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大学 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演变特征

薛笑笑

（温州大学 商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基于浙江省2003—2014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耦合关系的动态演变特征。研究表明：一是12年内，浙江省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呈逐年升高趋势，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先升高，后缓慢下降，再短暂上升，后迅速下降，最后稳步上升，呈拉长的“W”型；二是经济与生态环境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态势，协调发展类型已经由最初的频临失调逐渐演变为良好协调；三是生态环境因素成为制约两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最后指出“十三五”期间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使得两者更为和谐。

区域经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浙江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382元递增到2014年的46629元，足足递增了122倍。然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却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其中空气雾霾、水污染、土壤碱化等问题尤甚。可见，如何协调好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已然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

目前国内外研究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文献很多[1-4]。归纳起来，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综合研究经济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5]；二是研究经济子系统中某一具体因素如城市化[6]、产业集聚[7]等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三是研究生态环境子系统中某一具体因素如水环境[8]、大气[9]等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对象多选用省级层面[10]，近些年才选用市级层面[11]和经济带[12]。研究方法有很多，主要有耦合协调度模型[13]、回归分析模型[14]、系统动力学模型[15]等。关于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主要围绕经济增长[16]、城镇化[17]、工业化[18]对环境污染以及资源对产业发展的约束[19]等方面展开。这些研究大多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阐明，也有学者采用VAR模型进行分析，但较少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探讨，而且对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内在的耦合关系阐述还不够透彻。基于此，本文拟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深入分析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演变特征，以期为进一步提升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程度及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一、研究区域概况

浙江省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是长江经济带中重要省份之一。2014年，浙江省以约占全国4.03%的常住人口奇迹般地创造了40173亿元的GDP，同时人均GDP达73002元，是全国人均GDP的1.57倍。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浙江省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以2003—2014年间为例，能源消费总量由9522.56万吨标准煤增长到18826万吨标准煤，增长近2倍；工业废水排放量曾一度升为21.74亿吨，到2014年才降为14.94亿吨，但是仍居全国前列；工业废气排放量更是从10432亿标立方米增长至26958亿标立方米，增长超2倍；工业固体产生量也是有增无减，从1976万吨增长至4699.64万吨。虽然近10多年来浙江省强力实施“生态省建设”战略，启动“811”美丽浙江建设行动，出台了《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环境污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鉴于生态环境自身的复杂性和脆弱性，生态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浪费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开展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研究，进一步了解耦合的内在规律，将更利于省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研究方法

1、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借鉴周成等[20]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实际状况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构建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同时，鉴于熵值赋权法[21]具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主观因素干扰的优点，本文采用该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2、数据来源与标准化处理

为了消除评价指标因统计口径不同而带来的影响，将研究年度确定为2003—2014年。研究对象为浙江省。有关经济子系统的数据来源于《浙江统计年鉴》（2003—2014年），有关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数据来源于《浙江自然资源与环境统计年鉴》（2014年）。

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包含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而且各指标的数量级有着较大差异，因此，对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此外，为避免赋值数的无意义，对极差处理后的每一数据加0.0001处理。

表1 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正向指标的标准化公式为：

逆向指标的标准化公式为：

式中，Xij为i指标项下第j个值，min（Xj）为i指标项下的最小值，max（Xj）为i指标项下的最大值。

3、区域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综合评价

根据上步计算的权重，采用加权求和法分别求出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ED代表区域经济发展综合指数，EE代表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ai和bi分别为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指标权重，X'ij、Y'ij为标准化数据。

4、耦合协调度的测量

耦合是指两个或多个系统（要素）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的现象。耦合度是衡量系统（要素）间交互作用大小的定量指标。因此，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可定义[3]为：

式中，C为耦合度，C∈[0，1]，C值越小，代表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越不协调；反之，表明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越协调。K为调节系数（K≥2），鉴于本文只研讨两个系统，故取K=2。

但是，耦合度有时也会“失灵”，特别是在低水平的同步发展下就无法正确反映耦合协调水平，故为了能科学反映经济与生态环境的整体协同效应，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3]，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α和β为待定系数。出于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考虑，α和β都取为1/2。

5、协调发展状况的判断

参照廖重斌（1999）的研究结果，将协调发展状况划分为2大类，然后将每一大类分成5中类，再按照ED与EE的对比关系，将每一中类再细分为3小类（见表2）。

三、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计算出浙江省2003—2014年间12个时点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及耦合协调度，判断协调发展状态（见表3），并用折线图展现综合指数、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化过程（见图1）。

1、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特征

根据表2和图1，在研究期内，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在2003—2004年间，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呈小幅上升趋势，由0.162上升到0.1728。2004—2006年间飞速上升，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由0.1728跨越到0.3925，增长了2倍多。2006—2008年间又回到小幅上升，之后经济发展保持稳步上升态势。总体上看，近12年来浙江省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服务业的转型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第二，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在0.3～0.6之间盘整，总体呈拉长的“W”型。2003—2004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由0.4018上升至0.5055，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不少。但2004—2007年指数急速下降，降为0.325，为研究期内最低点，这表明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粗放式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是极大的。2007—2009年指数先升后降，呈倒“V”型，2009年之后才稳步上升，这意味着生态环境在2009年得到遏制并逐步改善。

第三，深入观察可知，2003—2007年间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由缓慢上升转为快速上升时，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则呈凸抛物线下降，这表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过快、过粗”的经济发展消耗了过多的能源，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使得生态环境压力剧增，加上环保政策实施的滞后，最终使得生态环境质量迅速下降。2007—2008年经济速度一放缓，生态环境质量迅速改善，而2008—2009年经济一提速，生态环境质量又马上恶化，说明此时经济发展方式还处于转型期，经济的发展还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2009年以后，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出现了同步上升态势，这意味着转方式、调结构的发展战略正在发挥作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外加有较好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措施保驾护航，生态环境日益改善。虽然目前仍会出现雾霾现象，但是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环保措施的落实，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效的缓解。

表2 协调发展分类体系及判别标准

第四，在同步上升阶段，经济发展综合指数与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的差距在扩大，由0.1494扩大至0.2744，这意味着生态环境的建设步伐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今后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仍需密切关注环境问题，仍需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政策，健全和落实环保实施机制，充分发挥环境的基础性保障作用，与经济发展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

2、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分析

由表2和图1可知，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有如下特征。

第一，2003—2014年，耦合协调度从0.4349上升到0.8212，整体呈上升态势。从变化过程来看，经历了缓慢提升（2003—2004年）、快速提升（2004—2006年）、上下波动（2006—2009年）、稳步提升（2009—2014年）4个阶段。

第二，从大类角度看，已由失调衰退类过渡到协调发展类。从中类角度看，协调发展状态逐渐由最初的频临失调演变为良好协调。从小类角度看，协调发展类型先由经济滞后型演变为经济-生态环境同步型、生态环境滞后型，再从经济-生态环境同步型演变为生态环境滞后型。这说明浙江省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重视两者的协调发展。但是由于环境修复过程长、难度大，而且复杂多变，使生态环境因素成为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三，2003—2006年和2009—2014年两个阶段，耦合协调度的演变方向跟经济的发展方向大体上一致，而2006—2007年和2008—2009两个阶段年却完全相反，主要是生态环境质量大幅下降而导致的。这表明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才是提高耦合协调度的内在要求。

四、结论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描述，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从经济系统综合评价值的演变特征来看，浙江省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总体呈上升发展趋势。2003—2004年经济发展较缓，之后发展飞快，但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这跟中国整体经济形势息息相关。

表3 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协调度及协调发展状态

图1 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及耦合关系的动态演化

二是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值的演变特征来看，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呈拉长的“W”型，这是因为经济的粗放式发展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后来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转方式、调结构的不断深入，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才缓慢上升。

三是浙江省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在不断优化，目前已达到良好的协调发展状态，但是经济综合发展指数与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的差距仍在扩大，并且影响耦合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由经济因素转变为生态环境因素。因此，“十三五”期间，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大生态环境的整治力度，加快生态环境建设，推进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进程，从而向优质协调发展迈进。

由于受到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可能不够全面地反映两个系统的发展情况，而且研究未能从较小尺度即地市级层面来进一步分析两者的空间耦合关系，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影响。因此，突破数据的限制，完善评价指标，结合地级市层面更深入地分析耦合关系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1] Cumber J H.A regional interindustry model for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objectives[J].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1996，17（1）.

[2] Grossman G，Krueger A：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2）.

[3] 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热带地理，1999，19（2）.

[4] 吴玉鸣、张燕：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资源科学，2008，30（1）.

[5] 马丽、金凤君、刘毅：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J].地理学报，2012，67（10）.

[6] 吴玉鸣、柏玲：广西城市化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测度与互动分析[J].地理科学，2011，31（12）.

[7] 张可、汪东芳：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J].中国工业经济，2014（6）.

[8] 杨丽花、佟连军：吉林省松花江流域经济发展与水环境质量的动态耦合及空间格局[J].应用生态学报，2013，24（2）.

[9] Bahn O，Drouet L，and Edwards N R，and.The coupling of optimal economic growth and climate dynamics[J].Climatic Change，2006，79（1）.

[10] 江红莉：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动态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江苏省的数据[J].软科学，2013（3）.

[11] 徐春华：中国大城市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评价[J].兰州学刊，2010（6）.

[12] 关伟、刘勇凤：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时空演变[J].地理研究，2012，31（11）.

[13] 唐晓丹、仇方道、朱传耿等：江苏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2015，24（2）.

[14] 李树：环境治理、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2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门槛回归模型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5）.

[15] Drouet L，and Edwards N R，and Haurie A.Coupling climateandeconomicmodelsinacost-benefitframe-work：A convex optimisation approach[J].Environmental Modeling&Assessment，2006，11（2）.

[16] 段显明、郭家东：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2，12（1）.

[17] 李光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研究——以浙江省58县为例[J].浙江林业科技，2013，33（3）.

[18] 黄莲子：浙江工业化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07.

[19] 张银风：能源和环境约束下浙江省产业结构合理化研究[D].浙江理工大学，2012.

[20] 周成、冯学钢、唐睿：区域经济—生态环境—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分析与预测——以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为例[J].经济地理，2016，36（3）.

[21] 汪振双、赵宁、苏昊林：能源—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J].软科学，2015，29（2）.

（责任编辑：胡春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