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战后；美资银行；复业；清理

摘要： 抗战胜利之后，美国在华银行迅速复业并飞速发展，但内战爆发，通货恶性膨胀，这一趋势受到遏制。建国之初，从中共的策略来看，对外资银行有一个从管理、利用然后到限制、清理的过程。从美资银行的应对而言，一开始即持消极态度，但很快就要求歇业清理。美资银行从最初的复业、独享繁荣、增设，到最终的自主歇业、军管、清理，折射了战后中美之间复杂的商务关系走向。当然，最终决定商务关系的是中美各自的政治考量。

中图分类号： K26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6076407

Key words： the Postwar Era； US banks； resumption of business； liquidation

Abstract： The US banks in China reopened their business immediately and developed rapidly during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but the tendency was restrained because of massive hyperinflations when the civil war broke out.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from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converted from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into limitation and liquidation.Conversely，from the coping perspective of US banks，they began with assuming negative attitudes and asked for closing and liquidating successively.For US banks，it did presented the complicated tendency of business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orld War II through the procedure of initial resumption，exclusive prosperity，and addition of branch banks，final independent shutdown，military control and liquidation.Nevertheless，the decisive role of the SinoU.S.relation ultimately was the respective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近代在華外资银行吸收存款，发行钞票，操纵国际汇兑，从而垄断中国金融市场；代理、承销外债，掌握中国关税、盐税，从而控制中国财政命脉。学术界主要关注其如何在华获得经济霸权，对其衰微及退出中国的进程则少有专门论述。①本文即在充分挖掘档案、报刊、外文文献的基础上，对19451956年间美资银行复业繁荣歇业这一过程进行阐释，藉此折射其实力衰微的状貌，以及背后中美之间政治、商务关系的演变。

一、复业、增设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为恢复收复区金融机关及处置敌伪钞票，财政部设置京沪、

①国内学界对此过程少有专门讨论，主要有洪葭管著《中国金融通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宋佩玉撰《建国初期上海英资银行清理过程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和《重振的幻灭：战后上海外商银行的历史演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国外学术界则利用英、美等国银行档案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诸如汇丰银行、花旗银行、麦加利银行、大通银行、有利银行等的行史著作中对其战后在华发展有微观述评（如John Donald Wilson，The Chase： the Chase Manhattan Bank，N.A.，19451985，Boston，Mas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6.C.Mackenzie，Realms of Silver：One Hundred Years of Banking in the East，London： Routledge & Keqan Paul，1954.Frank H.H.King，The Hongkong Banking in the Period of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ism，19411984，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等等）。辽吉黑、冀鲁察热、晋豫绥、鄂湘赣、粤桂闽、台湾七区，派遣财政金融特派员策进复原工作。《收复区金融机构财部派员整理》，《银行周报》1945年第29卷第3336合期，第24页。随即，财政部公布《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规定收复区内设立的金融机构，由政府指定国家行局接收清理。[1]14848月27日，美国运通、大通和花旗三家银行的经理即联合向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呈请：在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恢复秩序是非常必要的，银行应该尽可能重新开始营业。他们还进一步表示：“银行重开是对保护美国在华利益最为基本的措施，我们认为您一定同意我们的这一观点”。[2]60

近代美国在华银行以花旗银行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大，是美国政府指定之代理国库银行及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会员，与洛克菲勒和摩根财团等有错综复杂的联系。1945年12月10日，花旗银行上海、香港分行复业，20日，天津分行重开。[3]1171946年3月，花旗银行致函财政部，说明在上海、天津等分行资本定为法币1000万元。这是为了符合中国法律要求而分配的，决不反映纽约花旗银行总行的巨大资本。花旗银行上海分行乃是在华负责综合申报纳税的管辖行。[4]4939月，花旗银行沪行从中国财政部获得外银字第八号营业执照，津行领得外银字第九号营业执照，拨定资本法币300万元。上海分行经理瑞德（JTSReed），职员149人。天津分行经理班德（FWBender）。[4]493、[5]291花旗银行战后在华业务较之战前有突飞猛进之势，几可与汇丰银行并驾齐驱。

大通国际商业银行也是美国银行的巨擘，在美国11家最大的商业银行中仅次于美国商业储蓄银行及花旗银行。[6]18、[7]7二战结束后，上海分行状态良好，多数案卷也完好无缺，职员亦于1945年秋交通情况许可的情况下，及时回到该行。[8]11945年12月10日，大通银行上海分行复业，20日，天津分行重开。《光复后的天津》，《申报》1945年12月26日。大通银行战后遵照中国公司法及银行法之规定改称为“大通国际商业银行”，并领有财政部颁发的外银字第十一号营业执照，及经济部颁发的第三五七号外资公司许可证。沪分行经理彼得逊（E.A.G.Petersen），襄理张颂周等，职员120人。[9]258259天津分行经理费飞达（Roy YFaicfield），职员20人。[10]上海分行为在华管辖行，管辖天津分行。《战后在华的外商银行》，《经济通讯》1948年7月2日。

美国运通银行系美国运通转运公司所组织，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以兼营旅行社闻名。[11]175战后仅上海分行于1946年复业。运通业务的特性为发行旅行支票，而其旅行部除代办车船票及旅行指导外，更兼办行李保险及意外保险业务。[12]

友邦银行，系史带集团（主要经营保险和汽车业务）所属企业之一，专营普通银行业务，以存放款为主。存款95%来自美亚保险公司（亦属史带集团企业），因此该行实际上是美亚的收付机构。友邦银行营业重心实在上海，其经理以下管理人员均在沪，为适应银行公司的法定条件，仍以美国康涅狄格的银行为总行，后于1948年改设于百慕大的汉米尔顿（Hamilton，Bermuda）。上海分行于1945年12月10日复业，并领得财政部颁发的外银字第三号营业执照，及经济部颁发的第九号外资公司许可证。[5]297经理董事兼副总经理朱孔嘉（K.K.Tse）（美亚代理保险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副秘书兼副司库阮润桓（Jack YHYuen）（美亚代理保险公司秘书），职员22人。[9]259友邦银行业务量次于大通、花旗、運通三家。《战后在华的外商银行》，《经济通讯》1948年7月2日。

美国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于1930年，是美国最为雄厚的商业银行之一。二战之后，在积极向远东拓展业务的既定方针之下，1948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核准其在华开设分行，8月正式领得执照。《本市简讯》，《申报》1948年8月15日。1949年2月25日，上海分行开业，《美利坚银行沪行开业》，《新语》1949年第14卷第6期。行址在福州路44号，[13]195为外资银行最晚在华设立分行者。在中国“不许设立新行”的禁令中，该行不仅得到国民政府特许开业，而且旋即于3月获得“指定外汇银行”资格。 《外汇银行联合会开第四届年会》，《申报》1949年3月24日。

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时，在华外资银行15家，其中美资银行5家，在华设立分支行总计7处，其中花旗、大通2家银行分别在上海、天津设置分行，其余3家，如运通、大通和美国商业储蓄银行仅只设置上海1家分行。

二、独享繁荣

就金融业整体格局演变而言，抗战后期，外资银行已因不平等条约的取消而丧失特权地位，随着金融管制的不断加强，法币的恶性膨胀，外资银行在华分行数量相较于战前已锐减，其实力亦不断削弱。在整个金融业中，国家行局所占比重，1936年占5889%（不包括东北），至19471948年已上升至8885%；华资商业行庄所占比重，1936年占2194%（不包括东北），至19471948年下降为524%；外资银行所占比重，1936年为1917%（不包括东北），至19471948下降为591%。依据吴承明、许涤新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47页表格计算而得。这充分说明，国家行局在接收大量敌伪金融资产的基础上，战时形成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强化，而商业银行资本（包括外资银行和华商银行）则因战时的消损及恶性通货膨胀而大幅萎缩，其中外资银行再未恢复至战前水平。

在私营行庄中，外资银行仍占一席之地。根据统计资料，1946年7月外资银行资产金额达法币78 806 684 86757元，占各私营行庄资产总额的121%[14]65，虽所占比例不高，但平均到每家外资银行，其资产还是相当雄厚的。随后几年间，外资银行资产占全部私营行庄资产总额的比例时有升降，大致维持在20%左右，其中1947年12月，达到23 640亿元，占353%；1948年8月，达60 755金圆，占36%。参照以下文献： 《历月上海华商银行业资产总额及存放款额统计表》《历月上海外商银行业资产总额及存放款额统计表》（《银行周报》第32卷第50号，1948年12月13日）；《历月上海华商银行业资产总额及存放款额统计表》《历月上海外商银行业资产总额及存放款额统计表》（《银行周报》第33卷第3号，1949年1月17日）；《历月上海华商银行业资产总额及存放款额统计表》《历月上海外商银行业资产总额及存放款额统计表》（《银行周报》第33卷第19、20号，1949年5月16日）。

从外资银行国别数量而言，美资银行4家，战后全部复业，并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新增美国商业储蓄银行，合计5家，而战前英商银行7家，战后复业仅4家，已逊美资银行一筹。而总计15家外资银行，美资银行占比1/3。战后美资银行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力量。

第一，美国对国民政府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由此而发生的金融业务，根据美国经济合作总署规定，只许委托美资银行办理。当时申请愿意办理者，共有花旗、大通等14家，核准者共有花旗、大通等9家，其中规定利率年息175%，签发证件手续费万分之五，拨款手续千分之一。[15]311根据大通银行的年度业务报告，仅1948年一年，大通银行经手很大数目的款项汇拨，赚得手续费及利息136 000美元。[7]这样一来，在美援贷款未动用之前，大通和花旗银行可以获得大量的低利资金（存款），在美援贷款拨付之时，又可获得可观的拨款和签证等手续费，其业务的扩张及其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渐有凌驾于老牌英资银行之上的趋势。

第二，国民政府与美国之间有关金银的交易和调换，是美资银行业务的重要方面。早在1935年11月，“中美两国财政部达成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5000万盎司的协议”，这笔白银即由“上海的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各投标2500万盎司运往美国，售得的美元照协议的附带条件，必须存在纽约的大通银行等总行”。[16]359、[17]而当1940年代国民政府向美国购买巨额黄金后，大通银行又成为国民政府寄存黄金的保管库。1947年，大通银行纽约分行曾代中央银行出售寄存于该行的白银，先后合计达310余万盎司，这些白银都是通过该行上海分行转来纽约分行的，而大通银行一般收取手续费为05%。[18]11281948年11月，国民政府的金银消耗惨重，但仍有463 05901盎司白银存放纽约大通银行，9271984盎司黄金存于伦敦大通银行。[19]897

第三，中央银行实行的外汇管理，与美国联系最为紧密。自19341941年间，美国共收购中国白银达553亿盎司，价值25亿美元，这些白银换购的美元作为法币外汇储备存于美国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同时中国成立“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维持法币的稳定。由此，英国对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力逐渐由美国取代。在此前提之下，中国汇率，无论官定汇率或黑市汇率，实际上都是由花旗、汇丰两行决定，而美汇汇率更直接影响上海的金钞黑市和物价。

第四，战后中国逃资主要去向是美国。自1947年2月国民政府实行紧急措施方案后，即出现资金逃逸海外现象。据1947年11月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载称：中国私人或团体存在美国的资产数在10亿至30亿美元之间。而中国逃往香港资金据估计值为5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随时准备逃往纽约等地。[20]3111948年起，逃资加剧。首先是豪门资本纷纷套取外汇存放国外，继而国民政府也将黄金、外汇外移。金圆券改革失败之后的11月12日，上海一度开放存兑金银，从黑市套购外汇出国成为半公开之事。而逃资流向美国的主要孔道即是在华美资银行。

第五，中美间贸易比重剧增。1936年美国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26%，战后的1946年跃升到5319%；1936年美国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97%，1946年跃升为572%，1948年仍占484%，其中各种方式的走私进口还不计算在内。[21]763由中美贸易产生的国际汇兑业务，自然主要是在美资银行中进行。

第六，美钞在华流通廣泛。抗战后期，盟军来华日多，美钞流通额骤增，随着通货膨胀的日益严重，美钞渐渐成为后方金融市场宠儿。抗战胜利后，交通渐次恢复，“美钞乃由后方流入平、津、沪、汉、穗诸埠”[22]。根据估计，1946年，“美钞在华流通数目已超过一万万元，由于美国陆海空军及其他侵略性机关未自中国撤退，美钞的数目还在增加”[23]817。至新中国建立前夕，“美钞为十二亿银元”，按照战前中美货币比价1∶4计算，“共值446 886 446美元”[24]217。

三、经营顿挫

随着内战的爆发，国民政府军事支出使得财政赤字不断飞升，当告贷无门之时，消弭赤字最方便可行的办法就只剩扩大发行，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1948年起，在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背景之下，美资银行的存款、放款、汇兑等传统业务基本陷于停顿。花旗银行远东区总裁麦凯（James Mackay）后来回忆说：我们本来有很宏大的计划，但是随后我们即意识到这是没有希望的。上海和天津的分行开始收缩，并尽可能的将业务转向香港分行。[25]2191948年12月4日，花旗银行天津分行停业。《津花旗银行决束装归去》，《申报》1948年11月30日。而大通银行则因国民政府施行的紧急法令，使得上海和天津分行的业务在1948年底紧缩至最低限度。[26]1949年1月14日，大通银行天津分行暂时停业，2月15日复业。[10]

随着大城市的不断解放，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19日发布《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对于在华银行，则规定：“不要忙于令其停业，而应先令其报告资本、账目和业务，以凭核办”[27]45。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取缔在华各项特权之后，“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28]14341435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在华外资银行，则允许其继续营业，但是实行一定的监管。

1949年4月、6月，华北区、华东区分别颁布《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规定私营银钱业只准经营各种存款、放款、票据贴现、解放区境内汇兑及押汇、票据承兑、代理收付款项等银行业务；不得为公私商号或其他银钱业之股东，不得收买或承押本行庄之股票，不得购买非营业所需之不动产，不得兼营商业囤积货物或代客买卖，不得经营金银、外国货币之买卖或抵押等。[29]393395

4月7日、11日，华北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外汇管理暂行办法施行细则》颁布，6月3日、9日，华东区亦颁布相应办法与实施细则。这些法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指定中国银行为执行管理外汇任务及经营外汇业务之机构”，而“中国银行为法定之外汇存单交易场所，各指定银行皆为交易员”，根据市场情况，报经中国人民银行各区行核准后，公布每日外汇开盘价格，交易员在交易所内依据外汇供求情况，自由议价成交，严禁一切场外交易。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经营外汇向著信誉之银行”，为“指定银行”，“介绍成交、代理客商买卖外汇，办理外汇事务，并对其所介绍之外汇交易，双方负信用保证之责”。以上内容节选自 《华北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1949年4月7日华北区人民政府公布）、《附：一、华北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施行细则》（1949年4月11日）、《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1949年6月3日），《附：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施行细则》（1949年6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编：《金融法规汇编（19491952）》，财政经济出版社1956年版，第241246页。外汇管理办法的渐次颁行，使得外资银行是否能够进行外汇交易，以及如何进行外汇交易都处于中国银行的严格监管控制之下。

与以上法规配套公布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外汇指定银行申请的通告，凡以往曾经营外汇业务之中外银行：“（一）愿遵守人民政府之一切有关法令；（二）过去办理外汇业务具有成绩；（三）在国外有分支机构或或代理行者，可即向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国外部领取申请书”，填交中国人民银行转呈各区行核定。《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通告（第二号）》，《银行周报》1949年6月12日，第33卷第24、25期。随即，花旗、大通、美国商业储蓄银行获批外汇“指定银行”，而运通、友邦银行，则未获得批准。

面对一系列监管法规的出台，美资银行的经营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近代以来，外资银行所营业务与进出口贸易关系最为密切。建国初期，中美贸易的起伏变化，受到政治环境影响很大。1949年12月，美國出台NSC48号文件，该文件规定了更为严厉的贸易管制措施。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1948年，美国对华出口总值为2734亿美元，1949年降至0826亿美元，1950年18月更降至033亿美元，[31]2082091951年5月，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通过对中国、朝鲜实行“禁运”的决议，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往来陷入停顿。国际贸易的下降，必然影响到美资银行的外汇经营状况。从对外汇业务数额进行考察，我们发现：（一）1949年下半期，仍然从事外汇业务的美资银行3家，即上海的美国商业储蓄、花旗、大通商业银行。截止1950年，只余美国商业储蓄银行1家，总计外汇业务额为70 75831美元，而在华7家外资银行总计外汇业务额为99 014 2408美元，美资银行只占外资银行外汇业务总额的07%。（二）1949年下半年，经营押汇业务的美资银行为上海的花旗、美国商业储蓄银行2家，且只经营出口押汇，进口押汇并未展开。至1950年，只余美国商业储蓄银行1家经营押汇业务，其中进口押汇为54 68364美元，出口押汇仅为4 97467美元。[32]340341、[33]139

建国初期，外资银行存放对象主要为各该国外资企业。但随着美资企业的大量停业倒闭，美资银行的存放款业务亦大幅缩减。截止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国币存款总额仅值美金25万元，而保险库中存款仅有500美金。[3]100整个1950年，8家外资银行存款余额共计人民币7376亿余元，美资银行中，美国商业储蓄银行存款余额55866 亿人民币，友邦银行存款余额107048亿人民币，两家合计占所有外资银行存款总额的218%。而8家外资银行放款总额人民币1971亿余元，美资银行仅友邦银行放款余额08亿元，占所有外资银行放款总额的04%。[33]140

四、歇业、清理

建国前后，美资银行对于在华继续经营渐趋消极。1949年7月23日，大通银行因未能如限缴验资本，天津市军管会下令该行停业。 《天津市军管会下令美资大通银行停业》，《进步日报》1949年第7期25日。12月12日，运通银行上海分行发出通告，奉上海军管会金融处批准，自动清理停业。《华懋商业及美商运通两银行停业清理》，《银行周报》1949年第33卷第50期，第31页。1950年4月19日，大通银行上海分行“因业务前途暗淡，呈托中国银行转递金融处请求停业”以上内容参考“大通国际商业银行职工关于资方奉总行电令停业在未奉准前先停止交通车已提抗议请备案的呈”（1950年5月18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B12823771。，仅留美籍行员托马斯（Julius JThomason）负责银行处理未尽事宜。[6]358月3日，该银行获准停业。1949年下半年，花旗银行陷入严重亏损。根据数据显示，花旗银行1949年下半年亏损30 18449美元。资料来源：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印：《外汇统计汇编初集》，（内部刊物），1950年版，第340341页。1950年5月，分行经理瑞德去世，花旗银行总行再未向上海分行输出款项，员工工资无以为继，[34]838月13日，该行申请停业，获得批准。依据于“花旗银行上海分行关于职工解散费争议一案与纽约总公司往来文电情况请考虑及指示的呈”（1950年11月），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B1282350108。12月23日，“留下英国人韩德（Harnden）及范仁才等20多人组成清理处”，负责善后事宜。[4]498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2月16日，美国国务院颁布命令，“冻结中国在美国各银行的存款及在第三国银行的美元存款，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28日，政务院颁行《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命令》，“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及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非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核准，不得转移和处理。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即行冻结”。《政务院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新华月报》1950年1月。30日起，上海市军管会军事管制美资企业115家，《上海市军管会已对美国在沪企业中的一百一十五个单位实行军事管制》，《新华社新闻稿》1951年1月，第21页。“并命令美国在沪一切财产存款应即造册呈报，非经核准不得以任何方式转移或处理”《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沪军管会作出五项决定》，《文汇报》1950年12月31日。。王伟才被委派为友邦银行和美国商业储蓄银行的军事管制专员，并告其经理负责人员应严格遵守军管会法令，切实具报并保护所有财产。《友邦银行等十四单位，昨分别由军管会管制》，《文汇报》1950年12月31日。1951年4月7日、9日，上海的美国商业储蓄银行、友邦银行先后获准停业。分别参见：《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关于美国商业银行上海分行准停业清理的函》（1951年4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为B128254063；《上海市工商局关于准予美资友邦银行歇业的通知》（1951年4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B128237735。至此，战后复业和增设的7家美资银行分行全部申请歇业。

1953年6月，中共召开第二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提出并完善关于清理整顿帝国主义在华经济残余势力的基本方针，对外资企业确立了“区别对待，稳步前进”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基本原则。[35]2688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外资银行清理形成初步意见，即“解放后外商银行的经济特权已完全被我摧垮，因而均要求结束，其中除少数银行对我尚有需要保留外，一般均可允其结束促其清理”。基于以上考量，“根据不同对象分别采取：促其结束；允许大部分歇业；争取保留少数三种方针”。对已歇业但未清理完成的美资银行，则采取“促其结束”的办法。在具体操作中，则“僵持在先进（我坚持先调款进来清理）或先出（美坚持先让人出去然后再调款进来清理）”，中方“始终坚持清理完毕后始准其负责人出境”。[36]2930但隨后的三年间，由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规则的限制，美资银行债务无法清偿，不能完成清理停闭工作。最后的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1956年，花旗银行的职员韩德最终离开中国，条件是该行付清了233万美元的停业税。[34]83而大通银行的托马斯则在滞留了5年后，才得以离开上海。[6]3536

五、结语

总体而言，19451956年间，是美资银行在华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段，其过程相当跌宕复杂，从最初的复业、独享繁荣、增设，到最终的自主歇业、军管、清理，其中折射的恰是战后美国在华复杂的商务关系走向，当然最终决定商务关系的是中美之间各自的政治考量。

抗战胜利之初，因中美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美资银行快速复业，并在外资银行中超越英资银行而一枝独秀。但好景不长，至1948年，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美、英、法等国“纷纷将可以移动的物资如轮船、普通商品、股票、证券、金银等大规模搬到香港、印度、美洲、南非等处”[37]202。美资银行采取消极保守的政策，不断收缩业务，并做好停业撤离的准备。

新中国建立后，在金融领域实行“大一统”的银行体制，逐渐取消商业信用，以商业和市场原则运行的商业银行最终失去生存土壤。随着国营银行日渐成长，华资私营银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逐渐实行公私合营，而外资银行的生存空间亦日益狭小。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对美国经济价值不大，美国在华私人投资较少，美中贸易在美国国际贸易中占比有限”[38]827，而且美国在华企业多为分支机构，关闭后仍可异地经营。相比较而言，对于将基地建在中国的英资企业，在华总分支机构关闭即意味着倒闭。由此，与英资等其他外资银行不同是，美资银行在从中国撤退的过程中，其一开始即目标明确，“美国人更关心撤离上海”。[39]60

朝鲜战争爆发后，英美法为主体的外资银行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应的，中国政府对待外资银行的政策也有所转变。由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冻结、劫夺海外资产，一方面外资银行失去了窗口和扩大内外交流的作用，另一方面英美法等国的外资银行也成为中国反西方冻结、劫夺海外资产的筹码。至1953年，局面日益明朗，新中国已明确决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关政策亦纷纷出台，外商在中国投资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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