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南，开国少将，我军地道战创始人之一，曾被朱德称为“地道战之父”。他在红军时期发明地道战、移动地雷战，是红军中唯一获红旗勋章和二级红星奖章这两项殊荣的干部。他的一生就是一部我军的工兵史，被称为“工兵王”“地雷战王”。他从井冈山到抗美援朝，参加战斗达300余次，5次负重伤，身上共留下31个枪眼，却从不退却。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和建军90周年之际，我们约请王耀南之子王太行，听他讲述了父亲革命人生中的传奇故事。

地道战发挥威力

地道在古今中外都有，在中国，从三国演义到太平天国，都有关于地道的记载。过去的地道，是通过挖一个洞，埋上炸药，然后把城墙炸开，其主要功能就是运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支撑点公式的发现，人们懂得，如果把火力集中，可以一个连抵挡十个连。这些都给了王耀南以启发，他结合这些认识，形成了独特的地道战战法。

我军地道战的最早运用是在中央苏区时期。

1934年8月中旬，蒋介石命令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后为顾祝同）辖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李默庵新编第十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陈明仁第八十师、刘戡第八十三师等6个师和炮兵团向长汀县的东大门——松毛岭逼进，于是长汀县松毛岭战役打响了。当时长汀县是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都——江西瑞金的东大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国民党军军事装备非常精良，一线参战的6个师的兵力，每个师1.4万人，4500支步枪、324挺輕机枪、72挺重机枪、108门迫击炮、20门75毫米山炮，另外有2个炮兵团、27架飞机的3个飞行大队助战，还有二线三线部队轮番作战，总投入兵力达18万人，其中有些师已经全部使用德国装备武装。

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下，防守松毛岭的红军部队有：闽西红军第二十四师（3000人，师长周建屏），红九军团（1933年10月新组建的部队，6000人，军团长罗炳辉），福建独立第十九团600人，独立第二十团600人（师长毛泽覃），红军中央军委工兵营（513人，营长王耀南），共1.1万人，只有2门迫击炮、42挺重机枪、36挺轻机枪、3460支步马枪、197支短枪、9942枚手榴弹、1023支梭镖……

国民党的王牌部队加上精良的武器装备，对比当时的红军，实力强得太多。

于是，王耀南指挥军委工兵营和民兵在松毛岭构筑了大范围的地道。构筑地道时，当地老百姓十分支持，1万多的老百姓在一个月内就在松毛岭地区挖了30多公里的地道，建立了密密麻麻的地道网，战壕里有猫耳洞、支撑点、机枪、迫击炮形成火力交叉，并布置了5000多个拉雷，2万多个用手榴弹组成的弹雷，地道战、地雷战合而为一。

9月23日，国民党开始攻打松毛岭，先是飞机炸、炮兵轰，然后步兵向前冲，火力十分密集。但在整个战斗中，红军藏在地道里，损失并不大。在作战中，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反而被打成重伤，后来送往南京治疗。

白天打仗，晚上待敌军扎营时，王耀南就带人把老鼠浇上油、点上火，用竹子把这些老鼠弹到对方阵营，着火的老鼠“飞”到对方营寨后到处乱跑，把帐篷、粮食都点燃了。敌军白天打仗，晚上无法休息，疲惫不堪。双方就这样持续对峙了七天七夜。

9月28日，红军开始下令撤出阵地，最后一支部队也在30日撤出。此后阵地无人，但被地道战、地雷战打怕的国民党王牌军在一个多月内都未敢前进一步。直到1934年11月1日，国民党李延年的第九师才占领长汀。11月10日，国民党李默庵的第十师占领瑞金。

这次战役牵制了敌军主力，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赢得了宝贵时间。

这是在红军时期我军利用地道战打得最好的一次战役。国民党军参战部队18万人，装备精良；红军部队1.1万人，军备简陋，主要以黑火药为主。双方军力悬殊，红军却能与国民党主力部队对峙七天七夜，地道的运用功不可没。

在后来进行总结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称王耀南是“地道战之父”。

国共合作开展地道战

抗日战争时期，王耀南担任第二战区少将工兵副主任、晋察冀军区武装部长、第一二九师工兵主任、八路军总部工兵参谋。他的任务就是在华北推广地道战。华北平原都是黏土层，地下水埋深平均15米左右。所以非常适合开展地道战。

抗战一开始，平津失陷。淞沪会战开始之后，国民党正面战场第二战区组织了一次以保卫太原为目的的大会战——忻口会战。这次会战从1937年9月13日至11月8日，历时近两个月。在忻口战役中，八路军配合第二战区作战，王耀南以第二战区少将工兵副主任的身份，指导晋军第二〇八旅和晋绥军两个工兵团开展地道战，以敌我伤亡1∶1阻止了日军进攻。在这次会战中，地道战、地雷战一直在战场交叉使用，近距离的作战方式，使日军的飞机、大炮派不上用场，与日军耗了23天，直到娘子关失守后我军才撤退。此次作战，地道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冀中抗战普及地道战

冀中抗战，地道战经常和地雷战、麻雀战、敌后游击战等战术配合使用，效果也非常明显。地道战把华北变成了敌人的“泥潭”。华北地下党利用密集的地道网，隐藏兵力，完成兵力调动，在敌后战场建立政权，把大量敌人挤了出去。地道战解决了平原地区部队、军民打、藏、养的问题，增强了冀中党委、军区执行总部和中共中央坚持抗战的信心。

1938年，佐佐木到一中将担任华北日军宪兵司令官，上任伊始，他力主解决华北“治安”问题。日军在华北挖掘了12万公里封锁沟，而八路军的民兵在华北挖掘了15万公里的地道网。佐佐木到一在地道战、地雷战面前束手无策。

1941年春，王耀南在冀中军区深入调查研究后，提出利用村落改造地形，把村民已经在地下连通的菜窖、蛤蟆蹲（小地道）进行改造，使这些只能藏人的原始地下通道改造成可以防毒、防水、防挖，既可藏又可打的，村内村外连成一片的战斗地道。随着后来地道的普及推广，战斗地道的规模越来越大，大大压缩了日军的控制范围。

1943年6月30日，野副昌德中将接替佐佐木到一的职务。他在听取下级汇报后感到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最初的印象是民心叛离，日军虽占有点与线，但处处薄弱，宛如赤色海洋中漂浮的一串念珠，情况十分严重”，“剿共战已变成地道战”。

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中叙述：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1942年至1943年，八路军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到1943年秋天开始，华北的‘治安又开始恶化了。”到1944年秋，中共军势力复振，“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6%）。有139个县占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295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4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

日方关于冀中地区“治安”形势的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八路军的敌后发展情况，其中地道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耀南曾向毛主席报告：整个华北有441个县，咱们已经控制了140个县，到1944年底只有7个县还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华北民兵有30多万个“拉雷手”小组，准备了3000多万个拉雷，还挖了15万公里的地道，冀中地道占了30%。农村的地道基本达到户户相通，村村相连，四通八达，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下长城。1945年准备把敌人从所有的县城挤出去。老百姓还在地道里培养蘑菇、木耳，储存山药、白菜、土豆、萝卜；地道里还建了酒厂、醋厂、酱油厂、服装厂，这些产品已经进入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石家庄等地的市场，挖地道的成本当年也都能收回来。

其实，刚开始，当地百姓对挖地道不感兴趣，直到看到地道战发挥的作用后，老百姓才积极开展地道斗争。八路军在华北441个县俘虏的日军大概有5000多人，其中很多俘虏兵是靠地道战俘虏的。

地道战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建立地道网花费颇高，假设一个村建立一个地道网，要花费最少1000块，一般需要2000块，而当时地主的全部家当加起来才100块。挖地道也要付出大量的劳动，所以从精力、金钱上讲负担太大，老百姓一开始也不相信地道战能起作用。

另外，当时反动宣传也很多。当时，日本共产党书记野板参三到延安，宣传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认为中国是封建社會，日本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要取代封建社会，日本只是进入中国的蛮荒之地来解救广大穷困百姓。他到达延安后，徐特立负责接待，用道理无法劝服。而王耀南是一个调皮鬼，经常喜欢捉弄人。王耀南听野板参三曾说过中国很富有，于是把他带到一个村子去，给了当地一个老乡一些钱，为他们做饭，野板参三吃完之后，王耀南问：“吃得好不好？”“吃得挺好，就是味道不太正。”“你知不知道用的什么水？”王耀南带着他来到院子的一口缸前，把盖子打开，里面全是驴粪蛋儿。原来当地人吃的水，是在下雨天从房顶流到院子里后集中起来的雨水，自然掺杂很多杂物。随后王耀南又带他到当地的大地主李鼎铭家里。野板参三发现，富有的大地主也不过刚刚半饱，更不用说普通的平民百姓。显然，眼前的真实景象影响到了野板参三，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在经历各种内战和侵略后十分穷困。在延安期间，野板参三的思想、立场开始慢慢转变。后来他开办日本工农学校，给被我军民俘虏的日本士兵做思想工作，很多士兵深受影响。

地道战真正开始大规模普及，是在1942年7月15日彭德怀发表《关于平原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对魏巍同志的答复》后。当时北方局一些领导提出，要进入敌伪政权地区进行“合法”的斗争，要把公开的武装斗争撤销。对此，彭德怀说：如果取消了公开的武装斗争，其结果必然是退出平原。日军进入我们国家，本身就是侵略，是非法的，必须把日军赶出我们的国家。此后，华北地区才大规模开展地道战。

当时，王耀南作为晋察冀武装部长，具体负责地道战的技术指导，为民兵的领导干部办学习班，编写地道战指导手册、地雷战指导手册、麻雀战指导手册、地雷生产指导手册、破袭战指导手册、围困战指导手册、敌后武工队指导手册、民兵战术指导手册等，全力推广地道战。在冀中8000多个村庄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日军修筑了1753个大碉堡。冀中民兵用地道，里三层外三层把碉堡围了起来。每个碉堡周围起码设置了1000个地雷，民兵不断打冷枪。日伪军只能龟缩在碉堡中。1943年底，王耀南在华北大规模推广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华北老百姓也积极响应。1937年到1945年，日军对华北进行过73次大“扫荡”，制造了60次血腥惨案。在1944年、1945年两年时间，华北日军人数虽然没有减少，但日军只敢对北京郊区根据地进行了两次大“扫荡”。抗战结束前，冀中的地道已成为一座地下长城。

朝鲜战场的坑道作战

朝鲜战争时期，毛主席、周总理非常重视朝鲜的坑道作战。从1951年到1952年，王耀南被三次派到朝鲜。周总理曾亲自找王耀南谈坑道作战，之后王耀南向毛主席告辞时，毛主席也提到这个问题。

1951年，王耀南率学习团随同第二十三兵团赴朝作战。他建议修筑坑道后，第二十三兵团伤亡由每军每日150人降为10余人。

1952年5月，王耀南奉彭德怀命令率200余名工兵、炮兵、航空兵干部组成的学习团赴朝鲜解决防空问题。当时，我方每军每日阵亡人数在100人左右。他提出打坑道战解决部队的防空问题。部队全面开展坑道掘进作业后，伤亡减少30%。9月，王耀南奉彭德怀之命再率学习团赴朝检查部队推广“坑道战”经验，找出不足和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后我军每日每个军阵亡人数已由80人降为2至3人。

到1952年，志愿军共挖了7789条坑道，总长度达1980.7公里，掩体75万个，朝鲜方面也挖了80公里，在三八线30公里范围都是志愿军的掩体，靠坑道打冷枪，小规模消灭美军，其战果是前五次战役总和的将近四倍，由此可见坑道作用有多大。

1953年1月20日，丁字山发生“鞭挞行动”战斗。美国记者约翰·托兰写的《漫长的战斗》一书讲到：“鞭挞行动”是为祝贺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美军司令范佛里特请了10多位将军和12名记者，拿着份剧情说明单，观看全过程。美军1个连在8架飞机、15辆坦克掩护下，投掷22.4万磅炸弹、8箱汽油弹，美军5个炮兵营上百门105毫米榴弹炮发射了16.8万发炮弹。但进攻的结果：美军这个连共伤亡77人。在坑道里防守的志愿军第二十三军第六十七师第二〇一团一连一排共伤亡11人。这次战斗在美军战史中被认为“总的说来，鞭挞行动是一次惨败”，而在《抗美援朝战史》一书中被认为“最不光彩的一次作战”，美国记者向全世界报道了志愿军的坑道战，此战也使范佛里特丢了脸。

朝鲜战场中坑道的使用，致使美军大炮、飞机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在《漫长的战斗》一书中，曾提到作战精准、训练有素的美军飞行员始终找不到志愿军藏身的洞口，尤其是彭德怀的防空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对此，王耀南给出解答。他说，入朝鲜之前，他曾看到魔术师的表演，并请教魔术师，但魔术师不肯明说，只肯多表演几遍，于是王耀南反复琢磨，后来在彭德怀的防空洞口，利用魔术师的技巧作了一番布置，在洞口其他地方画了很多图案，效果不错。后来才知道这是心理学上讲的心理盲点，利用心理盲点，制造焦点，模糊洞口的位置，避免了美军的轰炸。

电影《地雷战》和《地道战》使我们在银幕中认识了两种战术。而对于这两部电影的军事顾问王耀南来说，这些经历都是真实的，经历残酷的战争和血与火的锤炼，他结合广大群众的智慧完善了地道战、地雷战战术，为抗战胜利、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系王耀南将军之子）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