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鼎瀚

摘 要：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融汇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政治思考方式，对于伊斯兰世界和东欧地区的分析和预测相当精妙，但对于东亚地区的分析却存在一定的偏颇和失误。本文具体研究了该书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关键词：文明冲突 东亚 失误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这位被认为是具有浓重保守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一方面竭力从文明和民众思想的角度分析历史和国际形势（这是毫无疑问的自由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使用了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几乎是保守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代表）的“均势”理论、“搭车”理论、“安全困境”等理论来思考问题。正是这种融汇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政治思考方式促使了引起众多争议的国际政治理论的诞生。不得不说这种混合型的国际政治理论确有其独到之处，其对于伊斯兰世界和东欧地区的分析和预测相当精妙，但对于东亚地区的分析却存在一定的偏颇。

一、问题：现实与理论的差异

在本书中，亨廷顿将当代主要文明分为7个：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此外还有一个他认为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其第三部分“大中华及其共荣圈”和第四部分“亚洲：中国和美国”中，亨廷顿用文明冲突论分析了包含中华文明和日本文明的东亚地区，认为朝鲜地区因朝鲜与韩国所存在的很深文化认同感而趋向于统一，在东南亚地区人口比重较重、有着极大经济影响力的华裔人群极大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联系，而在港澳台地区的“同是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感和因此产生的相互信赖感使得港澳台地区与大陆联系更加密切。在中国的崛起之路上，亨廷顿认为东亚各国（包括日本）除了越南外都会对中国崛起采取“搭车”政策，都“倾向于顺应中国”[1]。

根据以上的认识，亨廷顿在本书最后一个部分“文明的未来”中“文明间的战争与秩序”部分推测在未来的东亚中，“美国军队撤出了已经统一的朝鲜，在日本的驻军也大幅度减少。台湾和大陆已和解，台湾继续保持她事实上拥有的大部分独立，但明确承认北京的宗主权……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区域是在中国的保护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区域则由美国公司开发。中国因拥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他将建立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越南开始抵抗，中越之间随之发生海战……美国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呼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并将少数仅存的航母特混舰队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国海。中国谴责美国的行为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于是对特混舰队发动空袭……战火蔓延到东亚的其他地区。日本禁止美国使用美军在日本的基地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宣布保持中立并封锁美军基地，中国人从台湾地区和大陆派出的潜艇和路基飞机重创美军舰队和在东亚的军事设施。与此同时，中国的地面部队挺进河内，占领越南的大片领土。”[2]

这种对东亚局势的推测，就算是中国最乐观的军事战略策划者也不会将其列入参考对象。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当今的东亚局势，便可以得知这个推测的主观性。朝鲜与韩国的关系虽然时有缓和，但朝鲜统治者鉴于对更深的交流所可能带来的对本国民众的不良影响的恐惧感，时不时会用一些炮击示威、弹道导弹试验、边境军事演习之类的挑衅措施将两国关系重新拉回到紧张的层次之上，出于对这个一直处于“神经状态”的邻国的恐惧，韩国一直在谋求加大美国对他的军事支援，并一直坚持要求美国在可能出现的朝鲜战争时领导整支美韩联合部队（虽然在2015年将战时作战指挥权交给韩方之后，韩美联合司令部将按照计划解散，成立韩国军事司令部，但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上韩国一直是坚持在战时将作战指挥权交于美方，由此可见韩国对于自身军事力量的不自信）。而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中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的领土纠纷越发严峻，南海问题在东盟会议上已经成为了焦点议题，而迫于中国不断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压力，东盟中的南海问题国家开始急切的寻求“重返亚洲”的美国的军事援助。2014年美菲签署的10年防务合作协议允许美军增加在该国驻军，马来西亚也隐约同意了美军侦察机进驻本国军事基地，而昔日的对手——美国与越南的军事关系也随着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对越南的访问而持续升温。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盟友缅甸也在与中国发生了几次冲突后转而开始向印度寻求帮助；在香港和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并没有在新生代里获得多少支持者，香港的“占中”运动和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都标志着香港和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在日后将有可能生出更多麻烦。至于日本，安倍政府对于二战日本罪行的忽视和避让态度，再加上今年强行推动的安保法案，极大加剧了与中国和韩国的紧张局势，另外其与美国的军事关系继续升温、对于监听丑闻的软弱态度表现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态度，因此关于亨廷顿“日本反抗美国、顺从中国”的猜测已经完全站不住脚了。

从当今的东亚局势来看，東亚各国在面对中国崛起上并没有像亨廷顿所想因为文化上的认同感与对美国这一外来文化的代表者的抵触而采取“搭车”政策，整体东亚局势走向与亨廷顿所预测的几乎南辕北辙。那么在其他地区问题上尚能表现良好的“文明冲突论”在东亚为何会出现那么大的偏差呢？

二、原因：中华文明在东亚的影响力分析

亨廷顿用“文明冲突论”对东亚局势的分析与推测之所以与现实情况相差甚远，其主要原因并不是“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出了本质问题，而是亨廷顿对中华文明在东亚的政治影响力认识存在偏差，并且没有意识到东亚地区的一股文化核心争夺和文明再认识的浪潮。

在亨廷顿看来，东南亚地区因为当地华人的数量占很大比重其在经济领域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该地区文明与中华文明更接近，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然而华人的这种独特地位并没有从实质上增进东南亚地区（除了新加坡）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以马来西亚为例，该国人口中华人占了24%，这个人口比重在东南亚国家中除了新加坡外是最高的（新加坡华人人口占了74.2%，文莱是6%，柬埔寨是3%，印度尼西亚是3.5%，老挝是0.22%，缅甸是2%，菲律宾是2%，泰国是10%，越南是0.96%），而这个很高的人口比重并没有使得中华文化在该国文化中占到很重的地位。马来西亚的国教是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在中华文化中处于很次级的地位。马来西亚的现行教育体制中，马来族的“国民学校”以马来语为教学用语，英文为必修课，华人的“国民学校”以英语为教学用语，马来语为必修课，华文课每周只有4节，虽然也有建于华人社团、社区内部的“独立学校”，但在全国范围内也仅有60所。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企业家凭借其在工商业的强大经济实力有着很大的经济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虽然一定程度的延伸至政治领域，促使了如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和民主行动党这样的这样的华人政党的出现，但这些政党的支持者一句仅仅局限于华人社区中，华人与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人之间的种族隔阂依旧明显。从以上的种种信息来看，在马来西亚国内中华文化仅仅局限于华人社区之内，而且并未获得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人的认同，甚至由马来人主导的政府仍在或多或少的压制本国的中华文化，所以说把马来西亚文明简单形容为中华文明的一个较远分支是很不恰当的。准确来讲，马来西亚文明中包含了一部分中华文明的分支，但在其中占主体地位的仍是当地文明。

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华人人口比重如此之高且对华相对友好的国家尚且如此，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东南亚文明中，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在削弱。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方开始殖民东南亚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东南亚文明确实可以算作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因为当时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水平落后，华人的移民相对较高的文化水平吸引着当地居民向其学习，因此当时东南亚的主流文化可以算作中华文化的分支。而在西方殖民之后，一方面西方文化抢占了中华文化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刻意利用当地原住民来对抗在经济上越来越占优的华人，从而培养了当地原住民对自身原始文化的极高认同感。西方殖民时代给东南亚地区带来的影响使得东南亚文明更加趋向独立化，甚至促使东南亚国家寻找第三方文明的帮助。

而在亨廷顿认为的中华文明的另一组成部分——朝鲜地区，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朝鲜地区的原始文化就是由商末的华夏族移民建成的（《史记》记载，商代最后一个国王纣王的叔父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率五千商朝遗民东迁至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建立“箕氏侯国”，史称“箕子朝鲜”），而后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朝鲜和中国各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也十分密切，所以说，朝鲜文化受中华文化的影响相当大。虽然朝鲜地区有过一段时间的日本统治时期，但一来本身日本文化与朝鲜文化相差不大，二来战后韩国民族主义发展迅速，所以朝鲜文化很快又恢复了起来。时至今日，朝鲜文化的完整性和历史性赋予了韩国作为中华文明内的一个重要国家的性质，但与此同时也使得韩国试图代替中国成为中华文明内的核心国家。在韩国人眼里，中国已无法胜任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这一崇高地位，因此韩国人开始谋求将中华文化占为己有。近年来，韩国不断将许多中华文化的标志性节日、习俗、技术申报为本国文化遗产，甚至宣扬许多中国的历史名人是韩国人。这样的行为在中国人的眼中无异于“文化掠夺”，中国民众对韩国的态度也不断降低。在2014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国际部委托国际民调公司GlobeScan进行的全球24国民意调查结果里，对韩国印象最差的国家中排第二位的就是中国，对韩国“有好感”的中国受访者仅占21%。发生在中韩两国中关于本文明核心地位的争夺所导致的两国民众之间的互相反感毫无疑问致使两国关系处在一种较冷情形。

最后再分析一下日本。在亨廷顿写《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时正值美日贸易战时期，所以他对于美日关系的看法比较悲观，认为两国终将分道扬镳，而日本很有可能投入崛起的中国的怀抱。但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亨廷顿的悲观是完全不必要的，美日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度依旧很高（美对日为68%，日对美为75%），而美日的贸易战对于两国民众在考量双边关系时的权重是很小的（美国为8%，日本为14%）。而相比较而言，从2014年BBC的那份民调报告中，认为中国对世界主要是负面影响的日本受访者占73%，认为中国影响积极的仅占3%。这样的一个信任度的巨大差异应该来说并不是因为日本文明更倾向于西方文明而非中华文明，而是因为中国的崛起给日本带来的压力和日本积极采取“均势”政策对民众的影响。但如果因此认为在中日关系中没有文化因素的影响是不恰当的，亨廷顿认为“搭车取决于信任程度”，那么是什么约束了日本在对于中国崛起上采取“搭车”政策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普遍存在于中国人心中的历史问题制约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因此支持政府采取“均势”政策对抗中国崛起，从而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出现：中国的对日态度降低了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因此日本采取“均势”政策，而中国在看到日本积极制约自身发展后其态度更加严重，日本民众因此对中国信任度进一步下降，促使日本更积极地制约中国发展。这样的双边关系恶性循环主要源于中日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事件（如甲午战争、抗日战争）。

综合分析，当今的东亚局势是不同于亨廷顿所设想的包含一个正在不断整合的中华文明和一个不断向中华文明靠拢的日本文明，而是一個充斥着新文明崛起、文明再认识、文明核心合作的局势。“无论是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中心主义或其他中心主义，带给人类的都不是和平而是灾难，维护世界的安全需要多文明的共存”[3]。

三、结语：失误而非错误

从本书第二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国际冲突的根源在于文化冲突——并未在东亚地区失效，相反在东亚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地区，该理论的有效性再一次被证明。之所以会出现亨廷顿那背离现实的分析和推测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亨廷顿在分析东亚局势时忽略了亚洲的政治独特性，如经济影响力并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影响力、西方殖民时代遗留的重要政治影响、更加深厚的家国情怀，并且没有意识到一个文明的的核心国家地位是可能被该文明中一个综合国力不强、但自认文化优秀的国家所觊觎的。因为在亨廷顿看来，核心国家起领导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势力范围划分明确的世界，同时是其影响力被拥有共同文明的成员国稀释的世界。由于能够吸引文化相似的国家并排斥不同的国家，核心国家在这种体系中表现得非常鲜明[4]。但总的来说，亨廷顿对于东亚的分析并不能算作“文明冲突论”的错误，而只能算作是一次失误罢了，而我们在日后研究国际政治史更不能因为这个失误而忽视“文明冲突论”的深刻意义。

参考文献

[1] 缪赛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2009：211.

[2] 缪赛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新华出版社，2009：288-289.

[3] 郑琦，郑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浅议[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S1）.

[4] 刘锐.国际冲突的文明维度——基于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解读[J].法制与社会，2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