞到了对面的山谷里。爷爷听得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心里感动得热乎乎的。

爷爷的身体状况已经越来越差了。他整夜地咳嗽，他把呼吸弄成了拉风箱的声音。他现在对麻黄素的依赖性越来越明显。村里赤脚医生的女儿小媛反复地告诉我的爷爷：“麻黄素片现在不允许卖了，您吃吃咳特灵吧。”她不断地向爷爷推荐新特药，她心里在算计只要这个老头买下任何一种，她就可以赚下一只漂亮发夹的钱或者两只。爷爷佝偻着身子表现出对各种新药都有点兴趣的意思，这就使小媛神采飞扬地用她银铃般动听的女中音给爷爷不停地讲解。后来，她意识到这个老头在用怪怪地眼光打量她时，她的兴致也全让这个怪怪的笑脸给搅了。

爷爷回来对父亲说，我帮明仔看了户人家，你帮着打听打听，看有了人没有。父亲在劈一堆柴，他停下手中的斧子，笑着问：“是小媛吧，您看您哟，甭操这份心不行吗？”

父亲一下子把爷爷认为应当含蓄点的东西弄碎了。爷爷似乎很不高兴。爷爷给父亲出了道难题，他说：“你别糊弄我，反正死了我也要埋在崔家塘的。”這使父亲像中了弹一样哆嗦了一下。后来，爷爷用相同的办法使大爹也哆嗦了一下。

爷爷晚上和奶奶商量是不是要到刘老财家下定金，他好像忘了他杀了两个人似的，他像拍苍蝇一样弄死了两个人哩。他也许真的忘了，他只记得崔家塘了。他平声静气地算账给奶奶听，还把那双掐人脖子的手指头数过来、数过去。爷爷后来在皎洁的月光下迈向了通往地主刘老财宅院的路。他还心情愉悦地看见了路边的草叶上挑着一粒粒露水珠在月光下跳跃着闪亮。他在临近刘家宅院的时候，拐了个弯，拐到了崔家塘。他绕着地四周转了一圈，随便抓一把土放在鼻子下使劲地嗅，他好像抓的不是一把土，而是一个烤熟的洋芋，香着哩。这地真肥呀。他大声地说给自己听。然后他蹲下身子又抓了一把土，这次他刚一站起来就像截树桩样倒了下去，他被两个人摁在了地里。

奶奶带着父亲和大爹在家候了一夜，她竖起耳朵听见狗子叫了一夜，她还以为爷爷在刘老财家喝酒。爷爷经常在别人家整夜地喝酒，聊天，他是个“日白佬”，村里人都知道的。

太阳升老高了，爷爷还没回来。奶奶看见山对面的炉子坡在过军队，蚂蚁搬家一样，密密匝匝的。她没在意，解放前夕常有军队从炉子坡过，说是溃败的国军在撤退。她看见大路上过来一个人，戴顶破瓜皮帽，是刘老财？她使劲眨了眨眼。刘老财在她视野里越来越高大、越来清晰。刘老财扯着嗓子喊：“出事了，陈大叔昨夜被绑了壮丁，给军队当挑夫了，我们阴坡里被绑了七、八个。”刘老财是乌鸦嘴，乌鸦的声音穿过空气像粒子弹样钻进了奶奶的耳朵。奶奶急得像只要下蛋的母鸡跳窝一样朝通往炉子坡的大路上扑腾过去，但她被人架住了。刘老财用他没握过锄头把的细嫩的手抓小鸡一样扭住了身材瘦小的奶奶。奶奶马上用她的一串哀号点缀了这个早晨的天空。我的父亲和大爹站在大门外眨巴着眼睛，他们对远处传来的零星的枪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的爷爷陈睦文在去与破落地主刘老财商议购买崔家塘这块土地的路上被人绑了壮丁。爷爷被摁在地上时，他以为土匪寻仇来了，他想他的身体将永远地搁在崔家塘了。他绝望地闭上了眼。后来当他得知只是帮军队挑挑东西时，他滋生出一种重新活了一回的感觉。他心里说，力气是奴才，用完又回来，挑完东西再买崔家塘也不迟。他很爽快地就跟两个大兵去领任务了。挑着猪油和腊肉的爷爷被夹在统一着装的国军队伍里。隔上一段，就有一个壮丁挑着东西夹杂在蜿蜓行进的队伍里，特别扎眼，就像一段文字里的几个标点符号。路越走越长，爷爷的脸已晒成了腊肉的颜色。

三个月了，爷爷跟着部队辗转东西南北，他早已迷失了方向。他开始想家了。他的肩膀早磨成两块死肉疙瘩，他对这种无休无止的挑夫生涯慢慢地绝望了。他在松软的阳光里对那块害得他两次差点丢命的崔家塘越发无限相思起来。他这样一想就有种要落泪的感觉，似乎他脑子里的这种想法同他的泪腺有一根线连着，只要一想就要落泪，泪滴落在崔家塘里，浇灌着一株苞谷，他每次都会这样固执地打造想象。后来想家、想崔家塘的念头聚在一起 变成了另一种想法，那就是逃跑。他这样认真想的时候，紧张就堆满了他腊肉颜色的脸。他的部队在靠近重庆的地方遭到了共军的袭击，他听见子弹嘘嘘地怪叫着从耳旁呼啸而过，他不知是该跑还是该站着不动。他看见身边的人都趴了下来，但没有人提醒一个没有任何战争知识的人，这时候应该趴下来躲避对方的子弹。所以，我英勇无比的爷爷选择了逃跑。他摞下挑子大步朝丛林深处奔去，他没有注意那些趴下的人吃惊地把嘴都撮成了夜壶嘴的形状。一群又一群的子弹继续尖叫着追赶我的爷爷，他不得不把步子迈得飞快，一下下撕扯得大胯生疼。后来，我哥用“枪林弹雨”这个词语造句时，就引用了这个故事。我哥说：“爷爷在枪林弹雨中拼命地逃跑。”

爷爷笑咪咪地说：“行。”

但语文老师说：“应该造成‘爷爷在枪林弹雨中沐血奋战就更有意义了。”

爷爷说：“老师不懂历史，胡说八道。”

爷爷一路狂奔，从阳光万丈的丛林跑到了另一个夜色铺天盖地的村子。他已毫无方向感，像狗一样乱窜五六个小时了。他的蹒跚无力的脚步声被谁家的狗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在狗冲到跟前的时候像一盆泼在地上的水一样瘫软了下去。狗的主人救了爷爷的命。等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爷爷还意外地知道除了被狗咬伤了的腿部外，肩上的死肉疙瘩早就被某粒子弹钻了一个洞，洞里挤满了疼痛。

爷爷年轻时落下的一身病痛像个潜在暗处蓄谋已久的仇人，一下子都找上门了。他左肩上那块流弹的疤痕挠痒痒一样莫可名状地难受。他请人用草药嚼成稀糊，粘贴在疤痕酱红的表皮上，还是很不舒服。爷爷说：“我可能要走路了，你们办的事怎么样了啊？”他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喉咙里好像被团棉花塞住了。他很吃力地咳嗽起来，把疤痕表层一些干枯的草药都给震落了。咳嗽很快就变成了一串恐怖的哀婉的呻吟。

大爹对父亲说：“爹恐怕不行了。”

父亲望了一眼蜷在床上的爷爷，说：“你说怎么办？”

大爹说：“我打电话叫军仔和山仔都回来吧，让他们给爹送个终。明仔在北京太远，又忙，就先瞒着吧。”

我说：“爷爷的意思是要，给哥哥说房媳妇的。”

父亲先白了我一眼，大爹接着也白了我一眼。妈递给我一个烤红薯，叫我一边儿玩去。

大难不死的爷爷瘸着腿，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从利川顺清江找回了老家。他的梦寐以求日思夜想的差点为它丢了性命的崔家塘早已分给了别人，那个人一分钱没花就拥有了这块肥得流油的好地。我的爷爷对这种分配显然很不满意，但他也只敢轻描淡写地对人说：“一分钱不花就得了那块好地，天下怎会有这样的事呀！”

其实，爷爷的这种意识流露也完全是因为崔家塘积年累月在他心中奠定的那种欲罢不能爱恨交加的复杂心理造成的。这个分析是我的现在北京某所最著名的学府读心理学博士的哥哥给父亲在信中提到的。帮忙读信的王老师给父亲把这句话解释了半天，我哈了嘴在旁边听他们为这个复杂的问题反复交替问答，仿佛两人在努力地编织一张网，但怎么也网不住这个问题。后来我发觉王老师可能心里有点明白但表达不出来，所以两人越攪越糊涂。我不禁哈哈大笑。我的爷爷没接触过心理学，所以他在深挖根源的时候，一个字儿也说不出，但他脑子里满是影影绰绰的崔家塘的形象。他看到这块肥得流油的田地在那个家伙马虎潦草的耕作下，田里面裨子杂草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心里面气得鼓起了大包，话语在他喉咙里转了几圈，又被他吞了回去，他终于没敢说。

崔家塘因为这次变故成了爷爷心理上的一个暗伤。乃至于后来拖“大集体”集中耕作，爷爷也不太情愿到崔家塘去。所以，农村在进行承包责任制的时候，爷爷越发迷惑不解，不知所措。好地都让人抢占了，他才有点醒悟，但太迟了。我们后来种的地尽是松林尖子田，裹脚布田，人家的围屋田。经过十几年的稳定生产，农村的形势一片大好。把爷爷对崔家塘的占有欲又给唤醒了。很长时间里，爷爷经常叹气，一声声长叹，痛苦而深沉，他的崔家塘情结像绳索一样勒在他的心坎上。正巧崔家塘的主人是个五保户，五保户死后，队里要重新分配这地。我们家接连出了几个大学生，户口都迁到城里了，实在没有理由去争。添丁进口的刘长安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这片土地，并签订了责任田三十年不变的新契约。

爷爷后来就经常站在那棵核桃树下望着崔家塘发呆。大学毕业在城关当科长的堂哥山仔还写了一篇《寂莫崔家塘》的文章，他在结尾里说：“崔家塘给爷爷的不仅是衣食支撑，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慰藉和生命的依傍。”据说这篇文章被一家小报编辑毙了，编辑说：“纯粹无病呻吟，没多大意义。”这番话深深地伤了想当作家的山仔哥的心。

我的爷爷今天有点儿反常。他看见堂哥军仔和山仔从城关回来了，本来应该高兴才对，他对自己的几个孙辈一直十分宠爱的。除了我以外，因为我是个傻子。他努力地把眼睛瞪圆，想把昔日的威风找回来，他的嘴动了动，声音很细地从他没了牙齿的口里飘出来：“你们回来干什么？你们以为我要死了吗？”他把手放在床沿上，试图爬起来，事实上他连被褥都没能挪动一下。

军仔和山仔似乎很理解爷爷的心思，一齐走到床前说：“您硬朗得很呢，我们只是放假回来看看家里。”

爷爷像面对了两个前来劝降的叛徒一样，没好气地赶他们滚出去。

大爹和父亲在商量爷爷的后事。最后他们的一致意见是，找刘长安商量商量，把崔家塘挪移小半厘地给爷爷下葬。

大爹和父亲拎着堂哥山仔从城关带回的“脑白金”到刘长安家去讨块地儿。

刘长安垂着两手站在阶沿上没让他们进门，他含糊其辞但别有用心地说：“听爷爷在世时说过，那是一块吉地，蛮值钱的。”

父亲点着头，表示同意他的看法，问：“能不能探个价。”

刘长安挠了挠头皮：“这个乡里乡亲的，贵了吧，又不好意思，便宜吧又划不来的，还真不好说。”

我的大爹脾气就有些不好，他说：“这块地当初你爷卖给我爹，我爹嫌弃才没买呢，你心里阴得很。”

刘长安脸上就有点挂不住了，又不便发作。我的大爹蛮横得很，说不定就会给他一拳。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觉得他们没什么意思，不就半厘地嘛。我大声地说：“给两佰块钱卖不？”

他们三个人像不认识似地打量着我，父亲还拍了一下我的脑袋，他以为我的脑袋不在了呢。他说：“半厘地就两佰块，那一亩地不就四万块么，这又不是城市里，你说话还不像放屁一样。”

刘长安喜滋滋地看着我，说：“你定的价蛮准呢，都说你老实，我看你这个人哪不简单。”

他心里想能卖一佰块就可以了，听我这么一说，他就又觉得应当卖两佰块钱了。大爹伸出手，用握手枪的姿势把一根食指捅到了刘长安的面前，把他吓了一跳，我看见刘长安的脸都白了。我怕他们为这点小事打起来，那就更没意思了。我从荷包里摸出在山上挖杜仲卖的两佰块钱递了过去。我说：“爷爷不喜欢我，但我还是要给他买下这块葬身地。”

大爹和父亲在回家的路上一再说刘长安不是个东西，欺侮我是个傻子。我听他们说了几遍，有点不耐烦了。我说：“我晓得划不来，但你们打架就更划不来了，杜仲到处都有，崔家塘的地就刘长安有。”他们不说话了。

我像条狗一样远远地跟在父亲和大爹身后，我其实在慢慢踩他们的影子，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拖得老长老长。

村里很多人都知道我的爷爷已经不行了。爷爷的那双弄死过两个土匪的有力的手，现在像两只瘦弱的兴奋的小兽一样不停地哆嗦着。夕阳从窗洞里钻进来，照射在爷爷的床上，他的腊肉一样的脸把阳光反射出一圈褐色的短促的光晕，爷爷在临死前像一件古老的法宝充满了灿烂辉煌的味道。后来，有许多人回忆说，他临死的时候有种大气象。

山仔哥小声地对军仔哥说：“守望崔家塘是爷爷一生的愿望哩。”

我说：“大家都晓得的。”我就走出去了。

外面的来我家帮忙的人正议论什么，我听见了人们在说与“有个好老子，过个好喜事，养个好儿子，办个好丧事”有关的一些话，我不习惯身边有很多人说话，这样子我的脑袋就有要炸开的感觉。我通常会把目光狠盯在一个地方，似乎警惕了某处的动静一样。用乡邻的话说，就是“陈家那傻子又犯病了。”大家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我挣扎了很久，才从人们用目光交织的同情网里奔脱出来。我坐上了去城里买菜的拖拉机。父亲和大爹的意思是，要排场的办好这个丧事，把它弄成一件给陈家长面子的事，所以派人专门去城里买反季蔬菜和鲜鱼鲜肉来置办酒席。

我在城里农贸市场的门口下了拖拉机。我像块石头一样蹲在门外的台阶上，看着给我家帮忙的人忙进忙出地搬运蔬菜。我的目光像两只长了翅膀的蝴蝶在菜场和拖拉机之间飞来飞去。但没有多久，周围来来去去的人把声音弄得嘈杂纷繁。我的脑袋又开始一下下地炸疼起来，像蝴蝶一样飞舞的目光最后落在了街对面的一个柜子上。柜子旁站着个姑娘，姑娘发觉我长时间地盯着柜子，以为我在用眼角的余光看她。她当然不知道我是傻子，并且我正在犯傻病，所以她以为我的目光不怀好意。她大声咳嗽想惊动我无耻的目光，但我控制不住我的眼睛，事实上我什么也没看见，我脑子里像台没有接收到信号的电视屏幕。这可能激怒了她，她穿过马路来到我面前，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大声地说：“是想买体育彩票吧，瞧你这么富态的福相，一定能中500万的。”

我像被谁拍了一下似的惊醒过来，目光慌乱而茫然地望着这位卖体育彩票的姑娘，我辩白说：“我不知道的，我不知道的。”

她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说：“很简单的，填几个数字或者机选嘛，两块钱一注。博得一次，享受一生啊。”

我摸到了口袋里卖杜仲得来的钱，但我很快忘了接着干了些什么。我拿着几张印了老头舞太极剑图案的彩票又坐在了农贸市场外的台阶上。我的脑袋里装了一种难以启齿的想象，我就是在这种想象里被她在面前晃来晃去的笑脸干扰了，才把口袋里的几十元钱悉数拿去，换了几张舞剑老头的彩票的。一个傻子对一个漂亮女孩的想入非非，往往是超乎常人的执著的。

我在爷爷热闹非凡的丧葬过程里，一直处在莫可名状的兴奋里。这种抑制不住要笑的表情，同其它所有脸含悲戚的孝眷们显得极不合谐，但大家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我是个傻子。有的人似乎对我读博士的哥哥有些看法，他们在爷爷下葬的时候，站在我从刘长安那里买来的半厘地里掘坟穴时，冒出了几句“读书读到牛屁眼里去了，连丧都不奔了，真不像话。”刘长安也来帮忙，他心里是害怕别的帮忙人踩了他的青苗，他主要是来照护自家的田地的。爷爷的坟头看起来就像是崔家塘这个棋盘里的一颗棋子。他大半辈子都在绕着这个棋盘忙活，最终还是只能盘据一块不到四平米的土地。太想得到的东西往往是最不容易得到的呀。

爷爷满了头七，哥才从北京赶回来。他同山仔哥说他最近在搞一项调研，研究博彩的人的心理活动规律，以便促进国家福彩、体彩业的健康发展。他还抖动一张刊载有中奖号码的近期报纸，弄出哗啦啦的响声。他说中奖机率的可测算性与买彩票者心里的不可捉摸性蛮有意思的。我坐他旁边托腮想着那天卖彩票姑娘的模样，随着时间的漂移，她的模样已越来越模糊了。我费了很大的劲还是不能清晰地在脑子里再次描绘她的形象。我摸出彩票，企图通过她曾触摸过而遗留下的某种信息来复制那天的情景，结果我还是失败得一踏糊涂。哥哥们的交谈声突然戛然而止，他们的声音和目光都被我手里的彩票给粘住了。125784-3！老天──他们把声音弄成了鼻息，他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修养的体面人，他们重重地叹了一口气：“500万哪！”

三天后，村里开始盛传陈家的傻子中了500万巨奖的消息，他们把这一切同爷爷临死前的大气象联系起来，最后又归结于崔家塘的吉穴。假若把崔家塘看作一块中国象棋的棋盘，爷爷的坟头正稳稳地处于“帅”棋的位置，真是一处吉穴呀！陈家的傻子花两百元就买了这块吉穴，好运对他开始灵验了。

很长一段时间，村里的空气里都弥漫着有关崔家塘的种种传闻。大家奔走相告，唾沫横飞地使这个傻人傻福的故事一波三折。只有刘长安，心里跟吃了苍蝇似的。假若人死了真有灵魂的话，爷爷再也看不到刘长安在崔家塘快活的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