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减缓效应

2017-05-02郝依梅夏咏丁志勇陈治国李成友

江苏农业科学 2017年3期

郝依梅++夏咏丁志勇陈治国李成友

摘要：基于新疆南疆3地州2008—2013年24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南疆普惠金融发展及各个维度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表明：南疆3地州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农村地区万人拥有金融机构服务人员、金融服务可得性、金融服务使用有效性对农村贫困减缓呈正效应，农村地区万人拥有金融网点数、金融服务使用度对农村贫困减缓呈负效应；从地区层面上，南疆3地州各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均影响显著，不同县（市）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不同。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就发展普惠金融以减缓农村贫困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金融；普惠金融；农村贫困减缓；新疆；区域对比

中图分类号： F832.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03-0310-05

收稿日期：2016-07-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14AJY01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编号：2014M560834）；新疆自然科学基金（编号：2014211A034）。

作者简介：郝依梅（1991—），女，山东菏泽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E-mail：1648131181@qq.com。

通信作者：夏咏，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E-mail：3472483324@qq.com。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和新农村建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当前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处于滞后状态，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机构资金的流失，农村金融机构分布不均匀，部分农村地区呈现出“金融空白”现象。而从2003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连续8年提出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减缓农村贫困。由此可见随着农村金融的发展，金融手段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反贫困过程中。2005年，联合国宣传小额信贷年时最早提出了“普惠金融体系”，之后普惠金融受到了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推行，力图通过发展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等模式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尽可能为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其所需的金融服务，强调通过加强政策支持和完善市场机制，使边远贫困地区、微型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方便快捷、价格合理的金融服务。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保障金融机构的农村存款用于农业农村，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因此，从金融的角度研究地区反贫困问题，有助于提高片区人们脱贫致富的能力，也能够更有效地发挥扶贫工作的“造血”功能。

新疆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减缓存在着密切联系。普惠金融是以公平公正为前提，全方位、多层次地为各个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为正规金融机构排斥在外的个人和群体，让其拥有公平的机会获得有效的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是金融公平的体现。从理论上来说，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路径主要分为4个层面：（1）金融服务门槛效应。由于享受金融服务所支付的成本较高，一些贫困人群没有足够的支付成本，从而无法享受到金融服务；而高收入人群有足够的支付成本，从而可以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2）金融排斥效应。金融机构出于降低成本、控制风险的目的，在增加金融产品种类和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也关闭了部分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这使得部分农村地区出现“金融沙漠化”的状况，农民得不到贷款资金，影响了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3）金融减贫效应。金融机构通过发展微型金融，提供储蓄、支付、汇兑、保险等交易服务，把传统金融排斥在外的小型企业和个人纳入金融服务的范围，从而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使他们也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从而增加收入摆脱贫困。（4）涓滴效应。涓滴效应主要是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来减缓贫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金融并不直接给予贫困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的优待，而是通过改善融资环境、合理配置资源、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目前，有关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个方面，一方面是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宋冬凌认为增加农民收入、减缓农村贫困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金融支持，小额信贷的出现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加和农村贫困减缓具有积极的作用[1]。小额信贷的提供者只要及时地反映不同类型客户的需求，并创新信贷产品，就可以及时灵活地为贫困人群提供服务，帮助他们减缓贫困[2]。但是当农村金融服务面临长期供给不足的困境时，还是应该通过移动互联网的形式推動农村普惠金融，扭转农村金融服务长期缺位的局面[3]。谭文培认为构建市场、政府和农村社区“三位一体”的能相互弥补缺陷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可以弥补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缺陷，也能较好地为农村贫困和低收入者提供金融产品或服务，从而加快农村贫困减缓的进程[4]。张音等提出要重视区域性金融反贫困问题，制定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金融反贫困方案和措施[5]。另外，王修华等从金融宽度的角度分析了农村金融的门槛效应、减困效应和排斥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6]。另一方面是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评价和测度。李明贤等从广度和深度2个方面对农村金融的覆盖面进行了衡量[7]。何德旭等从金融排斥和金融包容性2个角度分析了我国普惠金融制度的构建[8]。徐少君等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从地理渗透性、使用效用性和产品接触性3个维度评价金融排除的反面，也就是金融普惠的宽度[9]。高沛星等基于省际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从地理排斥、评估及条件排斥、价格排斥和营销排斥4个维度来分析农村金融排斥[10]。

综合来看，金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也不尽相同，近年来我国通过对金融机构的不断调整和改革，对农村普惠性金融发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和尝试，对于这些尝试必须不断地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以便更加有效地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实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贫困减缓的良性互动，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有的研究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量、农村普惠金融制度的构建以及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减贫路径等方面提供了借鉴，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对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国内学者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主要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第二，学者们对于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问题研究较少，而且多集中于以国家、省际为研究对象，以宏观数据进行分析，而对于多民族聚居的县域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很少提出建议，研究缺少针对性。所以本研究运用2008—2013[JP2]年的新疆南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以及和田地区24个县（市）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不变参数模型实证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各个维度对南疆3地州农村贫困减缓的整体影响，这样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从而有助于加强南疆地区农村普惠性金融体系建设；再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南疆3地州各个县（市）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这样能够形成区域对比，分析各县（市）之间的差异，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JP]

1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1.1模型设定

在研究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关系的文献中，所用的理论模型大多数是在传统的总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下选择不同的指标来构建的。综合温涛等[11]、杜伟岸等[12]、田杰等[13]的研究成果，考虑到研究不同县（市）在不同时间点上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村贫困减缓的关系，因此采用面板数据比较适合，则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JZ]Yit=α0+α1IRFIit+α2EMPit+α3ISit+α4TAXit+μit

式中：Yit表示i省t年的贫困指标；IRFIit表示i省t年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EMPit表示i省t年的就业率指标；ISit表示i省t年的产业结构指标；TAXit表示i省t年的政府干预程度指标。α0为截距项，α1、α2、α3、α4为模型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μit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

1.2变量选择

1.2.1农村普惠金融指数（IRFI）采用普惠金融指数评价南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的24个县（市）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表1）。Sarma等提出了IFI指数，IFI指数吸纳普惠金融地理渗透性、使用有效性、产品接触性3个维度的信息[14]，Chakravarty等又对IFI指数的进行了改善[15]，国内一些学者在文献中[16-17]基本上借鉴了这种指标构建方法，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借鉴，总的来说很少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性。而本研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南疆地区农村的特殊性，从“深”“广”“强”和“有效性”的目标出发，从金融服务渗透性、金融服务可得性、金融服务使用度和金融服务使用有效性4个维度选择8个指标，来测度南疆地区24个县（市）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水平。其中金融服务使用有效性是借鉴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率”的含义，采用“农村地区存款增加值占地区GDP增加值的比例”来表示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使用有效性，其比值越高说明金融服务使用的有效性就越大，金融服务对农村贫困减缓的贡献度就越高。[FL）]

1.2.2农村贫困指数（Y）采用农村贫困发生率表示农村贫困指数，其中农村贫困发生率=（农村地区贫困人口/总人口）×100%，是反映一个地区农村贫困状况的重要指标。

1.2.3控制变量考虑到除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外，还受到就业率（EMP）、产业结构（IS）、政府干预程度（TAX）等因素的影响。由于农村就业人数获得不完整，所以采用各县（市）总人口中乡村与城镇从业人员总数占比表示农村地区就业率（EMP）；采用各县（市）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当期GDP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IS），该比例越高表示农民收入越高，贫困减缓的进程就越快；采用各县（市）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TAX）。

1.3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08—2013年新疆南疆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以及和田地区24个县（市）的农村贫困为研究对象，考察这24个县（市）在2008—2013年间普惠金融發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农村普惠金融数据来源于2008—2013年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中农村金融图集分布的银行类和经济类统计数据以及相关调研数据，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农村贫困指标的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和各县（市）官方网站统计公报相关数据。

2普惠指数的构建

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涉及多个维度的指标，由于各维度指标之间存在不可比较性，所以本研究采用效用函数评价法把多维度指标转换为一维可比较的综合评价指数，即首先对指标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再利用效用函数求得每一具体指标的效用值，然后确定每一具体指标的权重，最后利用适当的合成模型得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的综合评价指标。

2.1指标的无纲化处理

由于普惠金融的各维度指标统计单位的不同，无法直接进行分析，所以对这些指标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具体公式为：di=[SX（]Ai-miMi-mi[SX）]（i=1，2，…，n），其中Ai是i维度指标的实际观测值，Mi是i维度指标的最大值，mi是i维度指标的最小值。

2.2指标权重的确定

权重表示各个评价指标在总体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本研究对不同指标赋予一定的权重，以确定各维度指标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影响程度。权重的确定对于多维指标综合评价方法至关重要。对于权重的确定一般分为主观和客观2种方法，主观的确定方法完全取决于评价者的主观意志，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所以本研究采用变异系数法来确定各维度指标的权重。变异系数法是直接利用各项指标的所有信息通过计算得出权重，一项指标的变异系数越大，就越能反映农村普惠金融的差异性，从而被赋予较高的权重。确定权重的过程如下：首先，计算各项指标的变异系数Vi，具体的公式为：Vi=[SX（]six[TX-*5]i[SX）]（i=1，2，…，n），其中，Vi表示第i项指标的变异系数，也称为标准差系数；si表示第i项指标的标准差；x[TX-*5]i表示第i项指标的平均数。其次，根据上式所求的数据，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wi（表2），具体的公式为：wi=[SX（]Vi∑[DD（]ni=1[DD）]Vi[SX）]（i=1，2，…，n）。

2.3指标的合成及结果分析

虽然对各维度指标已经进行了处理，但是农村普惠金融评价值仍然是由多个效应值组成的多维空间的数值，仍然无法进行横纵向排序，因此应采取一定的方法将多维度的评价指标转化为一维的可比较的评价指标。指标的合成方法有很多种，本研究采用几何合成法，选择该方法的原因有3点：第一，几何合成法强调各维度指标的一致性，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比较符合农村普惠金融多维度且复杂的特性；第二，本研究所选取的各维度农村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第三，南疆3地州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几何合成法对各评价指标值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性，这更有助于区分南疆3地州各县（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具体的指标合成公式为：IRFI=∏nid[HT6.]w[HT5.]i[HT6.]i（i=1，2，…，n），其中，IRFI表示农村普惠金融指数，di为i维指标的效用值，wi为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

根据上述公式，采用2008—2013年南疆24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得出农村普惠金融指数，为便于观察各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差异，得出了24个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排名（表3）。从表3可以看出，2013年阿合奇县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最高，其值为28.821，而民丰县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最低，其值为25.101，存在着较高的差异，说明普惠金融的发展受当地经济条件的影响。

3南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实证分析

3.1农村普惠金融各个维度对农村贫困减缓的效应分析

新疆南疆3地州24个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各个维度对农村贫困减缓的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减缓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IRFI的系数为0.533，说明IRFI每提高1百分点，将促使农村贫困发生率降低0.533百分点。其中农村地区万人拥有网点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农村地区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服务人员、农村地区人均存款额、农村地区人均贷款额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农村地区存款占地区GDP的比例、农村地区贷款占地区GDP的比例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农村地区存款增加值占地区GDP增加值的比例、农村地区贷款增加值占地区GDP增加值的比例分别在1%、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农村地区万人拥有网点数与农村贫困减缓呈负相关，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南[CM（25]疆3地州金融机构网点的布局不够合理；由农村地区存款占地区GDP的比例和农村地区贷款占地区GDP的比例组成的金融服务使用度与农村贫困减缓呈负相关，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南疆3地州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结构、功能与该地区农村、农民的实际需求不匹配。

其中，3个控制变量就业率、产业结构和政府干预程度分别在1%、5%、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就业率、产业结构和政府干预程度每提高1百分点，农村贫困发生率将分别降低0.053、1.205和0.523百分点。就业率的提高表明有更多的农村居民获得工作的机会，从而使农村居民获得更多的收入；产业结构的升级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就业于第二、三产业，有助于拉动农村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政府的干预程度越强表明政府用于农村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越高，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越大。

3.2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各县（市）农村贫困减缓的效应分析

新疆南疆3地州24个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南疆3地州各县（市）截距的平均值为0.031 2，麦盖提县的截距最高，为0.452，策勒县的截距最低，为-0.520；其他县（市）的截距项较低，还有部分截距为负数。截距不同说明不同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不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與农村贫困减缓的匹配程度不同。截距越高说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越高，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贫困减缓的匹配程度越高。截距最低的策勒县农村居民的收入处于新疆农村居民收入的中下水平，而策勒县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说明策勒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并没有发挥减缓贫困的作用。

南疆3地州各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均影响显著，其中14个县（市）为正效应，10个县（市）为负效应，IRFI系数的平均值为0.203，其中乌恰县、阿合奇县和疏勒县等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效应较为显著，如乌恰县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百分点，将促使农村贫困减缓发生率降低2.738百分点。疏附县、叶城县、巴楚县、伽师县等地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疏勒县发展水平接近，均较低，但是其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比较明显，说明这些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近年来阿合奇县、乌恰县等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比较迅速，尤其是阿合奇县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6年间增长超过了1倍，同时农村居民收入也在不断提高，贫困减缓的速度也不断加快。对于疏附县、叶城县、巴楚县、伽师县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农牧业为主，虽然整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但是近年来通过提高发放小额信贷、推广适合农村居民使用的“惠农卡”以及以服务“三农”为目标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等，降低了金融门槛，创新了符合农村地区实际情况的金融产品，加强了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强度，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获得其所需的金融服务，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农村贫困减缓的进程。此外，阿克陶县、塔什库尔干县、和田县、皮山县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负效应，其偏远的地理位置、较低的发展水平和单一的产业结构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地区的金融排斥。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使用2008—2013年南疆3地州24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贫困减缓的效应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具有正效应；农村地区万人拥有网点数与农村贫困减缓负相关；农村地区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服务人员与农村贫困减[CM（25]缓正相关；由农村地区人均存款额和人均贷款额组成的金融服务可得性、由农村地区存贷款增加值占地区GDP增加值的比例组成的金融服务使用有效性与农村贫困减缓正相关；由农村地区存款占GDP的比例和贷款占GDP的比例组成的金融服务使用度与农村贫困减缓负相关。（2）南疆3地州各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均影响显著，南疆3地州24个县（市）中有9个县（市）的截距为负数，其余15个县（市）的截距为正数，截距不同说明不同县（市）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不同；在24个县（市）有10个县（市）的IRFI系数为负数，其余14个县（市）的 IRFI 系数均为正数，说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对于负效应的县（市），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缓慢、普惠金融资源匮乏、产业结构单一等原因使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没有对农村贫困起到减缓的作用。

4.2政策建议

4.2.1建立并完善多元化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新疆南疆3地州部分县（市）出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减缓负效应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金融服务的功能、结构与农村实际需求不匹配，所以应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市场、政府和农村社区的作用，构建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在内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体系，并加强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加强金融产品的创新，设计并推行与南疆农村地区相适应的普惠金融产品。

4.2.2加强对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布局的合理优化新疆南疆3地州每万人金融机构网点数与农村贫困减缓负相关，其主要原因是金融机构网点布局不够合理，所以合理布局金融机构网点，不仅要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还要考虑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人口密度、人均收入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网点的分布状况等相关因素。还应合理规范每万人拥有网点数的标准，对于不符合标准的金融机构网点布局采取措施及时调整，既要保证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又要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

4.2.3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加强对南疆3地州涉农金融机构信息技术的投入，优化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业务的操作程序，使之简易、方便，真正地适合农村居民的使用，使得随时随地只要有手机、电话就能够完成支付结算，彻底地转变支付结算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困境；同时加强对农村居民金融知识的教育和宣传，提高农村居民对互联网金融的认知度。

[HS2*2/3]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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