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雪琴

“一个伟大之人将会被他的时代驱赶、压制、逼迫到最彻底的孤独中去！”茨威格哀泣尼采之言，契合了我此刻心境，是为题记！

王国维，这三个字，曾经只是求学生涯，考卷上频繁出现的一个考点，要考而已，牢记罢了。后来，因缘际会，读到他的《人间词话》，颇有豁然开朗之感。他说：“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他赞纳兰容若“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彼时，沉迷宋词的我，常有偶感，却失之语拙；心有会意，但无法言说。是先生的这部《人间词话》，精准到位的雅致评论，熨帖地抚平了我心头的感怀，无怪乎南开大学叶嘉莹先生评价说，“《人间词话》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返身观照，悠然心契！

王国维，这个饱读诗书的中国传统文化名人，他撰写的一万三千字的《红楼梦评论》，是红学史上谁都绕不开的一座里程碑。其本身亦是一位填词高手，他的诗词，清丽娟秀，哲学与美学交融并济。

孟子云：“颂其书，读其诗，不知其人可乎？”痴迷古典文学的我，既然注定绕不开这个“留着辫子，戴着白色棉布瓜皮小帽，穿长袍，勒一条粗布腰带的‘冬烘先生”（语言大师王力语），索性走近他，了解他。毕竟，连鲁迅先生亦云：“要谈国学，王国维才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甲骨四堂之一），又号永观，谥忠悫，汉族，浙江海宁人，国学大师，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作为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王国维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代表作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海宁王氏一个书香世家。

1886年，王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此处后成为王国维故居纪念馆。少年时代的王国维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

1892年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

1898年2月，王国维至上海任《时务报》书记。此举为其一生行事之始。

1900年底，由罗氏资助，东渡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习数理。是年撰《〈欧罗巴通史〉序》，译《势力不灭论》（The Theory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农事会要》。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四年有余。在罗振玉的帮助下，他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

1921年年初，马衡受北京大学委托，再次来书邀王国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为其所拒。

1922年年初，王国维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但没有接受酬金。

1923年春，当时溥仪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士、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著名人物，王国维虽布衣出身，以他的学识，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

1924年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2月，清华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在请示溥仪后就任，此后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

1925年9月14日，国学研究院普通演讲正式开始，王国维讲《古史新证》。

1925年10月15日，加授《尚书》课程。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布中国史学界。

早年的王国维，参加科第考试中途辄止，渐渐显露出鄙薄功名，唾弃利禄，重情多思的人生旨趣。他不喜八股文，对世人趋之若鹜的科举考试也不热心。他的朋友陈守谦在《王忠悫公哀挽录》中回忆：“君于学不沾沾于章句，尤不屑就时文绳墨，故癸巳大比，虽相携入闱，不终场而归，以是知君之无意科名也。”中年的王国维，追求新学，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不止如此，他平生学无专师，自辟户牖，成就卓越，贡献突出，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留下了广博精深的学术遗产。

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清朝灭亡后，世人随波逐流、紧跟时势，纷纷剪了辫子。唯独性情孤僻清冷的王国维，背后始终拖着一条不长不短的辫子。对于这根被人议论不休的辫子，王国维回答得极其玄妙：“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辫子无言，却能表达出某些意思来，在他身上，彰显的是个性，传达的是立场——坚守本真自我！一如屠格涅夫所说：“我不愿与我痛恨的东西呼吸同一种空气，不愿意与之为伍。”流俗滔滔，他不跟随，不屈从，甚至于无视。因为他和他的辫子这样尴尬的一个存在，有人将他与当时的遗老们相提并论，鄙视其冥顽不化、保守落伍。任凭众口铄金，他自顽固坚守，以不变应万变。

偶读史飞翔的《看！王国维》，一读唏嘘，再读更心悸——百尺无寸枝，一生自孤直！文中谈及静安先生“外形冬烘、不擅交际、不谙俗务、沉湎书海”等几件小事，字里行间一个迂腐讷言、呆板拘泥的书生形象呼之欲出。先生心有沉疴，拧巴得可爱，迂腐得可笑，却又任性、随性、率性得可惜、可嘆、可敬！

子曰：“刚毅木讷近乎仁。”过于洁净刚硬的静安先生，特立独行背后彰显的是独一无二的才华，成就了一种独特奇妙的生命典型。一片深情冷处浓，他一腔书生意气，独独缺乏场面功夫。这个有着文化高度、灵魂深度、学识广度的书生，唯独社交少了一抹温度。他离生活很远，离灵魂很近。不擅应酬，不通时事，终其一生埋首故纸堆，他的屋子里除了书，什么也没有。不擅审时度势，不通人情往来，沉静迂执的他，满腹学问，却也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是世俗生活里的边缘人物，不招人待见，亦不待见他人。就是这样一位“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冬烘先生”，却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潜心向学，在短短的二十余年里， 在多个学科领域取得了一流的成就，一举奠定了中国学术的基石，成为中国乃至东亚顶级的学术大师。

王国维说年轻人在积淀足够之前不要写作，而现今世人鼓吹响彻云霄的“成名要趁早”的高调，造就了杂乱不堪、参差不齐的出书市场，甚至于小小孩童著书、出书的比比皆是。至于那“书”，著得怎么样呢？大多不过是追名逐利完，堆在仓库里罢了！现今社会，“教育大跃进”甚嚣尘上。一些民间谚语尖酸刻薄却一针见血，说什么“博导博导，一驳就倒”；论什么“活该拍砖的专家”“专家的话你也信”……从下至上，潜心向学、殚精竭虑的为师者屈指可数，紧跟时代发展、经济发展的“弄潮儿”却如恒河沙数。师者尚如此缺了底气，少了静气，没了勇气，只余浮夸气，奢望门下弟子能狠下苦功，全心全意做学问？无异于缘木求鱼！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要求学生做到“六不”——不放言高论、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先生的这“六不”，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是，浮躁功利的教育，浮夸肤浅的世风，直教人感叹风骨不再、学术不再！学术论坛，百家讲坛，瞧着气派，听着热闹，但纰漏百出让人心塞，硬伤累累令人心悸。毫不功利、呕心沥血埋首研究的学者真的不多了。墙头草，看风向，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乃至失去基本的正义品性，一切向“钱”看的倒是多了。功利社会的虚与委蛇，名利浮沉的锱铢必较，教育市场化、学术经济化，导致“我们培养了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教授语）。他们进退自如，他们圆融自保，他们收放皆宜，长袖善舞，却丧失了独特的生命感知力、执著的学术探究力、虔诚的文化感染力以及坚定的信仰执行力。静安先生那被用熟用烂的“人生三大境界”，只活跃在他们的唇齿间，未践行于实践中，可他们依然大肆贩卖“成功学”鸡汤，因为，“大部分的人对于所谓的成功，只有两个标准，小时候的分数和长大后的钱数。”（朱德庸语）所以，才有教授义正词严的叫嚣：“没有四千万别来见我，也别说是我的学生！”

风云剧变间，向先生那个时代凝眸——或有学高身正，为人师表的泱泱风范；或有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铮铮风骨；或怀沉潜勤勉，风光霁月的谦谦风度……治学的态度，坚定的信仰，育人的纯粹，桩桩件件，都成了一个时代的绝响。回首怅望，长歌当哭！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1927年初夏，阴历五月初三。王国维，这个骨子里彻头彻尾的书生，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绕着昆明湖兜了几圈，抽了根烟，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了昆明湖。

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

噩耗传来，举国震惊！

悲慟。困惑。不解。寥寥数言，却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桩谜案。

诸多猜测，莫衷一是。

治学上，他有丰沛的静气；面对死，他有充足的勇气。悲剧性格，孤洁秉性，不肯退而求其次，不懂卖笑奉承和插科打诨，不善于缓解理想和现实的紧张关系，这个特别的人，终究走不了寻常路，求死，亦镇定自若、从容不迫得很！

不合时宜，是他的硬伤，亦是千古书生命途多舛之症结。或许，就是他这点刻板的个性，这份固执的性情，这方突兀的棱角，这根刚烈的风骨才为民国群星璀璨的天空，涂抹了至为独特的异彩，与乖巧顺从、圆滑中庸、讨好卖乖的精神侏儒们方能形成鲜明的对比。

斯人既已逝，对于昆明湖上氤氲着的这个“斯芬克斯之谜”，我觉得最好的态度是沉默。毕竟，没有走过他那段艰难的心路历程，就无法深味其内心难言沉郁的苦楚。

可是，脑海里依旧不断浮现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将“黛玉之死”归结为“无罪之罪”的“共同犯罪”之论述。灾难深重的民国岁月，颠沛流离的苍凉人生，金石之交的反目决裂，至亲离世的怆心之痛……会不会是这些冷酷、残酷的流俗累加，摧毁了他？先生的自沉，何尝不是时世“无罪之罪的共同犯罪”？何尝不是那个时代悲剧中的至大悲剧？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语）他有做他自己的自由，亦有做他自己的勇气。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透过他的悲观，遇见美的情怀，看见国学文化之雍容。不迎合大众，不随波逐流，清坚决绝的老牌理想主义者，静安先生，这个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他“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梁启超赞誉）。

只是，静安先生呐，你那义无反顾地纵身一跃，让我想起，两千年前，汨罗江畔孤独郁闷、徘徊良久的屈原，万古苍凉，只余一死……你出生在钱塘江畔，魂归于昆明湖底，上善若水，水有愁，水自哀，水愿意载你，“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为其拟定的碑文）。

大师已去，光泽永存，“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郭沫若语）

（作者单位：广东中山三乡镇纪中三鑫双语学校）

责任编辑 黄佳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