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锡贵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斋。因晚年隐居石船山下并自称“船山老人”，被尊称为“船山先生”，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巨人。

清嘉道之际的经实派领袖陶澍称赞王夫之是“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近代中国著名洋务思想家郭嵩焘称其为“明清两代一先生”；著名维新志士谭嗣同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不太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非常杰出的思想家，与名城长沙也有着深厚的渊源，并将部分遗著托存于长沙千寿寺。

千寿寺，在长沙小吴门内文运街左，建于明朝，后毁。清初，惟印禅师募修，供法华塔，后又有奉按察司李荣宗加以重建。今已不存。惟印生卒年不详，明代遗臣，曾为湖北沔阳州官，明亡出家，结茅南岳罗汉台，后为长沙万福、千寿两寺主僧。为人恪守戒律，萧然物外，不屑名闻利养。

王夫之的部分遗著为何要托存于长沙千寿寺？盖因其与该寺住持惟印为彼此欣赏、倾心相交的挚友。王夫之一生结交佛门僧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惟印，对王船山影响最大的也是惟印。

两人的交往，可追溯到惟印结茅罗汉台时，王船山曾往访，又晤之于长沙紫薇堂燕山公署，并作《与惟印大师书》记其事。该信末署时间为“丙辰初冬”，正好是王夫之最后一次到长沙的那一年。信中对惟印大师在清朝入主中原后，坚守民族气节，甚是感佩，以惟印为知己。惟印“以弈为游戏”，王夫之认为惟印游戏之中亦充满禅机，而自己也与惟印一样，同为“最上国手”。两人有着相同的遗民身份，又都不入新朝为官，能保持士大夫气节，故二人关系甚密。

王夫之最后一次到长沙，似应是寓居惟印任住持的千寿寺，并将所著书付寺僧保存，积聚有两橱之多。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卷十五“释惟印”条称：“寺中藏有先生本书横幅赠惟印者，中叙与惟印相见于南岳，去今已三十一年，末署丙辰。盖是年先生避逆之难，再至长沙，与之橱晤也。”

清咸丰年间，太平军围攻长沙曾达81天之久，城内外交通一度断绝，千寿寺僧“劈橱作薪”，所存王夫之手稿有所毁损。罗正钧在前书中还曾提到，惟僧云：“寺中向藏有先生遗书二橱，咸丰中兵乱，毁于火。”

藏书量仅次于叶德辉的近代湖南著名藏书家、湘乡人王礼培在《小招隐馆后甲子诗编》卷九中也说：“船山先生客长沙，寓居千寿寺，著书即付寺僧，积两橱，多用旧册纸背楷书写之。咸丰间粤寇围城，劈橱作薪，书亦随烬，仅存诗稿长卷，邓湘皋、王湘绮、王葵园（王先谦）诸老都有题咏。”

据此可知，清咸丰初太平军围攻长沙时，寺内家什被劈作柴火来烧茶煮饭，船山存此遗著散失不少，但所幸《诗稿》长卷尚保存完好。

清光绪年间，千寿寺有问石、敬虚等为住持，与当时名流如易顺鼎、邓显鹤、王闿运、王先谦交往密切。敬虚喜欢下围棋，十分好客。王先谦弟子黄俊（字黄山）在《弈人传》卷十四中回忆：“俊尝与熊廷钧迪鲁、吴宗实盂笃两先生，及同年周绍、邵寿梅诸人，手谈寺中。”此时，王夫之《诗稿》长卷仍在寺中，他们“每见此书，置之案头，弈罢余闲，辄取之反复展玩”。

清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发生，长沙首先响应，历史鼎革再次来临。王礼培在前面提到的那本书中说，有“乱人乘周震鳞有尽毁寺观及先正祠堂功臣庙食之事，袭据寺产。僧镜虚求余助，余谓先臣木主在三公祠，已为震鳞所毀，遑念其他，因相持太息。诗卷亦为长沙某孝廉攫去”。

王礼培后“偶过此地，新宅栉比，步吟一首”，诗云：“寺废人亡三百秋，老僧何事更回头。遗书纸背千行字，说与人间费十年。”

据此可知，光绪年间尚保存于千寿寺的王船山楷书《诗稿》长卷，在辛亥鼎革时散失。《弈人传》亦称：“民国初元，收寺归公，敬虚被逐，而此卷不知流落何所矣。”敬虚即前文提到的镜虚。王夫之在长沙的著作手稿损毁遗失，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