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仝冰雪

出版：中國摄影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月

【评委评语】

这是一本开创性的摄影研究著作。作者抱有构筑“一部中国人认知摄影、自我观看的大历史”之决心，“去书写独特的中国早期摄影史”，而“这种书写，是对历史的忠实，更是为了一个民族敢于正视自身历史的文化自信”。没有这样的抱负，就不会有此书的诞生。

近年来，在中国摄影史的认知、研究方面已经取得多项突破。如，在断代上，逐渐突破了以革命史、政治史的分期，代替摄影史分期断代的简单做法。另一个方面，自文化史、社会史、生活史等视野观照摄影史的努力也一直在继续，包括中西摄影史的比较研究也有一定成就。特别是新史学的方法，对摄影史的研究多有助益，先前那些不被关注的摄影类型、材料、人物被纳入研究者视野，成为专题、专书，这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摄影史研究的视界。《中国照相馆史》即是近年来的重要成果之一。

—晋永权

对中国照相馆的研究，有必要首先关注早年照相馆里的顾客群。相比照相术发明初期就在西方迅速普及，中国的社会土壤和需求则完全不同，早年因为照相馆稀少和消费的昂贵，以及普通民众对照相术的不解，最早步入照相馆拍摄的，大部分是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开明官员、开明商绅，还有开风气之先的柳巷娇娃、梨园妙选等。也有不少顾客拍照，只为未来逝去后绘制肖像画制作摹本，但能够如此未雨绸缪的，肯定也是非富即贵。因为独立摄影师、官方摄影师的普遍缺乏，在晚清、北洋甚至国民政府早期，权贵拍照，甚至政府重大活动的拍摄，照相馆也基本是唯一的候选人。照相馆，几乎是当时社会“大众接触和享用摄影艺术的唯一途径”，照相馆影像，也“代表了中国慢照时代的照片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所体现的价值不仅殊为独特，而且绝对无可替代，某种意义上，它首次使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得以不分等级身份，在一种静止不失庄重的状态中被‘学术和不带偏激地凝神观看成为可能”。照相馆不仅仅是每个个人或家庭影像的第一个自觉塑造者，也首次成为中国社会变迁视觉文献的主动记录者。

19世纪的照相业一般归入手工业或商业，在中国，自古就是重农轻商，历来经商者排位于“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并且，摄影又被认为是“技术之末”或者“游艺小技”。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社会上开始出现了“恤商、厚商”的思潮。照相业因为具有相当技术含量，对很多人来说，还带些神秘的色彩，如果照相馆经营规模很大，或者盖起小楼，普通民众对照相从业人员会高看一眼，甚至照相馆老板和师傅会“成为市面上受人尊敬的人物”。不过，相比早期照相业中非富即贵的顾客来说，照相馆馆主或照相馆工作人员还是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贵客上门，仆从跟随，“她们或坐或站，听其自便，摄影师上去动手校正姿势这是万万不许可的，只可用镜头调换角度，还要照得比较理想，才能取得顾客欢心”，如果照相馆能够有机会为社会上的权势人物拍照，对很多照相馆来说，更是“感激无极矣”。

随着照相馆在各地的普及，更多的民众走入照相馆，尤其当更多的艺术家、海外留学生开始介入照相业，担任照相馆馆主或摄影师后，照相馆中，顾客和摄影师的话语权才开始微妙地发生变化。自20 世纪20年代起，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美术照相开始在中国各地风靡，拍照从最初记录性的实用功能，开始向时尚功能转变，照相术也开始被认为是艺术之一。照相馆滥觞时期的基本审美范式逐步被打破，更多的照相馆摄影师开始在摄影艺术之路上积极探索，这也得到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大中城市中的女影星、女艺人、名门闺秀、女学生、军政要员和文化巨匠的积极响应。在照相馆中，从灯光运用、背景道具、人物姿态、表情抓拍等方面，摄影师在模仿西方摄影造型的同时，又把中国人所认同的庄重、内敛、隐逸等精神追求融入照片拍摄和制作中，从而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照相馆审美范式，此时照相馆创造出的影像，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视觉构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照相馆拍摄的影像，除了作为商业销售的名人肖像，花界、梨园小照，以及少量风景、民俗照片外，照相馆生产的影像的主体就是个人肖像、家庭、集体合影等。这类影像，大部分只是印制一张或几张，当年或置之案头，或悬之壁上，或持赠亲朋。历经岁月流转，社会动荡，晚清、民国的照相馆影像能够留存至今的，远远不比当年的海量生产。在过去的15年中，正是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当年作为赠品的大量“玉照”被发现和交易；各个文博机构也开始网上披露自己的收藏；家族的后人，因为先人的离世，开始把逝者的原版影像推至市场之中。这些照相馆照片的大量涌现，为中国照相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节选自《中国照相馆史》前言，文字稍有改动，仝冰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